另一组数据是，2014年人民币存款增加9.48万亿元，余额为113.86万亿元，尽管同比少增3.08万亿元，但存款余额依然处于历史高位。
居民储蓄率二十年不变
国民储蓄的来源有三部分，包括居民、企业和政府储蓄。一般而言，居民储蓄为首，之后是企业与政府储蓄，不过，中国的储蓄结构却刚好相反。
专家指出，企业储蓄率高暴露出在一次收入分配中，企业回报多，劳动者回报少，加剧了所得分配与经济结构失衡。而当劳动者收入增速明显低于企业收入增速时，居民的消费倾向则会降低。当有限的收入在消费倾向降低之后，是否转为投资？现实情况告诉我们，受制于有限的投资渠道，居民投资意愿普遍偏低，不得不转向储蓄。
释放需求，中部最受益
中国改革开放后逾30年，中国大陆国民储蓄率维持高位已成为一大经济现象和难题。在大多数先进国家发展经验中，随着经济发展与所得改善，虽也会进一步提高储蓄率，但中国大陆国民储蓄率远高于先进国家水平，也高于同样受到传统文化思想熏陶的亚洲高储蓄经济体。
“宏观审视，居民储蓄受到国民所得分配恶化及养老医疗社保支出不足的制约;微观角度，国民储蓄行为受到家庭年龄结构、收入城乡养老及医疗社保差异的制约。”郑汉亮指出，中国大陆居民储蓄行为除受家庭人口结构、年龄及所得等常见因素影响外，很大一部份源于中国大陆医疗及养老社会保险制度不完善。中国大陆社会保险以全国范畴为实施，但是却是以城乡二元作区隔，社会保险在城镇与农村之间产生差别待遇，且保障水平不足，面对2008年后教育、养老及医疗费用上升的居民也只能提高储蓄率应对未来所需。
郑汉亮认为，从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经验来看，转移支付对降低收入不平等，减少贫困有明显的作用，以美国为例，在进行未转移支付之前，基尼系数是0.51，但在所得重新转以后，基尼系数降至0.39。基尼系数的缩小，对改善国民分配效果显著。
“总的来看，伴随城乡一体化进程的推进与社会保障投入的增加，居民储蓄未来将下降，释放出多余的消费力。”郑汉亮说，这种消费力释放对于实体经济而言将产生一系列重要的影响。根据郑汉亮的研究，由于中部地区处在产业梯度居中的位置，承接沿海的产业梯度转移，加上政策扶持，部分产业成长规模超过东部沿海地区，整体成长率也高于东部沿海，中部地区在“居民储蓄转消费力”的地位将越来越突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