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因其高效、便捷、中立、专业等优势，被认为是化解医疗纠纷的有效途径并得到大力推广与发展。但其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发展过程中的政府主导模式使其面临中立性的疑问，纠纷解决能力仍有待提高，如何能与医疗责任险有效结合仍需继续探讨。未来，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应转变为官方推动、社会自治型的纠纷解决组织，着力提高其纠纷解决能力，加强中立性、公正性和权威性，在人员配置、调解程序和技术方法等制度要素上予以大力完善。
关键词：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发展
一、我国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制度概述
我国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发展经历的阶段主要包括：
3.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的社会化运作。除公共财政支持的人民调解组织，也有地方对自治性更强的营利中介服务模式进行了探索。2003年出现的南京民康健康管理咨询是首家专业从事医疗纠纷调解的营利性咨询机构，2004年的天津市金必达医疗事务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也属此类。这类机构的优势是收费服务解决了早期医疗纠纷人民调解财政支持不足的问题，其专业的服务态度和程序使调解的服务质量有一定的保障。但主要问题是权威性难以得到认可，案源匮乏导致资金不足。如民康公司运营的第一年接案数近 200 件，但2006年民康公司基本处于兼业状态，成为母公司的一个业务单位，只接受偶尔的上门医疗咨询服务，其他业务基本停顿[3]。
二、我国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存在的问题
应当看到，目前我国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制度取得了很大的成绩。除高效、便捷、低廉等效率上的功能之外，更主要的是，人民调解固有的情、理、法相结合的特征有利于医患关系的修复，进而从源头解决医患关系紧张问题。同时，人民调解作为一种利益独立的第三方纠纷解决方式，其比卫生行政调解和处理更具中立性；医学专家以调解人员身份的介入可以弥补医疗诉讼中裁判者医学知识不足、单纯依赖鉴定的缺陷；人民调解独具的经济性、亲切性、保密性等特征使纠纷处理更可行、更有效。但这并不意味着该制度已臻完美，笔者认为，当前我国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面临的问题主要包括：
1.人民调解机制的政府主导型使其中立性仍存疑问。目前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的发展主要是政府主导型，即调解组织的运行更多依赖政府的推动和支持。这一方面有利于集中各项资源推动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的开展，形成灵活多变的组织网络体系，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中立性上的先天质疑。无论是依附于司法行政部门，还是由与政府机构关系密切的医学会等行业协会主导，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很难摆脱政府意志参与的尴尬境地。有学者敏锐地观察到，医疗纠纷人民调解中的“被调解”现象严重：“只要患方提出调解要求，委员就会可能对医方施加压力，阻止其通过医疗鉴定途径确定医疗责任，要求其直接协商给予患者赔偿，由此使医方陷入‘被调解’的无奈境地。此外，委员会对于医疗纠纷强烈的调和意愿以及对患方所谓弱势群体的考量，在调解中容易表现出对患方的倾向性，从而使医院受到不公平的对待。”[4]之所以如此，恐怕也是因为调解中隐含了政府化解纠纷、维护社会稳定的政治意愿。同时，政府主导还可能带来的问题包括经费支持的地区不平衡、政策调整引发的调解组织建设不稳定等。
三、我国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的发展思路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的未来发展应以“三结合”的理念为基础：即官方推动与社会自治相结合、专业裁断与拉情说理相结合、复兴传统与现代理念相结合。在此基础上，应对如下思路予以重视：
1.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的发展模式转变。有效运行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应定位为官方推动、社会自治型的机制。“官方推动”是由官方牵头、整合力量和资源建立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组织，社会自治是指在人民调解组织成立之后，应以自治的方式运行，包括成为独立的事业团体，自行安排、挑选、聘任人员，以“政府购买服务”为主要经费筹措方式，不受政府行政部门过多干涉。政府仅对其进行原则上的指导和方针指引，对其解纷能力进行适当评估，以判断其服务能力。这一机制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目前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组织应当采取专业化单一组织形式，主要理由是单一化组织有利于减少自治管理方面的管理成本，提供现实更需要和更集中的服务以吸引政府购买。模式转变既没有改变人民调解的权威性，又加强了其中立性和灵活性，适宜医疗纠纷调解的进行。
2.应以加强解纷能力作为未来建设的重点。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维持较强的解纷能力的关键在于有效激励，包括对调解人员和调解组织的激励，以及纠纷当事人利用人民调解机制的激励。因此，关于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组织的工作规范和章程应集中于促进调解人员和调解机构的积极性，而不是对之进行过多的约束和限制，这是一个方向性误区；人民调解应尽可能保持强大的解纷能力、低廉的解纷成本和公正性，才能吸引当事人利用的积极性；目前与责任保险的结合是增强解纷能力的有效途径，但应当采用符合纠纷解决规律的结合方式，责任保险仅在纠纷妥善解决之后进行理赔时使用，改善目前存在的保险人员过深介入调解的现状，如过多的投票权，改善无保险即无赔偿的不合理状况；医疗责任保险的方式可以更加灵活，除商业保险外，医疗机构之间的互助保险、医师个人保险等均可成为投保方式，以便于增强人民调解的纠纷解决能力。
3.完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的具体制度。应从制度上加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的权威、公正和终结能力，具体包括：第一，人员配置。基于医疗纠纷的专业属性，专业人员的介入是调解机制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其中立性也是调解公正的重要保障。目前以离退休医学人员为主要专业人员的形式仅为权益之计，未来应对专业人员的聘任进行程序化的严格遴选，逐步令其专职化，以保证其中立性。在专职化无法实现的情况下，参照仲裁庭的形成，在无法达成合意的情形下，由双方各自聘请医学专家1名，调解组织在当事人双方合意聘请1名医学专家。无特殊需要时，目前运行中其他人士的介入（如媒体人员、行政机关人员）等实无必要。第二，调解程序。程序化是沟通调解与法制建构的重要手段，也是人民调解兼具传统和现代纠纷解决方式的重要结构物。医疗纠纷的人民调解可以借鉴香港调解中心、台湾医事审议委员会等调解组织的程序化设置，从申请、受理、人员回避、调解基本程序进程等方面进一步规范化。第三，技术方法。调解技术应体现专业性和情理性的结合，但与普通人民调解不同的是，专业性应高于情理性。同时对涉及医疗暴力的案件保持警惕，设置一定的阻隔机制，使其不进入调解中，更有利于贯彻打击医疗暴力的国家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