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民事调解是在审判人员主持下， 双方当事人就民事争议通过自愿协商， 达成协议以解决纠纷的诉讼活动。它是我国民事诉讼中最具中国特色的一项制度， 经历了从建国后的过热到1990年以后趋于淡化，再至进入21世纪以来重新兴起的历程。
重兴调解并非是对传统调解的回归，而是基于私法自治、可持续发展、程序效益，解决纠纷机制的多元化等现代司法理念对调解制度否定之否定的重构。本文拟对调解在民事审判中的地位演变和现存问题做简要分析，并探讨法院调解制度的完善途径。
一、调解在民事审判中的地位演变 我国的诉讼调解制度具有深厚的文化传统和积淀，其在计划经济时代作为民事诉讼中的一种主要审判方式，为解决民事纠纷发挥过重要作用。随着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深化，我国民事审判方式从举证责任入手，逐步向程序的正规化和当事人主义的目标渐进，调解制度一度经历了从“调解为主”到“着重调解”再到“根据自愿合法的原则调解”的立法淡化过程。
然而在这个从调解型审判模式向判决型审判模式过渡过程中，诉讼的激增和程序的日趋复杂化使不能随之同步适应的司法资源不堪重负，而现代诉讼中迟延、高成本等固有的弊端也降低了司法在民众中的威信，加之民众基于传统道德、伦理而形成的价值取向与通过强调程序正义的诉讼得到的判决结果严重脱节，诸如此类的因素使法院大量的判决得不到当事人的理解，其不但没有平息社会纠纷，反而加剧和扩大了社会关系的对抗性和紧张性。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对民事审判方式改革进行反思，重新重视调解，提倡当事人的和解，并于2009年出台《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
二、民事调解制度的现存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重新重视调解并出台《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然而目前法院仍然实行调审合一的传统模式，许多法官仍然存在将调解视为法院的职权和与审判并行的结案方式而非当事人自治解决纠纷的传统司法理念，以拖压调、以判压调、以诱促调、以骗促调的现象仍未得到真正有效的抑制。调解制度的诸多弊端依然存在。
1、民事调解制度的让步息诉与当事人权利保护的矛盾 这是一个实践中常见的案例，某甲借给某乙一万元，因某乙有钱就是不还，诉至法院。双方同意调解，但某乙只同意还一千元，经法院做工作同意还五千元。
这时，法院以被告已让步为由做原告工作。原告起初要求本息一万零八百全部还清，但经过法官不懈的工作，就把八百元利息放弃了。
之后，法院又做被告工作，被告又作让步，同意还款八千元。法官又过来要求原告让步，最后以还款九千元调解此案。
一般认为，调解中的让步是双方的。深入分析就会发现民事诉讼中的调解不同于商务谈判，在商务谈判中，没有预先设定的正误标准和客观的参照物；而诉讼中的调解有判决作为其参照物，判决结果预先设定了特定案件的正确处理的标准，衡量在调解协议中是否双方当事人都做出了让步要与依法判决形成的判决结果加以对照。
而一旦以判决为标准来检验民事诉讼中的调解就不难发现让步大多数是单方的。调解的成功往往是以权利人放弃部分权利为代价的，所以，即使是调解中的让步都是当事人自愿做出的，也仍然存在着对权利保护不足的问题。
可以说，偏重调解与强化民事权利的保护是一种逆向关系，法院越是注重调解解决民事纠纷，就越偏离民事诉讼法确定的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的目标。这正如徐国栋先生所言，“调解的本质特征即在于当事人部分的放弃自己的合法权利，这种解决方式违背了权利受国家强制力保护的利益的本质，调解的结果虽然使争议解决，但付出的代价却是牺牲当事人的合法权利，这就违背了法制的一般要求。
” 从调解的角度而言，牺牲部分权利换取和睦关系的恢复是合理和值得的。但是我国的民事调解毕竟是诉讼中的调解，从诉讼法的角度而言，这种做法的合理性就存在较大的疑问。
在社会高速发展的今天，恢复和睦关系肯定不是现行民事审判的首要任务，弱化权利保护也肯定不符合国家设立民事诉讼制度的本意。
2、严格依法解决纠纷与适用法律的随意性和流动性的矛盾 我国的民事调解是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的一种方式，因此，民事调解的运用必须服从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保护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保证人民法院查明事实、分清是非、正确适用法律、及时审理民事案件、确认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制裁民事违法行为，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维护社会秩序、经济秩序，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顺利进行”的民事诉讼任务。这就意味着民事调解同样应当严格依法进行。
但是，另一方面，民事调解又是双方当事人在法院的主持下通过协商解决纠纷，协商过程中法院和当事人虽然也都要援引特定的法律法规，但是经过协商达成的调解协议往往是当事人妥协让步的结果，与法院严格依法做出的判决结果总是存在或多或少的差异。此时，民事调解在合法性问题上不得不发生分裂，出现严格依法解决纠纷与适用“法律的随意性和流动性”的矛盾。
《人民法院报》曾刊载过浙江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孙笑侠在《法官是怎样思考的》一文中所举的一个案例：两个老太太为了一只母鸡的所有权而诉诸法院，审判该案的法官考虑到两个老太太为了一只母鸡纠缠了这么久，费了那么多心血，觉得太可怜，于是在一次上班途中经过菜市场时灵机一动，买了一只母鸡送给原告，最后结了这个案件。这个案例可以看出，调解与判决存在显著的差异，如果说判决要求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具有严格的合法性的话，调解则只是要求相当宽松的合法性。
这导致了法官在民事调解中所受的法律约束也相对判决软化。而调解制度中法律对法官约束的软化，助长了我国司法实践过程中的司法不公、司法腐败等不正之风。
3、民事调解在司法实践中对自愿原则的背离 在我国的民事调解制度中，法官作为调解人，要帮助当事人澄清事实，解释法律、法规，对当事人进行疏导，解决矛盾，消除分歧，促使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另一方面，法官又是诉讼中的审判人员，他可以认定或否认当事人主张的事实，支持或反对当事人提出的诉讼主张。
这种身份上的竞合，使得调解人具有潜在的强制力。 调解相对判决而言，法官几乎没有风险：判决一经做出，可能引起上诉、申诉，有被改判、发回重审甚至被错案追究的风险；而调解则可以回避判决的困难，只要当事人达成协议，一切问题便迎刃而解，调解结束后，当事人不得就该案提起上诉和再行起诉。
正是由于对调解和判决的选择背后潜藏着法官自身的利益，因此，只要把调解和判决共同作为法院行使审判权的方式并使二者同时居于民事诉讼程序中，法官基于趋利避害的选择必然偏重调解。法官身份上的竞合，在主持调解过程中必将有意或无意的摆出审判人员的身份进行调解，或明或暗的强制就会在调解中占主要的地位，在潜在强制力的作用下，当事人的自愿原则也必将扭曲、变形。
三、民事调解制度完善途径的构想 调解与审判各有不同的程序价值和目的功能，其作为一种高效率、低成本的纠纷解决方式，具有审判所不可替代的功能，调解在改革中地位的冷热反复也说明了调解制度是不可废弃的。但我国传统调解模式的诸多弊端已严重地阻碍了我国的司法进程，究其症结所在，主要是调解与审判在主体上的竞合和程序上的混同所致，因此在重构我国调解制度时，首先确立调审分离的立法指导思想，即将调解与判决这两种浑然不同的解决纠纷机制按照其特点分别加以规定，绝对禁止调解法官与审判法官在双重身份上的竞合，最大程度地限制“恣意”，最大程度地接近“合意”和合法。
而且为避免案件在调解法官和审判法官之间来回移动，造成诉讼资源的浪费，应严格限制调解适用的时间，开庭审理后，则可以用诉讼和解制度加以弥补，因为调解多多少少还带有职权主义的色彩，而和解则更强调当事人的自行合意。 调解体现了和合性的诉讼文化，而判决则更多地反映了对抗性的诉讼文化，两者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异，而我国民诉法中规定的调解原则与判决的要求几无差别，因此有必要确立法院调解的基本原则，修正对基本原则的理解，以求法院调解得到进一步的发挥。
1、自愿原则：调解解决的正当性并非来源于方案严格基于法律而形成，而是来源于当事人双方对解决方案的认同。自愿原则反映了法院调解的本质属性，对法院调解活动具有指导作用，处于核心地位。
调解设立的目的以及柔性程序的性质决定调解是一种合意解决方式，选择调解还是判决，能否达成协议以及达成何种协议，都取决于当事人的意愿，调解者归根到底只是处于中立第三方。
2、合法原则：依据私法神圣、意思自治原则，基于合意而终结诉讼的调解程序，其着眼点在于当事人的处分权，其柔性程序的性质决定了在适用法律上应能够体现随机应变地根据案情的个性和实际情况来进行调整，以达到灵活机动的处理纠纷的功能。与此相反，判决强调的则是法律适用的统一和稳定。
因此，对合法性应当从最宽松的意义上去理解，只要协议内容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不损害他人及社会公共利益，均应视为合法。
3、不公开原则：判决是强制性的解决纠纷方式，因此要求审判必须遵循严格的程序规则，一般案件都应公开审理，应经过对抗以判定事实。而调解与此不同，调解更注重和合，因此更需要和谐气氛，试想如在庄严的法庭上公开唇枪舌箭后，当事人还有多少可能达成一个互谅互让的协议？另外，随着公民权利意识的苏醒，纠纷的当事人也更希望纠纷在不公开的方式下得到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