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冷清的公司会议室，因《当代工人》记者地到来而热闹起来。重聚让职工们百感交加，也让吴博军等工会干部回想起热腾腾的往日时光。陈常树和刘建波是最能讲的两位，也是这群人困境的代表。他们即将退出职业舞台，老有所养、病有所医，成了他们迫切而又唯一的要求。
公司与我，都舍不得
1985年，为了响应市政府“大集体单位优先解决待业青年就业问题”的号召，多种经营公司面向社会招聘了800多名城市户口的青年。“像我这样学历不高，又不符合全民接班条件的人，如果没有大集体，那就得沦为盲流。”陈常树是阜新出生的煤二代，初中毕业后就在社会闲散，公司西部煤矿井工是他的第一份工作，但初始，他对工作并不满意。
西部煤矿是阜新矿区少有的井下作业区，由于地质结构松软，井下事故时有发生。“‘三块石头夹块肉’，不是万不得已，这活儿没人肯干。”陈常树说，公司都是开采全民企业放弃的矿区，除了待业青年，矿区有30%是刑满释放人员，大多是社会上的不稳定分子，挑事群殴是家常便饭。
为了安稳人心，提高职工主人翁意识，公司党委、工会使尽浑身解数，安全生产培训、技能学习、文娱活动、相亲大会……“周周都有新花样，工友们参加活动的热情特别高，连放假的工友都回矿上来参加。”回归集体生活的陈常树开始找到职场的快乐，更重要的是，兜里的票子越来越多了。
随着中国工业发展进入高速期，对能源的需求越来越大，多种经营公司的效益也越来越好，“西部煤矿是公司效益最好的部门，普通作业人员每个月能赚40元钱，像我们这样的井工，月薪能达到120元钱，那是1980年代，在阜新算响当当的高薪一族。除此之外，还有保健面、保健油、医疗体检补助……”生活好了，陈常树的心也踏实了。
工作后的第三年，陈常树经人介绍娶了郊县来阜打工的妻子，当时妻子家就是相中他勤快、单位效益好，将来能过上好日子。“婚礼是党委和工会帮着筹办的，公司领导和工友来了近百人。”陈常树说，那是他最荣耀的时候。
陈常树在多种经营公司一干就是30年，之后煤炭企业发展起起伏伏，但西部矿区的效益仍是单位最好的，“一直到去年停产前，我的工资、保险等各项费用都不差，可以说企业没亏欠过我。”按照国家《劳人护[1985]6号规定》，陈常树这样的特繁工人可在55岁退休，距离年限仅剩两年，可他“光荣退休”的梦想却很难实现了。
多种经营公司停产后，职工们陷入深度焦虑，上访不断。有人曾提出“卧轨示威”之类的极端举动，他坚决不干。“闹解决不了问题，公司对我有情有义，我不想被扣上‘闹事’的帽子。我从这里开始，唯一的愿望是在这里结束。除了单位，我们还能指靠谁？”陈常树说，多种经营公司成立时的企训是“艰苦创业，自力更生”，后来改成“我与企业共存亡”，企业对他就像是亲人，他舍不得，也离不开。
50岁啃老，心里难受啊
多种经营公司员工有6300多人，但是像陈常树这样，按月缴社保金的还不到1/10，公司一直执行退休前一并补齐保险的方案，即便是单位效益最好的时候，这一做法仍无变化。事实上，10年前煤炭资源转型战略就已出台，但传统发展模式的巨大惯性与“黄金10年”的相契，拖延了转型的步履。当整个中国走上新的结构调整、产业升级之路时，形势急转之下，企业终于被动刹车，大部分职工面临退休，而“缓缴”费用已积累到了8位数之巨了。
刘建波现在最担心的是养老和医疗保险，这两项加起来一年要缴6000多元，他和妻子都在公司工作，如果双下岗，他们一年的保险费支出就是1.3万元。况且，他们还要补齐10年的量，才能在退休时享受市区医疗和养老待遇。
刘建波在多种经营公司营运大队工作，公司停产后，48岁的他只能靠做力工维持生计。“以前攒钱是为了将来给孩子娶媳妇。而现在，我们不得不把这笔钱贴补家用了。”不只是多种经营公司这一家公司，阜新矿区的大面积停产，让大批劳动力涌入市场，社会工资被一下拉低两成，“一年前，当夜班保安的月工资是1500元，今年只有1300元，还嫌岁数大。”50年的矿区生活，让大批技能单一的阜新人，除了与煤为伴，几乎失去了其他劳动能力。
生计所迫，刘建波夫妻只能接受父母的接济，“没想到，人到50却当上啃老族。”刘建波的父母虽年近八旬，但都是全民的老员工，退休金加起来每个月有5000多元，是刘建波夫妻的5倍。“儿子的学费和生活费都是他爷爷奶奶给出，去年春节，还给我们家5000元钱过年。”刘建波对父母有感激，更多的是愧疚。虽然和父母住的很近，但他们很少来父母家吃饭，是怕其他兄弟姐妹戳脊梁骨，“爸妈有5个子女，都是多种经营公司的员工，每家的境遇都差不多，唯一的差别是其他人家的孩子已经自食其力，我家孩子还在念书。”
刘建波的儿子在渤海船舶职业学院学船舶机械专业，今年大三，7月就要开始实习。虽然去小船厂可以多赚些钱，但刘建波仍支持儿子去渤海造船厂这样的大企业多学些本事。“我希望儿子能把更多的时间用在学习上，别像我这个老爸，一辈子只能做苦力。”对于父母的窘境，儿子很淡定，因为对这座城市、对这座大坑，他没有一点留恋。如今，他唯一的期待是毕业后留在葫芦岛工作，并把父母接过去，彻底离开这座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