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从南平市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现状，对如何提高城乡居民消费水平作初步探讨。 论文关键词：消费水平；内需；南平市 1 南平市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现状 1.1 人均居民消费水平还不高 2007年南平市居民人均消费水平6124元，比全省平均消费水平8772元低2648元，低于全省水平30.2个百分点。
其中，农业居民消费水平5483元，比全省平均消费水平4808元高675元，高于全省水平14.0个百分点。非农业居民消费水平6872元，比全省平均消费水平13006元低6134元，低于全省水平47.2个百分点。
1.2 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逐年下降 从南平市情况看，经济增长主要靠消费和投资的拉动（净流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小，本文中不考虑此因素）。在上世纪九十二年代初，南平市经济增长一直是消费主导型，平均消费率为60.1%，1991年-1995年平均消费率59.1%。
随着近年来投资的强劲增长，投资需求逐步增大。2000年至2007年的平均消费率为55.5%，然而2007年的消费率则下降为48.7%，投资率达50.8%，消费率首次低于投资率。
1.3 平均消费倾向呈现下降态势 平均消费倾向反映居民新增购买力的投向，根据凯恩斯的消费理论，一个人的收入越高，消费在其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越小，即平均消费倾向越来越低。我们把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定义为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与人均收入的比值。
随着南平市居民收入的不断提高，居民的生活消费支出占居民收入的比值越来越低。2000年农民的消费倾向78.89%，收支顺差仅为577.34元，城镇居民的消费倾向76.97%，收支顺差仅为1449元，而到2007年农民的消费倾向70.69%，收支顺差为1483元，城镇居民的消费倾向66.07%，收支顺差扩大到4466元。
1.4 收入与消费倾向成逆向变化，使居民购买力实现程度下降 据对近几年城镇居民支出与可支配收入的分析结果表明，收入越高，消费倾向越低；收入越低，则消费倾向越高。２００7年城镇最低收入居民消费倾向为0.9432，低收入为0.8103，中下收入为0.7489，中等收入为0.8529，中上等收入为0.6457，高收入为0.7097，最高收入为0.4555，最低收入与最高收入居民的消费倾向相差48.77个百分点。
对比重占20％的高收入群体来说，有购买力但购买意愿不强。具有较高边际消费倾向的低收入阶层缺乏购买力的支持，而高收入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又较低，结果导致消费不足。
1.5 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放慢，导致居民消费增速不快 改革开放以来，南平市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为居民收入提高奠定了基础，总体上保持了协调增长态势，但居民收入的增幅相对慢于经济发展速度，明显低于国民生产总值的速度。 2 影响居民生活消费增长的因素分析 2.1 收入不平衡性对居民生活消费需求的影响 2.1.1 居民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 居民收入在总体水平得到提高的同时，其内部分配差异也呈逐步拉大之势。
当前社会财富的拥有呈倒“金字塔”结构，处于塔顶的群体拥有社会财富远远大于处于塔底群体拥有的社会财富，2007年20%农村居民高收入户纯收入占全部纯收入的34%，20%低收入户纯收入占全部纯收入的9%；10%城镇居民最高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占全部可支配收入的18%，10%城镇居民最低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占全部可支配收入的4%。这种社会财富向高收入户集中的趋势是不利于消费需求的增长的。
高收入户的消费需求基本已得到满足，消费欲望不高，且高收入不是很稳定，也不敢多消费。据分组资料表明，高收入户的消费倾向明显低于低收入户，20%的农村居民高收入户平均消费倾向55.47%，而20%低收入户平均消费倾向119.14%，收入全部用于生活消费；10%城镇居民最高收入户平均消费倾向70.97%，而10%城镇居民低收入户平均消费倾向94.32%，收入基本用于生活消费。
2.1.2 城乡收入差异性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农村居民生活消费增长 近几年城乡居民收入与消费差距不断扩大，已超过改革开放初期水平。200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5059元，只相当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38.4%；人均生活消费支出3576元，相当于城镇居民消费性支出的41.1%。
城乡居民收入比从2000年的2.3:1扩大到2007年的2.6:1，消费比从2000年的2.25:1扩大到2007年的2.4:1。由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直接影响农村居民购买力的强弱。
总的来看，农民的收入水平、消费水平、消费结构、耐用消费品拥有情况均落后城市10余年。城乡收入差距日益突出成为农村居民消费潜力发挥的主要因素。
2.1.3 居民收入来源的不稳定性导致人们多储蓄、少消费 近十几年我市居民收入的来源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城镇居民工资性收入比重降低，非工资性收入比重越来越大，农村居民家庭经营收入比重下降。这种收入结构变化使居民不能形成可靠而稳定的收入预期。
尽管收入总额增加了，但不敢消费，严重影响了居民购买力的实现程度。近十几年来，居民储蓄一直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
从1990年到2007年的17年时间里，居民储蓄存款增长了21.9倍，平均每年递增20.2％。储蓄存款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居民消费和经济增长速度。
2.2 消费政策和消费环境滞后，影响居民消费规模扩大 2.2.1 经济发展滞后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社会生产为消费提供物质基础和一切必要条件，一定区域消费规模的扩大、消费水平的提高和消费结构的改善，归根到底取决于社会生产的规模及其增长。当前闽北经济发展还相对落后，工业基础比较薄弱，市场化程度滞后，居民资金要素的聚集滞后，居民中有技能的高素质的劳动力相对稀少，而缺乏技能的低素质劳动力又充斥市场。
由于资本要素参与分配，使闽北居民收入消费的差距更趋扩大。 2.2.2 社会保障不健全，影响居民即期消费 城市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正在不断的健全和完善，然而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还相当薄弱，社会保障水平低，不健全，不完善， 2007年闽北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只有15.3%左右，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只占5.7%左右，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保率虽较高，但新型合作医疗保障水平低。
由于社会保障水平低，使得农村居民不得不谨慎花钱，养儿防老逐渐变为存钱养老防病，并成为农户的头等大事。 2.2.3 居民内部消费能力不均衡 低收入户的恩格尔系数还在55%以上，尚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
中等收入户整体生活步入温饱，但同低收入户一样，购买力仍然有限，有效需求明显不足。高收入户整体生活水平正在向小康过渡，具有购置高档耐用消费品的能力，消费结构升级的愿望强烈。
但是，只依靠高收入组来拉动农村消费市场显然是不够的，要注重提高中低收入农户的收入和消费水平，促进农村消费水平的普遍提高。 2.2.4 消费观念比较落后 在闽北，历史上延续了几千年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中，形成了人们自给性、封闭式的消费观，即所谓“小富即安，温饱知足”、“食不兼味，衣不重彩”。
这种传统消费仍在很大程度上对人们的消费行为仍然起着很大的支配作用。传统消费观念及其对人们消费行为产生的消极作用，降低了城乡居民对激活消费经济政策措施反应的灵敏度，在相当程度上弱化了经济政策措施的作用，使消费无法对生产产生刺激和导向作用。
3 扩大内需的着力点应放在提高居民购买力上
（1）当前启动消费的着力点要放在改善供给上。近年来，在国家政策的鼓励和支持下，住房、汽车、旅游、教育等新的消费热点正在逐步形成，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从目前情况看，增长潜力仍然很大，需要下大力气继续培育。
与此同时，要通过科技创新，改善供给质量，延长消费链条等，着力培育和形成新的消费热点。从主要满足市场需求，逐步转变到既要满足市场现实需求，又要满足消费者的潜在需求上来。
（2）鼓励理性的消费观念，改善信贷条件，增加居民信贷消费。当前，我国居民家庭整体上不存在显著的流动性约束，但同时也应看到：一方面，我国有传统的节俭美德，居民借贷消费意愿不强，美国居民的储蓄率低于20%，而我国居民的储蓄率则高达40%；另一方面，银行借贷门槛和借贷成本高，手续繁杂，限制了一部分居民的借贷活动，使低收入居民家庭向金融机构的借贷消费几乎不太可能。
增加居民信贷消费，一是要增强居民对未来经济发展的信心，引导居民树立理性的符合市场经济特点的新型消费观念，鼓励居民适时适度消费；二是随着居民对万元级、数十万元级商品消费的增加，消费信贷工作要及时跟进，要适当降低居民消费信贷的条件，简化信贷手续；适当降低消费信贷利率，特别是住房、汽车等大项信贷消费利率，进一步推动居民借贷消费。
（3）保护低收入群体消费权益，提升整体消费水平。全面落实各项惠农政策，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制度，提高社会保障率，切实保障城乡居民低收入群体消费权益；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重点培育农村消费市场。
继续做好城市商业网点规划，重点发展社区服务业；增加居民收入，调整分配结构，合理规范居民收入差距，积极培育中等收入阶层，提升社会整体消费水平。
（4）扩大中等收入阶层，使之成为促进消费增长的主体。提高城乡中等偏上收入家庭的收入，能够显著地提高当期消费支出水平；降低预期刚性消费支出同样能刺激这部分家庭当期消费。
当前，要按照党的“十七大”精神，逐步培育和扩大一个稳定的中等收入阶层，使之逐渐成为市场消费的主体。建议根据每年经济发展的实际和市场价格变动情况，建立稳定的公务员工资增长机制，使公务员形成良好的收入预期。
同时加快推进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使之逐渐走向透明化、规范化，降低居民预期刚性消费支出，让其放心消费、合理消费。
（5）尽快开征遗产税、赠与税，刺激高收入阶层的投资和即期消费。现阶段，收入向少数人、少数家庭集中的趋势比较明显。
如何刺激高收入阶层的投资和消费，应当成为当前宏观政策的一个重要的着力点。建议借鉴国外成功经验，应尽快开征遗产税、赠与税，这样一方面可以刺激高收入阶层增加即期消费，或进一步扩大投资，同时作为调节收入的一种有效手段，有利于防止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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