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亚洲安全架构的讨论可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讨论往往是“功能导向”的，侧重安全机制（包括次地区安全机制）的功能设计和能力建设。广义讨论往往是“秩序导向”的，探讨一整套地区安全机制背后的合法性问题。当前围绕亚洲安全“秩序”问题的讨论，已成为能否以及如何构建稳定和可持续的地区安全架构的关键。
“当今世界，秩序唯有依靠培育，而不能强加”。如果亚洲各国在“秩序观”上缺乏共同认知，再精细的架构和关系运筹也无法保持秩序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其中有两个问题需要深入探讨：
其一，怎么看亚洲安全秩序建设的主体性问题？区域安全问题由域内国家发挥主体作用似乎顺理成章。但亚洲地区面临两个困境：一方面，由于地理、文化、历史、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亚洲形成了包括东亚（东南亚、东北亚）、南亚、中亚、西亚等叙事特征各不相同的安全板块，讨论亚洲安全主体性无法回避各次区域安全的主体性。另一方面，冷战后亚洲区域内和跨区域的互动、联系明显增强，特别是在日益成为全球产业链、交通链和价值链的重要枢纽后，亚洲的经济、政治和安全边界变得更为模糊，也更为宽泛。上述“差异”、“模糊”、“宽泛”等特性的复合作用，提升了讨论亚洲安全主体性的复杂程度。亚洲安全秩序建设的主体性背后的关键问题在于：谁代表着多样差异的亚洲？谁可合法地决定亚洲及各次区域的安全议程设置？如何平衡安全主体的次区域差异性与作为整体的亚洲统一性？等等。
其二，怎么看美国亚太同盟体系在亚洲安全秩序构建中的角色？毋庸置疑，对美国主导的亚太同盟体系在亚洲秩序构建中的作用，中美两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存在较大认知差距。中方较多批评美国主导的亚太同盟体系存在“牵制”甚至“遏制”中国的一面，是冷战的过时产物，这反过来强化了美国的刻板印象，即中国意图通过削弱美国的同盟体系来削弱其在亚太地区的领导权。美方则强调亚太同盟体系是维护亚太安全秩序的轴心，这也反过来强化了中方关于美国意欲将中国排斥在亚太安全核心机制之外的印象。至于地区内其他中小国家，它们总体上希望中美保持某种均衡态势，从而为其在安全秩序的构建中提供更大空间。因此，着眼于亚洲安全秩序的长远发展，尤其从如何为亚洲安全提供区域公共产品的角度出发，中美和地区国家需要更加坦诚地探讨美国的亚太同盟体系向更加开放、包容的方向转型的路径，共同寻找一条能够与其他地区安全机制增强兼容性、减少排斥性、避免对抗性的新路。这将是未来地区安全秩序建设的一个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