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我国是全球陆地生态最多的国家，基本囊括了全部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这些生态系统是我国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但是，目前我国的生态系统都在处于不同程度的退化之中，形势不容乐观。退化生态系统的治理必须认清造成生态系统退化的原因和存在的关键问题，其中西部是重点。生态治理应当从基础的科学问题入手，减少人为压力，释放自然恢复潜力。国外成功的经验是利用自然力，国内外1些大型的生态工程之所以不能成功，正是因为违背了自然规律与经济规律。为此，我们建议对于我国的退化生态系统治理应当“以人为本”，将退化生态系统治理与正在发展的城镇化集合起来考虑，实施人口城市化、生态自然化；先易后难，分类治理；保障经费使用的有效性，并形成生态治理产业，促进我国各类退化生态系统的全面治理。
1、国内外的经验与教训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从过去100多年来，人类与自然冲突中的几个严重事件中，我们能否总结出1些经验教训，避免那种“先破坏、后治理”、“先污染、后治理”或者“先引进、后消除”（往往很难除掉）的惨痛的教训呢？ 前苏联 自1954年起在哈萨克、西伯利亚、乌拉尔、伏尔加河沿岸和高加索部分地区大量开垦草地，至1963年累计垦荒600 000 km2。由于缺乏防护措施，加之气候干旱，造成新垦荒地风蚀严重，春季疏松的表土被大风刮起，形成沙尘暴。1960年3月和4月的沙尘暴席卷了俄罗斯南部广大平原，使春季作物受灾面积达40 000 km2以上。1963年沙尘暴受灾面积高达200 000 km2，新垦区农耕系统几乎瘫痪。沙尘暴同时殃及罗马尼亚、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等国。比黑风暴危害更大、持续更长的是，同时发生并绵延至今的白风暴: 前苏联在土库曼斯坦卡拉库姆沙漠中修建卡拉库姆运河，每年可从亚洲第3大湖咸海的主要水源——阿姆河调水灌溉1000 km2的农田和草场。这种“创造性地再造自然”带来的生态灾难是异常沉重的：阿姆河被截断使下游咸海水位急剧下降，30年间湖岸线后退了10-20 km，咸海湖底盐碱裸露, “白风暴”(含盐尘的风暴)接踵而至，毁灭了60%的新垦区，并使其成为生命禁区。当年斯大林提出了规模超过美国“罗斯福工程的”的“斯大林改造大自然计划”，倡导在草原区植树，同时继续发展灌溉农业。1949-1953年，该工程营建防护林近30 000 km2，但到60年代末，保存下来的防护林面积只有2%而已。荷兰 举世闻名的围海造田工程对荷兰农业发展、市镇建设和自然保护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过去20年来，围垦区依靠生态系统自然演替规律，采取少量的人工措施或完全没有人为干预，使荒芜的围垦土地出现生机，形成了总面积达1650 km2的健康生态系统(董哲仁, 200
3)。这1成功做法引起了国际生态学界的高度关注，经常被作为生态重建的成功案例反复引用。实际上，该国围垦区的生态建设经历了几个阶段，反映了荷兰人对生态建设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第1阶段是上世纪50年代开发的围垦区，根据居民休闲的多种需要，进行景观设计；第2阶段是60年代以后，专门进行生态设计，为特定的生物群落形成创造条件，主要人工种植多种植物，为珍禽鸟类栖息创造条件，提高生物群落多样性。第3阶段是80年代以来，他们已经认识到，依靠生态系统自然演替规律，不需要种植任何植物，经过若干年时间，同样可以建设1个健康的湿地生态系统, 而其成功的主要秘诀则是大量使用本地种。 澳大利亚 该国可能是全球遭受盲目引种造成生态灾难最严重的国家，试以兔子为例说明之。1859年，1个英国人为了满足其打猎的嗜好，从英国弄来了5只兔子后，1场可怕的生态灾难从此爆发了。兔子繁殖速度甚快，在澳大利亚失去天敌控制后，数量不断翻番。到1880年，兔子到达新南威尔士，开始影响南澳地区的牧羊业。1950年，澳大利亚的兔子的数量从最初的5只增加到了5亿只，这个国家绝大部分地区的庄稼或草地都遭到了极大损失，1些小岛甚至发生了水土流失。人们不得不组织大规模的灭兔行动，但收效甚微。到19世纪90年代，当兔群抵达西澳时，人们修了1条长达1000英里的栅栏，试图将其拦住。但是，这个栅栏很快被冲破了。绝望之中，人们从巴西引入了多发黏液瘤病，以对付迅速繁殖的兔子。但是病毒战只能使不断恶化的状况得到暂时缓解，1小部分兔子对这种病毒具有天然的免疫能力，它们在侥幸逃生后又快速繁殖起来。整个20世纪中期，澳大利亚的灭兔行动从未停止过。这个惨痛的例子提醒我们，我们不能因防止生态退化在引进物种时“饥不择食”，而必须警惕生物入侵。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整个长江以北，将来自北美的火炬树大量种植，甚至种到了草原上；而长江以南的大面积土地，种植了来自澳大利亚的桉树，其中云南是“重灾区”。
2、要认清生态治理存在的关键问题
针对日益严重的生态系统退化，国家相应启动了许多以改善生态环境的重大工程(国家林业局, 200
2), 但是问题依然存在，1些治理效果相对于巨额投资来讲却不尽人意。造成这个问题的重要原因，我们认为，是长期以来人们忽视了下述关键问题的存在：西部脆弱的环境容易造成水土流失、草场退化、土壤沙化、盐渍化、气候干旱化、水资源短缺等生态环境问题，因此应当成为国家生态保护与建设的重中之重。目前全国水土流失面积为3600 000 km2，其中约有80%发生在西部，全国每年新增的荒漠化土地也大都分布在西部地区。但从另1个角度看，西部孕育着巨大的生物多样性资源库，如云南是全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野生稻、茶、香蕉的近缘种都在这里分布；新疆干旱区、青藏高原地区分布有很强的适应特殊环境(高温、干旱、寒冷、强光、强紫外辐射)的物种，蕴藏着我国农业、医药业、工业持续的后备基因库。西部蒙古族、藏族、回族、维吾尔族、傣族、瑶族、壮族等所居住的地方为中国陆地生态最完整的地方，因此，我们必须感谢少数民族为中华大家庭保留了如此多样和美丽的生态系统。西部开发决不能盲目追求GDP，而必须提倡绿色GDP，将这里的生态保护好就是对国家重大的贡献：1可以节省下来巨额的治理费用，2可通过其优美的生态环境吸引东部和海外的观光客; 3可将上风、上水向的环境保护好，为东部输入清洁的空气、水分、能源，如将这些折算成现金也是巨额的1笔费用，国际上流行的生态系统价值评估就是基于这种思路(Costanza R.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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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4可为子孙后代保留完美的生态系统。而目前的现状是，西部的土壤在减少，东部的污染在增加，黄河永远不清，长江将变黄河，真是令人痛心。
第2，在生态治理措施方面，1些基本的科学理论问题没有搞清。如目前沙地草地普遍实行的种树与飞播种问题就没有考虑到生态本底。在草原上天然分布的就是草或者灌木，试图造林改变这种生态基础，但收到的效果是不大的。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在建国53年的森林覆盖率仅0.87%(其中包括浑善达克的天然榆树!), 恰说明了造林实际上是失败的。另外树木“阻挡”沙尘暴比起草“捂盖”沙尘暴的作用来要小得多。飞播仅解决了生态恢复中的1个很小的次要矛盾，是建立在土壤中没有种子或种苗这样1个假设之上的。实际上，退化沙地和草地中依然存在大量的繁殖体（孢子、种子、根、幼苗等），只是人们没有给它生长的机会，或者人们没有管住牲口的行为。另外，飞播带来了大量的外来种，容易使1个完美的生态系统变成物种比较单1的系统，如毛乌素沙地就变成了以羊柴、油蒿为主的灌丛，生物多样性价值和生态服务功能大大降低了。第4，重建设，轻保护，甚至不愿谈保护。长期以来，人们对待生态系统的态度，只是认为她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廉价资源，而较少考虑到生态系统对于大量外来力的承受能力，利益的驱动促使人们把生态系统当成能够“赚钱”的场所。1旦当这个系统出现了问题了，人们又轻易地把退化的原因推向“自然”的1面，或者认为是别国的退化造成了我们的生态灾难。在政策方面，存在的不合理是，哪里退化严重得到的治理费用就越多，而保护好的地区，得不到经费；在对牧户的补助中，谁家的羊多得到的补助也多。这样就变相鼓励了“生态破坏”。“生态移民”政策缺乏对移民的自我维持能力考虑，盲目下任务、下指标，地方政府为了从中得到“移民安置费”，也会去抢任务。这也就不能理解，为什么荒漠化土地越治理越多，1些冠冕堂皇的“生态建设”实际上是深层次上的“生态破坏”。以沙尘暴为例，大量的土壤物质每经历1次沙尘暴，就被刮掉1层地皮。这些物质在异地是有害的、令人讨厌的，但在当地却是宝贵的、是支持土地生机的关键因子，亿万年形成的土壤，损失了就不能弥补，&ldq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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