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晋绥文学不只是一种文学现象，它的传播也是抗日战争时期政权主体利用文艺争夺话语权的文化策略。它的传播对中国解放区文学，尤其是对后来的山西文学的发展起着一种导向性的作用。作为主流话语的文学表达形式，晋绥文学充分利用现代媒介资源进行广泛的传播，实现了跨媒介、普及性传播，达到宣传与教育的双重传播效果。
关键词：晋绥文学政治文化视域传播
一、晋绥文学是政权主体在抗战时期的文化策略
晋绥文学产生于民族危难的紧急时刻，从一定意义上讲，是抗日民族战争催生了晋绥文学。晋绥革命根据地虽然处于抗日战争的要塞地带，但由于地理特征和自然条件的限制，社会经济文化教育水平十分落后。在抗战的需要下，文艺工作者们先后创办了几家报刊。这些报刊多由中国共产党委机关出资，读者群体多以文艺工作者、知识分子为主，为晋绥文学提供了有利的成长环境。因此晋绥文学的发展既不是文学创作内在规律的使然，也不是现代传媒促生的产物，更不是应读者消费市场需求而产生。它是一种政权主体利用文艺占据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文化选择，承担着更多的社会使命。晋绥文学是文学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历史等因素的结合体，是指导思想的重要武器。这种独特性决定它的传播具有强烈的文化政治性。晋绥文学的主要成员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艺工作者，尤其是土生土长的作家。他们对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有着天然的亲切感，他们的创作一开始就置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指导下。毛主席提出的文艺路线成为指导晋绥文学的指导准则，同时也是文艺创作的标准，这是中国共产党对文艺加以整合和调整的结果，其重心就是强调文学的政治功能、宣传功能、服务功能。不同于其他文学艺术标准的强调，政治性是晋绥文学首要的标准。应革命需要，自觉为革命服务，成为晋绥作家们的出发点，这种政治的介入和参与意识在其他文学中极为少见。晋绥文学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作家的创作观与文学的表达方式都体现出很强的政治性。在中国共产党的培养下，晋绥文学应政治意识形态的要求，体现出和以往文学传统截然不同的创作局面。在抗日战争紧要关头，晋绥文学作为有效的表现方式被赋予了大众化的方向。晋绥作家们深入群众中去，表达农民的思想情感，采用农民喜闻乐见的趣味方式，展开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学大众化局面。晋绥文学无论是其主题内容，还是表现形式，都体现了丰富的民间色彩，实现了“五四”以来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文学理想，即用“写大众”来实现“为大众”。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在抗战外在因素的促进下，成为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起到重要的作用。随着大众化运动的深入，晋绥文学成为晋绥革命根据地主导的唯一的文学话语典范。他们的文学话语既不是“五四”时期高高在上的知识分子话语，也不是晋绥的方言体系，而是将这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一种特殊的话语方式，既传承了知识分子和革命话语权的精神，又采用了通俗易懂的表达形式，使得文学的宣传和鼓动作用在大众中得以实现，从而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文艺的大众化问题，成为20世纪40年代文学创作的主流方向。
二、晋绥文学的导向性传播
晋绥文学作为革命根据地的文学文本，在文学文化领域都起着一种导向作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报告后，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文艺政策成为指导晋绥文学的根本方针。文学艺术为革命服务，以艺术的方式向大601980年创刊MASTERPIECESREVIEW众传播革命的思想、国家的科学民主理念，向民众证明中国共产党革命胜利的必然性。“七七七”文艺奖金征文活动的举办就是很好的例子。为了配合根据地的减租减息运动，革命取得彻底胜利，也为了提高文艺工作者们文艺创作的积极性，根据地提出了文艺奖金征文活动。此次征文活动，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明确的创作要求，体现了文化艺术和战斗的结合是文化艺术的新方向，促进了晋绥抗日革命根据地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培养了更多的革命文艺工作者。马烽、西戎创作的《吕梁英雄传》，在《晋绥大众报》上连载九十五回，在解放区引起轰动，其创作最直接目的就是通过展示整个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抗日武装斗争来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晋绥文学文本承载着社会功能的使命，使它具有了文化和革命思想的导向作用。晋绥文学文本的传播对中国解放区文学，尤其是后来的山西文学的发展都起到一种典范的作用。在抗战时期，“山药蛋派”影响整个文学创作的走向，其主要的成员除了赵树理以外，就是马烽、西戎、李束为、孙谦、胡正等晋绥作家。在新中国成立后，以晋绥文学为主力的解放区文学也为当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有效的创作经验和文学典范。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文代会从国家层面提出文艺发展的方针和指导思想，把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为文艺创作的指导方针，把解放区文学的创作方式作为典范，并且以文学政策和文学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晋绥文学的地位决定了它对后来山西文学甚至是当代文学发展的导向作用。新中国成立后的山西文学不仅在创作方向和创作原则上与晋绥文学有着很大默契，而且后起的创作队伍也深受其影响。新中国成立后的山西文学以工农兵作为创作对象，关注日常生活，塑造和歌颂英雄，语言的通俗化，无论是作家的创作心理和创作方法，还是审美追求，都体现出和晋绥文学一脉相承的关系。由此可见，晋绥文学对其后山西文学乃至当代文学都有着重要的导向作用。
三、晋绥文学的跨媒介传播
晋绥文学是在抗战时期特殊文艺策略的催生下产生的，因此具有强烈的文化政治性，晋绥文学的传播也具有这样的特征。它作为国家层面文学思想情感的文本化表达，拥有着较为丰富的现代媒介资源，实现了跨越报纸、杂志、影视、剧作、教育等媒介的文化传播，从而具有更为丰富的文化内涵。报纸媒介的及时性、大众性、通俗性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晋绥文学的大众化革命诉求，从而成为晋绥文学传播的主要渠道。根据抗日战争的需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文艺工作者们克服困难，创办了《抗战日报》《晋西大众报》《西北文艺》《人民时代》等报刊，这些报刊成为晋绥文学作品发表的主要阵地。这些报刊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其“地方化”“通俗化”“大众化”的办报原则和晋绥文学的创作宗旨具有一致性，从而更好地发挥了晋绥文学的导向性。晋绥地区许多文学活动都发起于《抗战日报》，大量的文艺作品在其文学副刊上发表。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曾在解放区发表了重要的《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对报纸的方针与导向做了重要指示。在此后，《晋绥日报》《晋绥大众报》依照指示，明确了文学的方向和路线，充分体现了文艺为政治服务。此外在晋绥革命根据地还有一份重要的纯文学刊物《西北文艺》，它虽然只出版了八期，但却是推动晋绥文学发展的重要动力，它和《抗战日报》与后期的《晋绥日报》《晋西大众报》共同以具体的文学作品和文艺批评树立了晋绥文学的方向。由此可见，报纸和杂志在晋绥文学的传播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抗战期间，解放区的电影有了新的发展，根据地也建立了电影制片厂，且被纳入政府机关的管理中。电影和文学一样成为宣传的工具，承担着同样的使命。正如徐苏灵所言，中国电影工作者走出摄影场地到前线到后方，从抗战中大众的动态中去寻找艺术素材，这也是当时电影的现实意义。同时电影作为传播媒介，有着身临其境的真实感，宣传效果更好，也更容易被观众理解和接受。在晋绥革命根据地，电影剧本较为匮乏，晋绥文学为电影提供了很好的艺术素材，如此电影就成为文学传播的另一渠道，对晋绥文学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虽然当时适用于改编为电影的文学文本并不多，但是影响力却很大，比如根据马烽、西戎的同名小说《吕梁英雄传》改编的电影《吕梁英雄传》，通过银幕的形式讲述了吕梁山中康家寨的村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日本鬼子殊死斗争的故事，以其形象、生动、直观、易懂，受到不同阶层的好评，使得晋绥文学的影响力大增，传播也更加广泛。长治县荫城古镇“荫城影剧院”门口的手绘《吕梁英雄传》电影海报留存至今晋绥文学的传播还得力于文学作品选集、文艺丛书的出版。在抗战时期，图书出版发行同样由中国共产党政机关管理，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特征。书籍出版有着严厉的管理制度，出版工作人员首先是革命家，要为人民服务。晋绥文学作为当时的导向性文本，在意识形态领域有着鲜明的宣传与鼓动的功能，以选集或文艺丛书的形式发表是理所当然的，比如《晋绥革命根据地文艺作品选》《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运动资料》等，都使得晋绥文学的传播更具有广泛性。除了以上不同的媒介文化传播，还有文学教育和各种学术研究等传播，从不同视角、不同层次、不同方式对晋绥文学的传播起到推波助澜的功效。
四、晋绥文学的普及性传播
晋绥文学是政权主体在特殊抗战时期选择的文化策略，因而作为国家教育的一种形式，它体现出普及性传播。无论是“普及”还是“提高”是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重要的文艺争论。当时文艺界出现机械地分裂普及和提高、轻视民间艺术风气，针对此问题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严重地批评了“忽视和轻视了普及”，并且全面辩证地解决了普及和提高的关系。他指出解放区文艺的提高应建立在普及的基础之上，从工农兵出发，真正实现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在民族抗战背景下，这种文化选择得到绝大多数作家的认可，并且在创作中不断地去实践。这种普及性传播不仅体现在文学传播的受众阶层，也体现在具体的文本传播手段上。晋绥文学的受众群体很广泛也很复杂，囊括了知识分子阶层、机关领导干部、工农兵等不同阶层的受众，这在文学传播史上并不多见。晋绥革命根据地虽然经济文化落后，但是早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初，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就十分重视知识分子，积极鼓励欢迎知识分子到晋绥来。这些知识分子的到来对文学的普及化、大众化传播做了充足的准备。他们积极响应党的文艺政策，深入到群众中做普及化的工作。他们不仅自己进行文学实践和文艺批评活动，同时也作为晋绥文学的接受者享受着大众化的成果，成为晋绥文学的忠实读者。续范廷、赵石宾、莫邪等知识分子在抗战的需求下，陆续来到晋西北开展工作，创作了《一九四二年春养疴延安交际处茅屋闻晋西北敌人残酷扫荡有感》（续范亭）、《题贺龙将军像》（赵石宾）、《丰收》（莫邪）等优秀的作品，深受各阶层人士喜欢。1938年11月沙汀和何其芳等人随军转战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沿途也创作了很多脍炙人口的作品。他们不仅是文学的创作者，同时又是最大的读者群，和晋绥本地土生土长的作家共同丰富着晋绥文学的文化内涵。同时，机关领导者也非常重视根据地文艺的发展，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七七七”文艺奖金征文活动的举办就可以看出机关领导对文学的关注。当然，知识分子和机关领导干部并不是晋绥文学的主要受众，工农兵群众才是晋绥文学的最根本的服务对象。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文学作品的大众化成为判断作品价值高低的唯一衡量尺度。如何创作出文艺与人民的斗争生活相结合，并且被大众所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成为文艺工作者努力的方向。工农兵文化层次相对较低，这就需要建立一套易于接受的传播手段，因此易于传播的“小形式”就成为创作者们的首选。戏剧、街头诗、散文、报告文学、短篇小说等形式，更能鼓舞煽动群众参加到抗日战争中去，起到宣传、动员、教育的目的。比如歌剧《大家好》、道情剧《大家办合作》、秧歌剧《闹对了》、话剧《打的好》、现代戏《张初元》，以其广泛性、娱乐性，使晋绥文学的精神与思想迅速得到传播。还有一些文学文本被改编成各种戏剧、歌剧、电影等，以更有效的手段达到理想的传播效果。特殊的战争年代，导致晋绥文学在整个文学史上的特殊性。它的传播既是政权主体的文化策略选择，又是文学发展的自然规律使然。不幸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它的这种特殊性被山药蛋派文学所淹没，80年代以后又随着山药蛋派文学的边缘化而鲜为人知。庆幸的是，近几年对晋绥文学的研究，从文本到体制环境，从具体文本研究到文化研究，从别样的视角丰富了晋绥文学的外延和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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