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利益相关者 微观会计政策 选择动因 行为
一、管理者微观会计政策选择行为分析
（一）报酬动因下的行为偏好
管理者向企业贡献技能等人力资本，相应地，从企业获得一定的报酬。由于管理者所提供的管理技能和服务难以准确计量，因此，往往将管理者的报酬与企业的业绩联系起来。而企业的业绩一般采用会计信息来反映，而不同的会计政策选择将生成不同的会计信息，因此，管理者为了提高自己的报酬，可通过会计政策的选择，在未进行真实交易的情况下对会计信息进行管理，以获得更多的利益，可将该动因称为报酬动因。在报酬动因下，管理者将偏好什么样的会计政策，实证会计理论假设之一的分红计划假设是与报酬动因相联系的，从已有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管理者在报酬动因下，可能通过会计政策的选择在某些年份提高盈利，而在其他年份降低盈利。至于盈利的提高或者降低的趋向，则取决于实际盈利是低于分红计划的下限、介于下限与上限之间，还是高于上限。低于分红计划下限，管理者倾向选择减少当期盈余的会计政策；在上限与下限之间，管理者倾向于选择能增加当期盈余的会计政策，但是增加后的盈余不会超过上限水平；高于分红计划上限时，管理者倾向于选择能减少当期盈余的会计政策。
（二）安全动因下的行为偏好
管理者除了关注自己的报酬外，还会关注自己职位的安全，如何在激烈的竞争中获取优势是管理者考虑的问题。一方面，当竞争处于不同态势时，其选用的会计程序和方法存在较大的差别。如在管理者变动时，新任的管理者与面临被解雇的管理者在会计政策选择上都有一定的差别。另一方面，管理者也会利用会计政策选择来影响竞争。会利用会计政策选择等手段美化自己的业绩，进而在竞争中获胜。由此可见，管理者有可能通过会计政策选择来保证自己的职位安全，并在竞争中保持优势地位。可将该动因称为安全动因。管理者在安全动因下如何选择会计政策，早期赫普霍恩（1953）和戈登（1964）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管理人员的目标并不是所报告利润的极大化，而是使各期收益均衡化。此后，Fudenberg，Tirole（1995）以及Mark L.De-fond，Chul W.Park.，（1997）对该问题也进行了研究。管理者在安全动因下，会根据当期业绩与未来业绩的具体情况，选择增大当期业绩的会计政策或选择减少当期业绩的会计政策，以此来平滑收益。即如果当期盈余相对较低，而所期望的未来盈余相对较高时，管理者将可能做出增加当期盈余的会计政策选择，如选择直线折旧法而不选择加速折旧法。如果当期盈余相对较高，但预期的未来盈余相对较低时，管理者将可能做出减少当期盈余的会计政策选择，如选择加速折旧法而不选择直线折旧法，当竞争处于不同态势时，管理者选用的会计程序和方法存在较大的差别。
（三）MBO动因与职务动因下的行为偏好
除了上述的报酬动因与安全动因外，我国企业股权结构和意识形态的独特性决定了管理者还有其他行为动因。我国管理者的个人效用函数中货币报酬只是一部分，而社会地位、控制权的满足感却占有相当的比重。尤其在国有企业，管理者大部分是由政府委派的政府官员。民营企业这些年发展迅速，民营企业家也开始要求在政治上享有权利。由于上市公司经理阶层的产生仍是行政性，并且从民间自然形成的经理阶层在产生之后也被“官化”，形成了管理者过度追求自身政治前途的现象。管理层收购（MBO）是管理者利用负债融资，或是通过股权交换等经济手段，用少量的资金收购企业产权成为企业所有者的过程。我国国有企业由于长期存在的体制问题，使得管理者获得的报酬与付出不成比例，在这种心理失衡的情况下，一些国有企业的管理者通过MBO使自己变为股东，进而最大化个人利益。可将这种动因称为MBO动因。管理者出于MBO动因，在实行MBO前期会倾向于选择能增加收益，提高企业净资产的会计政策；而在实行MBO当期，会倾向于选择能减少收益，降低企业净资产的会计政策从而降低股价，管理者就可以低成本购入股票，使自己由管理者转为股东。
二、股东微观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分析
（一）资本安全动因影响
（二）股利动因的影响
股东拥有股票可以取得资本利得和现金股利。根据Baker、Farrely和Edelman（1983）的调查，股东对资本利得和现金股利的偏好程度是不同的，73％的股东偏好现金股利，75％的股东相信现金股利和资本利得存在风险差异。说明股东对现金股利偏好。管理者意识到如果不能满足股东对现金StN的偏好，一方面股东可能抛售企业的股票，从而导致股价下跌，影响企业的筹资决策；另一方面，如果企业业绩不好没有股利可分，股东可能通过董事会撤换管理者，使得管理者的职位得不到保障。因此大多数管理者便投其所好，会选择分配现金股利。因为管理者知道，当企业满足股东偏好达到一定程度时，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股东就愿意为那些支付现金股利的企业股票支付较高的价格。因此，股东和管理者之间达成一种隐性股利契约。隐性股利契约告诉人们，股东和管理者之间存在目标股利，会计报告的盈利究竟有多少，在一定程度上要看目标股利的需要。我们认为，隐性股利契约的存在会对会计政策选择产生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是指管理者可能通过会计政策选择来改变报告盈利。当盈利不足以支付目标股利时，管理者会选择那些能提高企业盈利的会计政策，将盈利上调以满足隐含的股利支付契约条款的要求；当盈利高于支付的目标股利时，管理者可能倾向于选择那些能减少企业盈利的会计政策，调低当期收益。
（三）资本利得动因的影响
所谓资本利得是指产权所有人采用出售、转让资本资产等方式所获取的所得，如转让重大股权所获取的所得、转让证券所获取的所得等都属于资本利得。股东在进行产权交易时，总是希望获得更大的收益。由于资本交易或产权流动的对象是企业的净资产及其潜在获利能力，因此股东在进行资本交易或产权流动时，从出卖产权或让渡资本所有权的一方看，总是希望评估较高的净资产和较高的获利能力，而购买产权或获得资本所有权的一方则是希望评估较低的净资产和较低的获利能力。因此，在进行产权交易时会计政策选择的偏好是不同的。出卖产权或让渡资本所有权的一方会偏好于那些能够提高净资产和收益的会计政策，而购买产权或获得资本所有权的一方会偏好于那些能够降低净资产和收益的会计政策。在股票市场上，股东希望买进股票价格越低越好，而卖出价格越高越好，这样可以获得更大的资本利得。为了满足自己的利益要求，股东对待会计信息的态度并非总是对其监督以保证会计信息的真实、准确。在许多情况下股东有可能操纵会计信息，进而操纵股票的市场价格，以便在股票交易中谋取私利。管理者是微观会计政策选择的执行主体，股东要操纵会计信息必须得到管理者的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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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出处(作者):三、政府微观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分析
（一）税收对微观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
政府作为征税者，通过制定税收法规来保障其从每一个企业中分享经济利益。在利益相关者总体经济利益一定的情况下，经营者、员工、债权人等分享的经济利益越多，政府作为征税者所获得的利益就越少，反之，就越多。政府在参与企业利益分配时常以流转税和所得税的形式取得收入，政府总是期望企业能够较多较快地获得收入（李姝，2003）。因此，在会计政策选择上政府往往偏于激进，因为这有利于增加税前会计利润，进而增加政府收入。而对于企业来讲，税收最终总是会增加企业的成本，减少其现金流量，并且还增加纳税申报的信息披露成本，因此管理者总希望通过努力，降低现实的和潜在的税赋，包括对现行会计政策的选择和对未来可能出台的会计准则施加影响。一般情况下，为了向政府少缴税，管理者倾向选择保守或谨慎的会计政策。作为征税者的政府，其经济利益与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是一种相互制约的关系。然而有时政府也会与其他利益相关者联合起来进行会计政策选择。政府是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等共同组成的，不同级别的政府之间以及不同地区的政府之间也存在着利益的冲突，在我国反映地方经济发展状况的经济指标与政府官员的升迁有密切的联系，地方政府之间的攀比现象也很严重，这些现象的存在导致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很容易卷进企业操纵会计信息的行为当中，其中不乏利用会计政策选择来粉饰业绩。而操纵的结果将影响政府作为征税者的经济利益，可能使政府的利益增加，也可能使政府的利益减少。因此，在一定条件下，政府可能会与企业的其他利益相关者联合，共同影响会计政策选择。
（二）政治敏感性对微观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
所谓政治敏感性企业是指与政治活动关联度较大，容易受到政治活动伤害的企业。而非敏感性企业是指那些远离政治活动、不容易引起政府或者社会公众注意的企业。企业的政治敏感性随着企业规模的大小而变化，大型企业比小型企业的政治敏感性要强。因此，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企业的规模越大管理人员就越有可能选择那些能够将当期收益递延到下期的会计政策，即选择那些可以降低当期收益的会计政策。实证研究人员从风险、资本密集化、行业集中程度等方面研究发现：政治成本与风险有关，高风险的企业更有可能选择可降低收益的会计政策组合；资本密集型公司相对而言具有较高的政治成本，更有可能减少会计收益；行业集中度说明了在该行业采取反垄断管制的可能性，故行业集中比率越高，管理者就越有可能采用减少会计盈利的会计政策。
（三）政府对特殊行业的管制对微观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
在现代社会中，政府对企业的管制有多种方式，其中收费管制最为典型。许多企业的产品价格和收费标准是由政府有关机构制定的（公用事业、石油、金融等）。政府确定价格和收费标准的依据是上报的企业会计数据。这些价格或者收费标准根据会计上的成本计算公式来确定：价格或者收费标准＝经营费用＋折旧＋税收＋rX资产基数。其中，r代表合理的资产报酬率（瓦兹、齐默尔曼著，陈少华等译，1999）。政府和公众一般希望价格或者收费标准定得低一些，上述公式的5个要素都含有一定程度的会计计算的不确定性，更进一步地讲与会计政策选择运用有关。如果这些公司的会计资料（成本费用、资产或者盈利）能够对收费管制起作用，经营者就会考虑使用一些手段来增加经营费用、折旧和资产基数，手段之一是运用会计政策选择。其财务报表就可以告知政府或者其他公众机构：公司的现有盈利水平已经不高，政府、公众不要将公司作为攻击的靶子，并在重新定价的谈判、价格听证会中保持优势地位或者主动性，争取提高价格或者收费标准。因此对于那些收费管制的企业，更倾向于选择能够增加成本减少收益的会计政策。我国许多公用事业单位采取的就是此种策略，除了本身的经营管理水平较差引起费用庞大和效率低下外，可能其公司选择能够增加成本，减少收益的会计政策进而减少会计利润，以避免政府、公众对于高昂定价和无效率问题的关注。
（四）政府对资本市场的管制对微观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
政府部门对资本市场的监管，包括上市资格、增发配股以及暂停终止上市的规定会对企业会计政策选择产生一定的影响。公司为了获得上市资格倾向于选择能增加收益的会计政策；为了获得增发配股资格，管理者要保证近三年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6％，会根据实际情况有些年份可能倾向于选择激进的会计政策，有些年份选择保守的会计政策；为了避免暂停或终止上市交易，公司往往在亏损年度，通过会计政策选择造成巨亏，为以后年度盈利做好铺垫，从而避免连续三年亏损局面的出现。地方政府为了粉饰业绩，有时会与当地企业联合共同操纵会计信息。因此，政府部门对资本市场的监管会影响到企业的会计政策选择，有时政府部门又会与企业联合起来，共同影响着会计政策选择。
四、债权人微观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分析
债权人关心其债权的安全，即贷款本息是否能够按时足额收回；管理者则考虑如何运用这些资金为自己和股东谋取更大的利益。由于债权人与管理者之间的利益取向是不一致的，在贷款时债权人往往与债务人之间订立一系列限制性条款。而这些条款的主要内容大部分与会计数据有关，需要依据企业出具的财务报告，契约签订之后的监督也要通过企业提供的财务数据来进行，这样债务人违约的可能性就与企业的会计政策选择有直接的联系。会计政策变化会对会计数字产生影响，如对负债权益比率等的影响，从而也会对依据会计数据签订的契约条款的约束程度也会产生深远影响。债权人通过消除增加盈利的各种会计政策选择，便可削弱将公司的财富转移到股东手中的能力，从而保障债权人以债务契约享有的权益。同时，有债务契约的企业与没有债务契约的企业相比，前者更可能采用增大盈利和资产的会计政策，如直线折旧法而不使用加速折旧法。企业的负债权益率越高，管理者便越有可能选择可将会计利润从未来期间提前至本期的会计政策。企业越是与特定的、基于会计报告数据的限制性契约条款紧密相关，管理者便越有可能选择可增加本期会计利润的会计政策。债权人有时也会与管理者联合起来，通过会计政策选择来满足各自的利益要求。因为与股东和管理者之间的关系有所不同，管理者有选择债权人的权利。在债权人之间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债权人为获得管理者的青睐，有可能为企业管理者操纵会计信息做跳板，为企业管理者隐藏收入、逃避纳税、公款私存等提供便利（王竹泉，2003）。这就造成了管理者与债权人联合起来进行会计政策选择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会计信息失真的蔓延，值得引起其他利益相关者的重视。
五、员工微观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分析
员工投入人力资本为企业运行提供劳动要素，一方面为企业创造收益，另一方面从企业获得工资、奖金、股份等形式的报酬。一般在工资和奖金动因下，员工会在两方面关注企业会计政策选择：一是员工在选择计时工资与计件工资以及其他以业务量为基础的工资形式时，由于单位业务量的工资标准是与企业的新创造价值有关，一定会关注会计上对资本保全价值的计量；二是员工不仅会关注单位业务量的工资标准，而且关注新增价值中员工整体收入的比重，它反映了员工阶层的基本地位，在员工收入一定的条件下，如果新创造的价值量大，员工收入的比重就小，相反，新创造的价值的数量小，员工收入的比重就大。基于此，员工喜欢选择激进的会计政策，这样可以提高企业的收益，进而提高自己的利益。此外，员工持股计划赋予了员工双重身份。一方面，作为普通员工从企业获得工资奖金，另一方面，作为股份的持有者可以按照持有股数分享公司的红利。作为股份的持有者，员工会更加关注企业的获利情况，如果企业获得更多的利润，意味着自己将分得更多的红利，因此，员工会偏好能提高企业利润的会计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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