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 文】
华夏正声传七代千年未泯，南灯圣会连十家百岁长荣——1990年碑文
山高皇帝远——传统谚语
本书记录的是迄今为止在南高洛村（注：译者注：本篇翻译是Stephen Jones（钟思第）新作：Plucking the Winds——Lives of village musicians in old and new China[《采风——新旧中国的民间艺人生活》，Chime Foundation（中国音乐研究欧洲基金会），The Nethelands，2004]中的尾声部分，pp．344—355。南高洛村位于河北省保定地区涞水县，毗邻北京南部。原村落名称为高洛，包括南、北高洛，后分为两村。故译文中出现高洛与南高洛两个不同的特指地名。） 所发生的一切。这个尾声是笔者对所阐述事件的一些随想。除了所有书中记录的社会风波外，那些由何清等高洛的村民们保存下来的仪式音乐，历经了清朝、民国时期、军阀混战、盗贼、日本侵华战争、内战、毛泽东时代、新时期等蹉跎岁月，甚至还有音乐学者们的到访。无论在内容上抑或乐声中，看起来上述的相关事件并没有引起仪式音乐的些许变迁。下文我将对南高洛村传统的中断与继承做出评价。首先需要质疑的：作为一名音乐学者，为什么应该尽可能的详尽了解与“音乐会”组织相关的社会背景之变迁。
社会中的音乐
不要去调查在你范围之外的任何事情。——某县公安局，1996。
我要向某县公安局表示谢意，是他们用自己确信无疑的乡村社会经验，帮助我给自己的研究确定了一个可行性范围。儒家思想和毛泽东思想都支持民族音乐学中的这样一个基本原则：音乐文化与哺育它生长的社会密不可分。显然，音乐并非流于社会之外。因为儒家思想和共产主义的道德主义者早已警告说：不同时代的流行音乐都标志着社会的严重衰退。
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孔子
没有什么能像音乐一样独立于政治之外。——毛泽东
当今中国，人们通常很难把握音乐的社会基础。因为，官方与民众都宁愿将文化与社会割裂开来。社会主流赞成研究音乐本体以及音乐史，却不赞成给20世纪社会中的音乐活动做出公允判断。
音乐会与政治无关，与义和团无关，与革命的历史无关。——高洛村民
中外读者们都期望能够读到有关音乐本身更多的内容，有关村落的历史则无须赘述。的确，我非常欣赏那种音乐，并且希望能够在后续的研究中对它给予更多关注。当然音乐只是一个过程，并非凝固不变。书中描述的是一些抵制了变迁的曲目。除了由于演奏时间长短而引起一定程度的变化外——如曲目的缩短——乐曲被人们以顽强的毅力恪守在传统的工尺谱中，严格地世代相传。那些民间音乐家们似乎也承认，他们的音乐仿佛超然独立于历史之外。在进行了历时性的调查之后，我几乎难以否定他们的观点。当然，这些音乐不是凭空而来，乐曲也终有散时。但是在我们能够详尽记载的百余年中，很难揭示这些仪式音乐的实施与功能有什么显著变化。这一观点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社会和文化至关重要。
所以，本书试图显示村落文化与变迁的社会生活之间的交界面。这个界面一直是隐性存在的。它不仅存在于中国，还潜显在其他带有极权色彩的想象或许遮蔽了当地真象的国家中。 记录“红色中国”中传统文化的复兴或是生存现象，也许会纠正一些中庸地假想。传统仪式与音乐文化并没有在共产主义中被彻底摒除。同时我们也不能接受那些典型的乏味宣传，诸如：“在解放以后，民间艺人们得到了共产党的尊敬，他们的生活翻开了新的篇章，创作了新的作品（等）。”事实上，这些乐社并非是奇迹般的“活化石”，不明原因地置身于社会变化之外、处于社会边缘地保存着；或是作为新文化和“革命”文化的仪式组织；也不是那种类似韩国和日本所描述的，由中央政府插手、将一个古老的文化置于原生态环境中的“孤立保存”方式。
官方参与程度
中央政策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包括50年代众多的文艺会演和80年代的宏伟卷册《中国民族民间音乐集成》的编辑出版，即使它们与类似高洛这样的村庄毫无关系。但总的来说，国家干部根本不可能尊重贫穷的农民们在“饥寒交迫的村落中”练习“迷信的”和“落后的”音乐。但无论是谁，都没有在改造或破除迷信的任务中取得进展。虽然在早期，贫穷民间艺人接受了带着土地改革和美好憧憬预示的新社会，但他们经常被突兀地剥夺传统的谋生方式。主要原因是受到迫于中央政策而部分消失的传统环境的影响，而且，还有那些在一定程度上——尽管大多是潜移默化、令人遗憾的——新思潮的影响。与此同时，他们自己也是新社会的参与者。村庄的领导确实尊重传统文化并且一直支持它，尽管他们在意识形态上稍有疑虑（包括音乐会会头），但他们都同时拥护毛泽东和供养神佛。
我欣赏那些记录大众艺术的真实著作，它们是对于支持祖先服饰、习俗负责任的表达，而且将它们紧紧地与那些曾由祖先在过去创造的而现在看似新的、至今仍旧作为我们基础的传统编织在一起。——尼古拉·齐奥塞斯库（Nicolae Ceausescu, Maramures），罗马尼亚1974。
因为村干部始终感觉到：无论解放前还是解放后，现代化的领导阶层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张弛度颇值得注意。与其他的政权制度一样，在毛泽东领导下：中国的乡民——其中包括共产党员——依然故我，试图使中央政策对地方利益与价值判断的不利影响发生偏转。民间艺人与乡村干部分享着共同命运，这一现象在我们到访过的所有村庄，都具有代表意义。无论是革命活动还是当前的日常生活，音乐会成员都是杰出的执行者。他们熟知“革命”歌曲，但奇怪的是：那些古老的笙管乐却延续着固有的功能。
与此同时，解放后成立的现代型的南高洛村剧团，却未能保留，但是这并不表示全中国所有的农村剧团都如此。如在中国南方，一些仪式戏剧就像南高洛村的笙管乐一样顽强地生存着。不能简单地认为剧团的领导都具有先进思想，而音乐会的会头思想保守。正如何清、蔡安、单荣清等人同时是剧团和音乐会两个组织的骨干，我想（有明确的证明），这些受到官方关注的戏剧，被认为是可以改变的，而笙管乐与吟诵经文，被视为世代相传的传统。50年代初，村民们执掌了剧团的政治方向。1957年，他们选择了传统剧目表演，同时原封不动地保持了音乐会的传统活动。文革中，仪式组织被迫转入地下活动，而剧团为政治服务的倾向性越来越明显。随着80年代公社体系解体，南高洛音乐会重又恢复，而剧团却于80年代初就成为市场经济的受害者。
旧社会
与许多西方传统一样，可以肯定：人们对文化流逝有着长期的忧患意识，但却很难赞成“政治变化是带来影响的唯一原因”之说。西方社会学家和中国的学者、音乐学家一致赞成这种观点：解放前或日本侵华前的时期，是中国民间文化的黄金时代。但在了解了那个时期之后，这种观点可能很难令人信服。 然而，我们必须重视老村民们的怀旧心理。1949年前，文化传统也许是身处困境的村民们获得些许安慰的难得的稳定因素之一。甚至在动荡不安的社会中，作为唯一文化形式的传统文化，并没有受到思想意识的冲击。即使社会条件偶尔使其中断，村民们也诚心诚意的忠于音乐会所呈现的价值观。我们搜集的材料，仅是沧海一粟，那些“会”仍旧是受到农历节气和生命轮回影响的民间信仰与习俗生活的复杂网络中的一部分。
毛泽东时代
对大多数贫农来说，1948年后的解放初期，是段安心时光。大多数农村在此之前的几十年里，文化的瓦解与缺乏安全感要比繁荣与自由的感觉显著得多。如果说音乐会是想提供一定的稳定感来抗衡那些不安，那么48年后它面对的则是来自思想体系的压力。至少在1958年后，仪式活动就很难维持了。但在1961—64年间，高洛和冀中平原的众多村庄中，音乐会再一次复兴，而且村民们进一步说明：文革的影响也仅在1966—69的几年。
尽管音乐会的仪式比其他文艺形式更能抵抗衰退，但不能否认它在毛泽东时代还是有所遗失。对20世纪后半叶的客观评述可以说明：村民们对被“冲淡”的文化感到沮丧，只得凑合行事。还在活动的音乐会，仪式简化，曲目缩减。除在60年代初和80年代初的短时期外，自从解放以来就很少再有年轻人学习这套仪式。
但是，毛泽东时代毕竟不是一个沉默的时代，传统仍在延续。受格尔兹启发，社会学家郭于华曾评述陕西某村新“政治运动式”的国家仪式和体现传统文化的当地仪式之间的挑战。不过高洛成功地应对了这场挑战。在运动中耗尽的封建迷信的感染力和对自我价值的资本，共同压制着“会”。但是民间艺人和村民们，固守着他们代表的那个不能让它失传的传统观念。革命的新音乐，体现于新的、却并不普遍的新民歌与剧团的活动中。官方文化的其他方面，对村民来说并不重要；一直延续的葬礼习俗中，什么事情也不能取代笙管乐与诵经。甚至到60年代早期，十几岁的孩子仍觉得没有什么集体活动能与学习仪式音乐的乐趣相提并论。
改革开放时期
虽然表面上看，80年左右随着公社思想体系的解体，使得传统文化得以在更加坚实的基础上复兴起来，相对脱离了政治控制。“会”在新的制度之下开始面临不同问题。社会需求，仍在持续，因为这些组织是为了尊宗睦里，为丧葬仪式服务，主持着村里当下生存环境中作为唯一集体身份和自豪源头的年度仪式。80年代以来，村民逐渐富裕，这使他们能够更好地支持仪式组织的活动。同时，很明显：众多方面的经济利益威胁着传承。男人们又忙碌了，但不再是为了中央政策、而是为自己的家庭忙碌着。许多人离开村庄，外出打工——正如解放前的危险时代一样。由于几十年来传统价值意识的淡薄，还有流行音乐的竞争——后者比以前与革命音乐的竞争要重要得多——就算有时间，那些留在村落中的年青人也较少再忠于传统和热衷于学习。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90年以来中国的流行标语
最后，音乐会与那些唯利是图的吹打班的冲突似乎也悄然弥散。从帝王时期，这种冲突一直延续着，也成为一种传统。它标志着：音乐会是以为村民行善，并以“音乐”具有的“文明”特性为荣。由于南高洛从来就没有吹打班，直到80年代，这种冲突只是一个意向性的比喻。从那以后，流行音乐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许多新型的表演文化如雨后春笋般兴起。问题也就不再隐蔽而异常突显。然而，无论是贯穿于毛泽东时代还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冲击，民间艺人们对音乐的责任感与传承的决心，依然坚定不移。
传承
看起来，至少在南高洛，文革对音乐传承的影响比80年代以来经济与文化氛围的冲击要小。在文革时期长大的、那些曾经期望与传统疏远的中年民间艺人，现在已经成为音乐会的中坚。但在其他村落，这个年龄阶层的人，则较少担负继承传统的重任。我们的到访，也许给高洛的民间艺人带来了某种凝聚力，但仍然难以激发年轻一代人的学习热情。这些年轻人属于在由经济利益和流行文化的诱惑代替原来政治压力的时代中成长的人。
音乐会活动的曲线图，可以显示其高潮与低迷的状态。（曲线图略） 确实，如果对高洛于明清时期的命运了解得更多一些，也许可以绘制出一副类似的曲线图——和解放前那段时间一样，南高洛村和它的“会”并未享受从未间断的和平。我们一样可以推测如饥荒、战争与火灾之类的天灾人祸引起的中断，还有早期反会道门的运动等。19世纪末，封建朝代的衰败导致了严重的社会混乱。在高洛，封建时期文化兴衰的最根本例证，也许是早在15世纪初南高洛村的初建。此前，改朝换代的战争，使整个地区的人口急剧下降，造成了传统文化的衰落以及新文化的孕育和产生。
共2页: 1 如果人们能够远距离地观察和研究文化史，看起来会更具有整体性。假设我的高洛朋友提出这样的问题：英国的圣诞习俗到底什么时候变成这样一个世俗的、缺乏地方特点的节日？是什么运动造成这一结果？回答这些问题，对这两个地方（高洛与英国）都非一两句话能够说清楚。但是可以为高洛民间艺人的经历找到一个颇引人注意的呼应：即生活于80年代遭受政治与经济冲击的英国北部铜管乐队的音乐家们。1996年的英国电影Brassed Off（《厌倦》）中，对这点有极好地呈现。影片讲述到：个人的执着与传统的共鸣，共同抗争着来自强加于个人与共同尊严的侵蚀，这种侵蚀也许是冷酷的中央经济目标的结果。这类团体的活动，也许代表了一种文化凝结，一种在遭受多方冲击中的持续的传统。
在老外的想象中：虽然存在极权主义，但地方传统并未被抹杀；对中央思想体系被动接受，但并未成为村民行为的准则。我们必须十分小心地假定文化生活中的中央控制：对“毛泽东时代音乐”传播过程中的多方自治和现实多样化的样式，应引人深思。甚至村剧团时断时续的现代化进程中，也仍旧保持了地方姿态：如上演京剧并不是为了迎合官方的表演，它造就了自己的风格。
本书重在探讨社会与个性化实践两方面的问题。正如Finnegan所说：“我的结论是：地方音乐既不是无形的、也并非是个人努力的产物，而是依照一系列的文化习俗与有组织的实践形成的……在其演变过程中，社会的连续性与个性化的选择起着一定作用。”当我们在传统的遗失、保存、变迁中追寻社会、政治、经济的因素时，就会发现无论是前辈还是新生力量的个性化热情，遍及各处，这一因素不容忽视。这个组织在民间艺人世代相传的实践中构成，这种传承决非自发，由世世代代的心血浇铸而成。而且，自解放以来，村民的责任感就更加明显。操演音乐的人的个性，也许既利于传承，也能带来危机。对经历20年代的民间艺人来说，目睹了当时南乐会的风行。但对其他人来说——如南高洛村——传统与“文明”禁止传承的改变。在流行趋势的压力之下，有的音乐会干脆放弃活动。
涅槃
南高洛音乐会如何在毛泽东时期生存的问题，颇值得深入思考。无论是否赞成“红色浪潮冲毁了我们所知的文明”的观点，广为接受的观点是：共产主义同时改造着社会与文化。在中国境内，对毛泽东时期——除了文革——的政治、社会与经济问题作出坦诚评价仍很困难；西方历史学家却详尽地剖析，把它描绘成一个没完没了遭受残酷磨难的时期。这种观点还包括以下含义：无论对个人还是集体，阴霾与显然不同的国家机制在无形中都造成了政治和经济的侵扰。精神上受到的创伤还伴随着这样诠释：如对甘肃省某村的孔庙研究中，景军有说服力地论述了在毛泽东时代，传统如何遭受系统性的摧毁。
相反，我们在整合高洛的故事中，侧重于政治波动中的文化延续。尽管我们也发现解放后的一些令人震惊的遭受磨难的例证，不过，这些例证让我重新勾画了一个一直在寻求解决矛盾的社会图景。如果两种解释都是正确的话，那么它们代表了两种不同的说法。总之，对我来说，那个红色恐怖的理论似乎漏洞百出：它暗示了共产主义被一个外来组织强加于并不情愿的群众之上。但可以进一步追问：为什么人们对毛泽东时代都那样怀念呢？无论是像南高洛村某个富农（他有理由感谢共产党）还是其他贫农，都没有这样描述50年代初运动的“恐怖”。大多数村民的苦难处于微妙的环境中，他们接受了共同的命运。
不管毛泽东时代的传统是中断还是延续，80年代后的复兴，具有了不同含义。假设毛泽东时代，传统被彻底根除，复兴就意味着彻底地文化重建。与甘肃某村的村民一样，人们也可将复兴视为一种再现毛泽东时代以前社会条件的结果。关于后者，更加深刻的观点宣称：这类复兴可能产生，虽然其潜在意义已发生了转变。我们习惯辨认那些仪式意义所发生的变化，即从表面上看，它们似乎没有什么变化。至于毛泽东时代，它充分显示了外在形式保持不变的现象。要是连表面都没有变化的话，那么功能与潜在的含义又如何改变呢？
海伦（Helen Siu）对中国东南部某小镇中的仪式变迁做过一些有意思的分析，她将现代仪式解释为文化残余的重建，其意义涉及到对农村社会权利关系的新型理解。仪式实践的意识淡薄与国家权利的入侵息息相关。因此海伦认为：仪式的复兴意味着一种新型国家与社会在双方退让基础上的合作。“传统实践正在复兴，而且与社会主义思想形成竞争”，说明当今仪式是由不同表演者的派系再造的，这一过程再生了一个被改变了的农村社会，其中社会主义国家的权利，被视作当然的因素。她认为：仪式反映了经过改造的社会权利关系，因此仪式的意义也发生了变化。海伦的采访对象说：表面的热闹代替了仪式的专业知识。
我们的研究对象，同样经常遇到带有村民们文化自觉地冲击。毛泽东时代，某些宗族仪式传统被取而代之，驱邪或祈雨仪式，遭到严格限制，时至今日都较少见。毛泽东时代，那些恒久的仪式含义，必定遭遇了挑战。那时的意识形态，无视人们的内在情感，抨击其为“封建迷信”。20世纪末，村民们的政治概念可能与解放前或毛泽东时代有了很大差异。公社体系解体后，80年代的复兴颇有意义。毫无疑问的是，它“融合了各类文化创新，受到各地对毛泽东思想的地方经历的形制，还包含了当代关注点的渗透”。到90年代，南高洛村音乐会的“权利”，比起30年代来说要少得多：20世纪国家现代化的持续强化，长期地削弱了他们的公共角色。
80年代以来，高洛村的仪式实践，也许含有肯定前共产主义价值体系的意识形态的成分。年长的村民感觉到，音乐会对生命轮回与农历节气仪式有一定程度的淡化。仪式活动少而简，攀比摆阔之风，确实是对“老规矩”的逾越。音乐方面，我们已经记录了总体构架中对细节的淡化。音乐会的音乐属于光谱一端的旧式音乐，在光谱中，首先是“革命性”的、继而是流行音乐得到更广泛地宣传。
尽管人们可以构筑一个重在强调功能与含义变迁的有说服力的叙述，村民们对自己生活的描述，和我对他们及其祖先持续经历的观察，导致我强调当地传统的适应性。
甚至解放前，高洛村对他们仪式的专门技术与摆阔心理都难以察觉，村民们的仪式实践，从未在毛泽东时期的社会变革中荒废。音乐会主要的形式——丧葬仪式——只有在1964—79年间才遭到严格限制。作为家庭的适当仪式——如“尊祖”，音乐会的参与也从未受到挑战。从给亡者叩首到有次序的念经，从棺木前的笙管与打击乐，均俨然有序。官方规定的“追悼会”形式，根本没有执行过。同样，对新年表演的音乐会的需求，从未在毛泽东时代被遗弃。如同当时一样，现在它仍旧是村民们敦乡睦里的显著表达。
我们发现：遍及所有时期频繁的“适应性策略”、表演者与“消费群”、他们的动机与权利关系，在音乐会实践的这一特殊领域中，似乎没有根本的变化。我在90年代看到的音乐会，并未表现出对前毛泽东时代的重新构想，因为无论是音乐形式还是社会内容，都从未消失过。现在，音乐会的仪式没那么隆重了，它们的社会功能也稍显紧迫，但却很难发现它们有什么质的变化。所以，我们更应强调它的延续性。那些综合了世俗、道德与音乐权威的众多民间艺人，跨越了旧社会、毛泽东时代与改革开放三个时期，推动着令人叹服的传承。
人们甚至可以假定：组织的传承，帮助村民们弥合精神的创伤（这里囊括的时代，不止是毛泽东时期，还包括解放前和改革开放以来）。当然，民歌可能也为实现这一目标服务过，但高洛的村民已不再唱了；戏剧可能也发挥过同样的功能，但业已消失。当前，一些类似吹打班与南乐会的乐种，则是跟着形式走。村民们固守着仪式传统的集体规矩。我甚至还试探着把体现音乐会道德观的行善活动与“为人民服务”的毛泽东思想联系起来，看看能否为毛泽东思想所兼容，尽管村民们没这么天真。 我简直不能理解，距离延安如此近的人们几乎完全没有接触过延安精神。——夏衍，对于电影《黄土地》的评论。
对音乐会和其仪式与音乐适应能力的一个显而易见的解释是：支持它们的社会、经济和意识形态条件延续未断。南高洛村的村民们一直依附于农业生产，始终感到对遵循祖先传下来的丧葬和宗教仪式的需求，以及祈望和睦的愿望。自解放以来中央的宣传条件得到转变（如宣称传统文化得到深入的“改良”），如同处于外部的观察员一样，中国的干部非常了解，他们没有能力改变社会的各方面。现在看来，甚至毛泽东对尼克松的谦虚表白，也似乎过分夸张了：即使如此临近北京的周边地区，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在各类显著的方面，都尚未触及变革。40年代以来，经济环境时断时续地改善，不过广大农村地区，水电供应、医疗条件和工业仍相当落后。
作为表现文化的例证，南高洛村仪式音乐的描述或许不是典型例证，与毛泽东时代之前、之间、之后，或与全国相比，也并非典型。中国的某些乐种和某些地区的文化沙漠现象，不仅在1966—76年，而且在1956—80年间，都十分严重。我们不得不接受这种可能性：一些地方，于共产党执政后开始丢失传统，然后再未恢复。例如冀中平原，一些仪式组织在40年代的战争后再未恢复。还有不少民歌手、说唱艺人和剧团，解放后也销声匿迹。尽管这本书与城市的专业院校无关，也与想象中的“松散团体”和完全的自发活动（如唱摇篮曲也许是自发的）无关。但在整个保定地区，音乐会与地方干部的联系颇为密切，村民与村落的领导阶层，都不愿放弃文化遗产。实际上，通过进一步研究，我们有可能发现中国另外的几种音乐家——如民歌手或是吹鼓手——也许更加“边缘化”。他们并非村中的精英，因而更加易受中央政策的冲击，更加超然于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影响。
与此相反，生命轮回与农历节气仪式，始终是农村表现文化最有深度的领域。在中国许多偏远地区，似乎保存着比高洛更少间断的传统。所有这些，将形成现代中国音乐的“活”的历史：只有详尽的材料，才能让我们评价这类传统的延续。
尽管我曾无数次地“完成”本书的写作，但最近我又到高洛短暂地看望了几次老朋友们，因而不断加进一些新的内容。可以看到，一种持续的倾向变得越来越清晰。何清以及老人们的相继去世，似乎使这个时期的结束更加明显。自1996年新会头继任以来，我与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合作，还有令人遗憾的“新学事”的缺乏，都导致了组织向新的形式发展。 与此同时，还存在使仪式组织遭到冲击的另一些因素。尽管组织一直都在延续它的传统仪式功能，但2002年省级政府发布的火葬规定，最终还是被强制执行。火葬早已被官方强调了数十年，但就像中国生活的许多方面一样，对许多传统，官方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果传统的丧葬长期受制约，那么这类组织就被无助地剥夺了主要的表演内容，而这是为好奇者们表演的偶然性“音乐会”无法替代的。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让我们回头来看高洛的革命史。无论人们怎样评述这是“实践或责任上一个持续不断的衰退”，仪式音乐本身和它的内容，似乎明显超然于政治巨变之外。我们的任务是，暂时不去理会那些变化的有限参数。音乐会的历史与村落历史息息相关，包括政治磨难与社会变迁。这些组织并非像独立于政治改革之外的“活化石”那样奇迹般地生存下来，民间艺人也不是守旧的收集古玩者，紧抱不放那些离奇的废墟。正如歌中所唱，今天不能将政治排除在中国的整副图画之外。但是民间草根的实践，与中央政策对城市专业院校的影响截然不同。
上述所有这些思绪都是逐步浮现出来的。我一直试图所做的，最单纯的目的，就是尽量倾听高洛村民自己的述说，尽力描绘一副村民们的真实生活画面，而不是受官方宣传的影响，歪曲或简化它们。其实，村民们已经绘出了社会的现代化与维持古老仪式传统之间变迁关系的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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