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健吾说，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文物昌明的枢纽。时间把综错的纹理呈在风平浪静的水面，美与丑在这里漂浮，道德与罪恶在这里滋生。这单纯的世界，他的表面光怪陆离，存在于每一刹那，正是我们供养的现实”。小岸正站在现实这面。她秉承了山西文学一直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着重于书写现代社会中男女间的情感纠葛和底层小人物的悲欢离合。如她说过的那样，“每天，从城市的四面八方，从空气的涌动流转中，从街头巷尾的口口相传中，一些特殊的人和事便会不请自到。”她用自己的“心眼”去看这世界，穿过这些极其普通、世俗的材料，追寻其中人性的昭示，追问人类孤独的存在，一直剔爬到人类灵魂的深处。这就使其作品，突破了一般的婚恋小说、底层小说缺乏大精神的不足，达到了对现代人的精神困境做形而上思考的高度；也使她在山西青年作家群中，拥有了独树一帜的创作风格。
1、对现代人孤独与隔阂状态的反思
山西文学历来以对社会现实问题和人类生存现状的关注和思考见长。在这种创作大背景的浸染下，小岸近年来的作品在思想深度、写作技巧等方面都有明显的提升，逐渐突破对人物命运、情感纠葛的单一描写，以当今社会中存在的种种婚恋问题为架构，转向对更高意义上人类灵魂的探寻，昭示了被遮蔽的社会现实背后人与人相互隔阂、寂寞孤独的生存状态。
商品经济飞速发展带来的价值观的转变和对各种感官享受的追求，使人们日渐“物化”、“变形”，隔阂和冷漠由此产生。这种病态的状况像瘟疫般急速蔓延，“无话可说”成为人与人相处的常态，情感的交流和心灵的沟通日渐萎缩，随之而来的是人类无法排解的孤独感。《你是你，我是我》中崔若珊和李达经自由恋爱结合，但婚后繁忙的工作、日常生活的琐事渐渐将两人往日的无话不谈、浪漫温情消磨殆尽。五岁的女儿也常年由奶奶照料，“反而与父母的感情有些隔阂”，崔若珊“试图弥补这种隔膜”，孩子却不接受。《比邻天涯》中朱文妮和丈夫仿佛陌生人搭伙过日子一般，无法走进对方的内心深处，在婆家她“就像倚在门外的拘谨的客人，探头探脑，小心翼翼，始终迈不进门坎”。男主角田云飞与妻子黄素娟之间同样充斥着隔膜，甚至连田云飞对母亲的那份怀念黄素娟也无法体会、理解。不仅是在每个人的小家庭中，飞速发展的大社会中隔膜和冷漠更是无处不在：现代都市，人们在钢筋水泥的丛林中生活、穿梭，冰冷的防盗门隔绝了人们的交流和沟通，时时刻刻都在以怀疑的目光互相审视着对方。因此，“朱文妮非常怀念那种其乐融融，亲如一家的感觉”，她“觉得‘蓝月亮’什么都好，就是缺乏温情脉脉的人气，一切都壁垒森严，冷冰冰，硬邦邦。”
如果人们想通过理想、工作来排解这份孤独，那更是可遇而不可求。朱文妮在机关做着内参的编辑工作，对这份工作，“她曾投入了大量心血，后来才发现，无论她怎样努力，认真阅读此刊物的人依旧寥寥”。而崔若珊在机关的档案工作更像是“一潭死水”，惊不起半点“漪涟”。工业社会的高速发展，对金钱的狂热追求和物欲膨胀的现实，使人们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并不足以改变社会的现状，原先追寻理想的热情之火逐渐熄灭，原本的信仰开始变得黯淡无光，人们逐渐堕入琐屑的日常生活中。这样身体与灵魂相分离的生存状态不仅无法排解原先的痛苦，更加剧了这份孤独感。
2、对爱和理解的追寻
对人类永恒孤独状态的揭示，许多伟大的作家都做过努力和尝试。那么人类就真的要永远驻足于孤独中吗？小岸在其作品中给出了两种选择，一种是否定的，一种是肯定的，但它们指向的是同一个旨归，那就是人类另一个永恒的主题――无私的爱和理解。
小岸深刻而敏锐地捕捉到了现代人的孤独、苦闷、疏离的心理状态，并将其与人类的生存困境联系在一起。在利益至上的社会大背景下，人际关系扭曲变形，人们内心充满了无法言说的痛苦和深刻的孤独感。只有在一无所知的陌生人面前，人们才能将内心深处的真实“本我”展示出来，才可以安全地按照自我安排重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他们中的许多人选择了向婚姻之外去寻找沟通、交流和理解。朱文妮无法理解弟媳于海燕的婚外恋情，田云飞为同事刘家豪远赴千里给一个从未谋面的女人过生日的行为而感到荒唐。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心里在不屑于对方行为的同时，又隐隐地嫉妒、羡慕、向往着。因此当极度孤独的两人在滚滚红尘中偶遇时，宿命般地彼此吸引，爆发出巨大的激情。朱田二人将之称为“爱情”，但这种感情与其说是爱情，倒不如说是两个小人物在一个既发达、又冷漠的大都市的犄角旮旯里，相互产生的一点并不深刻、却又乐意相信的温暖，往深一点说就是对理解、对知音的向往。正如文中写到的那样，“她知道，她清楚地知道，自己想念的这个人已经不再是原先那个具体的人了，而成了一个抽象的人”。所以，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道德和理智的驱使下选择了克制，选择了回归家庭。但不可避免的，还是有些人走向了极端。《寂寞游戏》中的“我”为了排遣寂寞，认识了有家室的叶，但在叶完成工作离开之后，“我”还沉湎于对叶疯狂的迷恋中无以自拔，最终走向了疯狂。小岸用事实证明这条路是永远行不通的。
另一条路则是小岸所肯定的――对无私的爱和理解的不懈追寻。其新作《温城之恋》就是她为我们树立的坐标。迟岩是一家大型日化公司下属杂志社的编辑，性格羞怯，似乎“不属于这个毫无遮掩，没羞没臊的时代”。他喜欢温城“没有被工业社会染指的纯净气质”，因而当他与像温城一样纯净质朴的兰心相遇时，爱情的花朵悄然绽放。即便迟岩离开后再没能回来，兰心也从来没有怨过、恨过，默默等待了一辈子。这样的人、这样的城都是迟岩一直在追寻的，因此在小说的最后他留在了温城度假山庄，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与另一时空的兰心厮守终老。《温城之恋》借助当今文坛盛行的“穿越”形式，让不同时空的两人相遇、相恋，表达的主题很鲜明，就是对现代社会爱情、婚姻的反思和对田园牧歌式真挚爱情、生活方式的向往。这个故事读来似乎很平常，但这样平凡的题材，因小岸一直以来对人与人之间无法交流沟通的苦闷和人类永恒的孤独之痛力透纸背的书写而变得不平凡起来。她匠心独运地赋予兰心人世间所有美好的品质，使其成为无私的爱和理解的原型，并将之与人类寻找“精神家园”的内在冲动结合起来，使作品上升到了具有人类整体意义的高度。无论其小说中的人物选择的是哪条道路，但从未放弃战胜孤独的愿望和勇气，尤其是以兰心为代表的无私奉献的女性更是触动人心，她不仅是小岸作品中的一抹亮色，更代表了人类挣脱孤独桎梏的希望。 3、为底层小人物做传
新世纪，置身文学现场中的许多山西作家以自觉的社会问题意识介入现实，关注底层社会的幽暗，聚焦小人物的生存真相。小岸的这类作品也为数不少。她把这些小人物的酸甜苦辣当作某一阶层的群体的命运来书写，把他们生活中的悲欢离合作为具有普适性的社会问题来思考，以一种去遮蔽性的姿态展现了底层民众日程生活的真实场景。
她这类作品中所塑造的人物大都贴近日常生活，形象生动、性格鲜明。其中，一些犯了错的小人物尤为突出。这类人都或大或小犯了罪，但却不能简单地将他们判定为坏人。小岸为他们所犯的“罪”大都设置了各种各样充分的理由，让他们在这些“理由”的驱动下犯罪。韩国强因流氓“姚二蛋”无休止的纠缠和勒索而冲动地杀死了他；生活的窘迫、妻子的埋怨以及收水费小姑娘的言语刺激，促使平日懦弱寡言的大头失手杀害了这个姑娘；而老实巴交的周祥文则是为了补贴家用，偶尔为之地偷窃了货车上的铜条……他们犯罪的行为多是出于一时的冲动，看似偶然，实际上又是事态发生的必然结果。《黑水河》在小说的开头就为大头的犯罪埋下了伏笔，“今年夏天，天气持续高温，快一个月了，不见老天爷掉一滴雨，空气里仿佛纠结了若干的纤维丝，缠得人喘不过气”。在这样闷热的一个夏天，小城里接二连三发生了几起轰动的事件：一个东北女人因被怀疑贩毒而折磨致死；城关有个老太太因儿女不孝顺上吊自杀了；一名普通的公务员坠楼后，警方在其家中搜出巨额现金、若干房契和金银财物……小岸这样的设置实际上是有意地在为大头的犯罪营造一种潜在的社会氛围。
小岸小说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她不是主观地以道德、法律为标准去评价他们的好坏，而是采取了客观叙事的态度，力求原生态地呈现他们的行为和心理，以质朴而深沉的笔触揭示人性的斑驳。尽管小岸已经尽可能地以客观而有节制的笔调来呈现，但隐藏在其巨大的语言冰山下的情感旨归还是若隐若现地流露了出来。正如她自己所说的那样，“我觉得这就是生活，生活就是这么残酷。我愿意把视角投射到这些小人物身上，给他们以深切的关注和同情”。尽管这些人物身上有着这样或那样的“恶”，但小岸对他们的际遇还是表现出了极大的同情和关怀，这一点在《零点有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小说中钟若梅是以“拯救者”的形象出现的，但这种“拯救”是双向的：一方面，她的同情和理解完成了对韩国强的拯救（投案自首）；另一方面，韩国强的信任也使钟若梅的自我否定得到了救赎。小岸这样的设置，实际上与其婚恋小说的旨归达到了高度的统一，那就是对人与人之间宽容、关爱、理解等传统美德的发掘和歌颂。
4、题材和结构的单一
追求原生态地反映社会现实，力求诗意化的人性抒写，一直贯穿于小岸的创作中。近年来，以《卡》、《比邻天涯》、《温城之恋》等为代表的新作内涵更加深沉，写作技巧也更为多元化。但不可否认的是，其作品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小说的叙述内容、叙述结构等方面。
叙述内容是叙事文本的主体，在很大程度上叙述内容就是由一系列事件、人物和情节所构成的故事。小岸的小说根据叙述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主要表现现代社会中男女间的婚恋问题和情感纠葛，另一类则着重于抒写底层小人物的悲欢离合。在对其小说作了全面的把握之后，不难发现，无论是在哪种题材的作品中，小岸都是从一个对生活有着深刻的现实主义人文关怀的知识分子的立场出发，来审视、评价和表现社会现实的。因此，她总是以平实质朴、清新流畅的笔调来呼唤真诚、宽容、关爱和理解。这种充满人文关怀的立场无疑是值得肯定和提倡的，但小岸在小说题材选择上的单一和思想内涵的浅显，给读者带来了阅读和审美上的疲劳感。即便是近几年来，其作品中所流露出的对现代社会中人类的精神危机和生存困境的探索，在很大程度上也还停留于缺乏理性和不自觉的阶段。因此，突破固定的写作模式，不断拓宽创作思路，提升作品内涵，成为具有独特艺术风格的“这一个”，是小岸所需要继续努力的。
“叙述内容的基本成分是故事，而内容的存在形态即是结构。”（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叙事结构就是作家对整个小说中人物、事件和情节的组织安排，体现着整个文本的叙述逻辑，因此，小说的叙事结构对于文本深层结构的呈现有着及其重要的作用。纵观小岸的作品，时间式线性结构几乎贯穿于其所有的小说中。这种叙述结构强调因果逻辑关系、激烈的戏剧冲突以及叙述的完整性，是中国几千年来传统审美心理定式的延续和体现。但面对开放式、强调交互参与的后现代文化语境，只强调情节、人物的线性叙事结构显然不能像原来那样吸引读者。文学不仅是作家创作的过程，更是读者接受的过程。怎样才能吸引读者，达到文学追问、反省人类自身的终极目标，这就需要作家在叙述结构上下更多的功夫。小岸近年来的几部作品已经开始注意到这一点，小说《卡》就以“银行卡”为纽带，联系起六个不同的叙述者，用类似影视剧中平行蒙太奇手法，讲述了因价值混乱、道德沦丧而上演的一幕令人似笑非笑、眼中含泪的世情“喜剧”。这篇小说在表层时间线性叙事结构之下，通过叙述视角的变换，多视角聚焦人物的命运，将故事以片段化的形态呈现给读者，产生“陌生化”的效果，激发了读者的阅读兴趣。但小岸像这样突破了传统的线性叙事结构模式的作品还是个别的，因此在结构安排和叙述视角方面不断创新是小岸另一个需要改进的方面。
一个好作家，不唯把世界呈现给读者，还要把世界揭穿了给读者认识。小岸作为一位具有独特创作风格与个性的女作家，且行且吟于当代山西文坛，于平实质朴的笔调中蕴含着严肃深刻的思考。她以他们经历了中国社会大变革的这一代人独到的人生体验为切入点，通过对现代社会人际关系中隔阂、冷漠状态的摹写，将人类精神的困境揭示给人看，达到发掘人的精神深度的目的；却又不仅仅停留于此，更以其对生活的细致观察和领悟，竭尽全力透过文字，呼唤和寻找着真诚、理解、宽容和无私的爱，展现出难能可贵的人文关怀，承载着理解世界和人类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