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心中的
“两个日本”
前几天，一位朋友从日本回来。我与他谈起当前热门的中日关系，一向著文批评日本外交政策、恨不得改造日本政治的朋友，对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却赞不绝口。这让我想起几个月前曾主持的“北大学子看世界”栏目中的一期话题“日本青年如何对待我们”，十几位曾留学日本的受访学生并没有像事先预想的那样，对日本青年大大责备，反而觉得日本人和蔼、友善。
这的确是一个耐人寻味的话题。21世纪初的几年，日本成了中国舆论中最受争议的国家。一方面，由于日本前首相小泉屡次参拜靖国神社，其国内右翼篡改历史，鼓吹中国威胁论，令国人愤懑，即使新首相安倍晋三一上任就访华，摆出扭转中日关系之势，国内不少人也对其外交动机半信半疑；另一方面，绝大多数去过日本的人都不得不对其文明程度――从经济发展到社会规范，从教育水平到国民素质，等等，肃然起敬。
久而久之，日本的国家形象在中国人心目中变成了正负两面。一个是“负面的日本”，对历史不负责任，政治上孤立于亚洲，经济上十年来萧条，舆论上妖魔化中国。在这一点上，中国占有道德优势。另一个是“正面的日本”，技术先进、社会发达、现代化水平高，其文化深刻影响中国。相对于“正面的日本”，中国实力处于劣势。
近几年来，“负面的日本”形象一直不断扩大，许多中国国民的道德优势心态也随之高涨。于是，中国民间的舆论出现了两种分歧：一方面，某些“愤青”在外交、政治层面上主张对日强硬，抵制日货，却时常忘记科学技术和社会发展程度上依然存在的劣势；另一方面，一些知识精英呼吁“以日为师”，全面学习日本，却很少考虑一些民众对日本依然存在着的抵制情绪。
这种心态上的双重困境很大程度上起源于中日关系的三大历史悖论：第一，日本受中国历史、文化的影响最深远，而反超中国的速度和程度也最快。日本文字、服饰、建筑乃至生活习惯一直受古代中国的影响，甚至许多人说，几千年的古代史，日本一直是中国的学生，而19世纪中叶以后，日本国力迅速上升，短短几十年后，在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方方面面都超过中国，甚至一度把中国远远落在后面。第二，日本与中国交往历史最悠久，而侵犯中国的时间也最长。周秦时代的地理名著《山海经》就有关于日本的记载。而暂且不论明代海疆受倭寇骚扰，单单从1895年的《马关条约》至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日本对华的侵犯足足有半个世纪。第三，日本在历史上对中国的伤害最大，而对中国历史责任的说辞却最含糊。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很难心平气和地看待日本。
中日关系更像
18、19世纪的英法关系
中日之间两点事实是永恒不变的：一是日本曾给中华民族带来巨大灾难的历史事实永远无法改变，给中日两国人民带来的沉痛记忆也永远无法抹去；二是日本永远是中国的邻国，将是中国发展永远无法忽视的一个国家。当中国民众心中的“两个日本”与两点永恒的事实相互碰撞时，需要考虑一个问题：是否有一种看待日本的方式，既不相悖于当前许多民众的抵制情绪，又尽可能地符合国家利益？
其实，国人对日心态的巨大变化过程中，有一段历史容易被人遗忘。1840年以来，“天朝上国”清王朝受辱于西方的几次经历（两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进京等），都未曾改变国人对西方的看法：西方是“夷”，中国只要做到“师夷长技”，便可“制夷”。直到1895年甲午战争的巨大震撼，中国精英才真正意识到一个道理：先前中国文化的消费者、“小兄弟”日本，在采用西方体制进行自我革新之后，竟能打败泱泱大国，中国或许也应该走这条道路。
1898年，清朝光绪皇帝与日本时任首相伊藤博文的会见中，第一次发出这样的感叹：“当前形势所迫，我国不得不进行改革”，并求教于改革之道。接着，中国政治精英陆续进行了维新变法、1905年新政、留学东洋潮等，恨不得把中国变成第二个日本，摆脱西方束缚、自强自立。从这个层面上看，日本打败中国，标志着中国真正从内心深处反思自己、正视西方。如果不是后来的日本侵华及近年来日本右翼的死灰复燃，当前国人对日心态应该不会变得如此复杂和多面。
百年来，中国人对日心态的这种巨大变化，与18世纪、19世纪时法国人对英国的心态有相似之处。中世纪的不列颠岛一直被法兰克王国视为蛮夷之地。但在18世纪初，英国人打败法国路易十四，素来自视高人一等的法兰西人最初反应是，变革法兰西，成为第二个英国。当时，法国启蒙运动先驱伏尔泰曾告诫国人：“我们在很多方面是英国的门徒，法国别再把自己看得与师傅（指英国）势均力敌了。”然而，18世纪中叶“七年战争”中，法国惨败，被迫将北美和印度属地割让给英国，巴黎精英们对英国的好感至此荡然无存，转向反英。
这些外交手段可能被一些人视为帝国主义列强的伎俩，当然，时代不同了，中日关系的发展也将不同。但是，从另一角度，我们也应该承认，英法外交同样符合现实主义的利益观，而这恰恰是国家交往中应当遵循的底线。
“反日”和“学习日本”都是走到了一个极端
这些都是值得中国研究之处。戴季陶在《日本论》中说，“‘中国’这个题目，日本人也不晓得放在解剖台上解剖了几千百次，装在试验管里化验了几千百次。我们中国人却只是一味排斥反对，再不肯做研究工夫，几乎连日本字都不愿意看、日本话都不愿意听、日本人都不愿意见。”当前一些“愤青”的“反日”行为，前辈在几十年前就已批评过了。
但这并不代表中国需要全面向日本学习。美国学者科尔出了一本《犬与鬼》，被人视为《菊与刀》的后继之作。作者以非常独到的眼光看到了另一个危机重重的日本：僵化腐败的官僚体制、导致金融体系崩溃的命令型资金供给体系、浪费资源的基本建设投资、巨额的隐形财政赤字、破坏文化遗产的城市改造、填鸭式不重视能力培养的教育体制，等等。从这个侧面看，任何就中国人对日心态感兴趣的人，都应该警醒一个问题：正是日本的民族崛起之路、现代化之路、世界强国之路都走在中国前面，同样，作为国家发展中出现的诸多问题也正摆在我们面前。从这点看，贸然“反日”和主张“学习日本”的人可能走到一个极端，倒不如把日本视为中国发展的试金石。
从历史进程上看，日本的成功之路需要仔细研究，但并不是完全效仿；日本的失败之处，同样需要警惕，但不代表着中国走不通。西方学术大师，无论是在其巨作《历史研究》中划出26类文明的汤因比，还是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划出7类或8类文明的亨廷顿，都把日本文明独立为一类，但都承认日本文明与中华文明有更多的相通之处。由此至少可以告诫中国人，不必重新回到20世纪初，唯“日本的成功经验”马首是瞻，同时，也需要把精力更多地放在日本研究上，更不必因为过去五年日本右翼政府的过错而忘却了日本整个民族的闪光点。
从未来发展看，日本始终是中国复兴过程中无法绕过的大国兼邻国。在地缘政治与中国最紧密相关的大国中，中国的综合国力与日本最接近。如果把近三十年中国经济持续的发展视为中华民族复兴起点的话，那么，日本显然是中国要迈过的第一道坎，也是国际社会试验中国有多少和平发展诚意的第一块试金石。对此，对于正走在大国国民成长道路上的中国人而言，怎能没有高势态的全盘审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