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先后发表了王春瑜先生《“万岁”考》和已故韦庆远先生《“万寿无疆”考》两文，我对两文已作了些评述，见《中国古代文化专制主义批判》 的后记，载 《纤微编》 第494―495页，河北大学出版社，2010年。
我一直未能见到韦先生的原文，后来十分感谢一位研究生，他为我找来发表于 《读书》1980年第3期的复印件。王春瑜先生的文章发表于 《历史研究》1979年第9期，后来在他的不少杂文集，如 《“土地庙”随笔》 等都有刊载。
时移世迁，且不说现在的青年学者，就是许多中年学者，只怕已难设身处地体会两文发表的环境了。所谓的“文革”期间，一方面说要扫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扫荡封 （建主义）资（本主义） 修 （正主义），另一方面，中国人每天喊“万岁”和“万寿无疆”，应有数十亿到数百亿次。对于当时的口号，我们这一代人可说是耳熟能详，但时间又是最有效的遗忘器，为保留历史原貌，不妨摘引于下：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伟大的光焰无际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敬爱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在此不必说外国，在中国历史上如此规模地天天喊“万岁”和“万寿无疆”，当作如吃饭和睡觉那样，不日不可无，事实上成了每个中国人必需的生存权，只怕在中华古史上也绝不可能有此创纪录的盛举。霉臭的皇帝谀词，居然成了时代的最强音！当时有一位挚友韩耀宗，我慢慢发现，他每逢此种场合，只是微微举手，嘴里不念出声。这已经是极其不易了，我怎么能有他的胆量？
江青倒并不掩饰她复辟帝制的梦想，说共产主义社会也有女皇。其实，马克思主义主张的共产主义社会与帝制、皇权主义有何相干？
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研究方法之一，是从似乎最平凡、最普遍、最常见的历史现象中，由表 （现象）入里（本质），钩沉索隐，追本溯源，把握历史的脉搏，演绎历史的哲理。《“万岁”考》和 《“万寿无疆”考》正是从当时人们熟知的最平凡、最普遍、最常见的历史现象中，提炼和批判了在中华大地严重存在的皇帝意识和草民意识。发表之际，一时真可说是石破天惊！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够撰写上述两篇文章，须要有足够的良知、胆识和学力。良知不必论。能写人们成天接触，却又想不到的问题，是为识;敢为天下先，愿为天下倡，是为胆。在此须对学力问题更多说几句。在我们的时代，由于长时期不断的体力劳动和政治运动，造成了我们这一代人学识的匮乏。治中华古史且小说隔代如隔山，就像笔者那样，虽然号称治宋史，其实对宋史领域的大部分课题，也是心中无数，所谓淹贯中华古史，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但撰写此两文，其基本的条件，正是需要对中华古史有相当的整体性和全局性的了解。人们知道，王春瑜和韦庆远先生都是治明史的。但以上两篇文章，就决非拥有某个断代史的片断知识，就可以落笔。两位先生却能够在明史之外，在汗漫无际的古籍中寻找史料，写贯通中华古史的作品，正说明两位先生的学力，就非笔者个人所能比拟。当然，现在有了中华古籍的电脑软件，条件和情况就自然完全不同了。虽然是两篇篇幅不长的论文，但在中国现代史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也无疑比不少专著更有分量和价值。
正如王春瑜先生早已指出，“万岁”和“万寿无疆”原先作为吹呼口号，并不是供皇帝一人专门享用的，变化是发生在唐宋之际。王春瑜先生已列举了不少史料。又如 《旧唐书》 卷一九五 《回纥传》，《资治通鉴》 卷二二三记载郭子仪与回纥结盟，“执酒为誓”，“酹地”说：“大唐天子万岁！回纥可汗亦万岁！两国将相亦万岁！”又《太平广记》 卷一七六 《郭子仪传》 载：“永泰元年 （765年），仆固怀恩卒，诸蕃犯京畿，子仪统众御之……回纥曰：‘令公在乎？怀恩谓吾天可汗已弃四海，令公殂谢，中国无主，故某来。今令公在，天可汗在乎？’子仪报曰：‘皇帝万寿无疆！’同纥皆曰：‘怀恩欺我。’”《旧唐书》 卷一二 《郭子仪传》则作“万岁无疆”。唐时“万岁”有时尚作通用的欢呼口号，而大多数场合已是皇帝专用，“万寿无疆”也近于皇帝专用。
五代后唐末，据 《旧五代史》卷四七 《末帝纪》，石敬瑭“以兵屯忻州，一日，军士喧噪，遽呼万岁”，石敬瑭乃“斩挟马都指挥使李晖等三十六人”，向唐帝上奏，以避嫌疑。此处的呼“万岁”，当然是为举行兵变，拥护石敬瑭称帝。五代乱世，经常出现此类情况，最终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也是依样画葫芦，将士们黄袍加身，山呼“万岁”。
到了宋代，此词作为皇帝专用也大致成了定局。《宋史》卷一三八 《乐志》 载宋太祖建隆时御楼乐章“降坐 《隆安》”，即有“一人有庆，万寿无疆”宋真宗景德时朝会的乐章“上寿 《和安》”，也有“永锡难老，万寿无疆”。宋孝宗淳熙时“发太上皇帝（宋高宗）、太上皇后册宝”乐章，其中“内侍官举太上皇后册诣读册位”的 《圣安》，即有“辅我光尧（宋高宗），万寿无疆”。
《宋史》卷一三九《乐志》宋哲宗“发皇后册宝”乐章，有“母仪天下，万寿无疆”。宋徽宗“大观闻喜宴”乐章，即有“以燕天子，万寿无疆”，“天子万寿，永观厥成”。
《燕翼贻谋录》卷三记载，宋徽宗“政和七年九月辛巳，又制‘定命宝’，‘范围天地，幽赞神明，保合太和，万寿无疆’为文，广九寸，号九宝。二圣北狩，宝沦异域”。《铁围山丛谈》 卷一也说，宋徽宗“因诏于阗国上美玉焉。久而得之，为玺九寸，而鱼虫篆，其文曰：‘范围天地，幽赞神明，保合太和，万寿无疆。’诏号‘定命宝’。是岁戊戌，元会于大庆殿受之”。
在北方女真族建立的金朝，据 《金史》卷四《乐志》 载金世宗大定七年 （1167年），“举酒，《万寿无疆》 之曲：‘四海太平，吾皇之功。群臣对扬，诞受鸿名。霞觞琼腴，君王乐岂。皇天垂休，万寿无极。’”大定十一年（1171年） “举酒，奏 《万寿无疆》之曲：‘圣德懋昭，民归天v。煌煌金书，典册光受。备乐在庭，八音谐奏。群公奉觞，天子万寿。’”
喊“万岁”和“万寿无疆”，当然属中国特色的帝王文化，是为古代阶级社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问题在于中国帝制废除已五十余年，却出现了全民性的喊“万岁”和“万寿无疆”的热潮，而其故安在？
在我们青年时代，给大家灌输得最多的，就是必然性的教育。但时移世易，必然性问题现在几乎不怎么讲了。其实，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来就强调事物的必然性。恩格斯说，“偶然性只是相互依存性的一极，它的另一极叫做必然性”。“被断定为必然的东西，是由纯粹的偶然性构成的，而所谓偶然的东西，是一种有必然性隐藏在里面的形式”。“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4卷第240、243页）。
在人类历史上，经济、技术的新旧交替往往是一刀两断型的，一旦新的工艺、产品之类被采用，旧的工艺、产品之类就会被人们弃如敝屣，毫不顾惜。然而政治、文化的新旧交替却往往是藕断丝连型的，或者说是拖泥带水型的。旧的政治、文化表现出一种顽强的连贯性或持续性，甚至是“剪不断，理还乱”，表现出一种顽强的滞后性。尽管如此，经济变化后，政治和文化也不能不变化，但其变化又呈现纷繁复杂的状况和形式。
如日本的天皇制源远流长，在近代经过两次改造，一是明治维新，二是美国人麦克阿瑟以占领者身份颁布宪法。现代经济因素决定的欧美政治制度模式，通过麦克阿瑟等人的思想，虽使天皇制得到改造，却又沿用了某些旧规，使之与英国王制相同。这是旧瓶装新酒的典型。日本共产党一直反对此项落后的、过时的政治制度，反而因此在日本国民中处于孤立的地位。而日本的右翼势力却一直梦想利用天皇制，复活军国主义。
记得在“文革”后期，几位辽宁大学的教师，到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座谈他们编写的历史大事记。一位先生突然掏出笔记本，对我们说：“某同志在百忙之中，多次亲临辽宁大学视察，指导工作，发表了对历史研究和教学问题的重要讲话和指示。今天我向各位传达。”我开始一愣，随即领悟到，一个比我晚几年毕业的大学生，现在已成权势人物，所以才有此种身份性的用语。听了他的传达，心里想，一个不是历史专业的大学生，又怎么可能对历史的教学和研究有真知灼见呢？尽管如此，既然拥有此种身份，就成“重要讲话和指示”了。数十年间，我们已积累了一整套非公仆身份的谀词，非领导干部则不能随便使用。已故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黎澍先生早就提出，中华民族必须对批判专制主义长期补课。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如今特别是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和等级授职制，就是严重不适应现代经济基础的两项上层建筑，必定在划革之列，这是不以某些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王春瑜先生说，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不是皇帝意识，就是草民意识。这是很深刻的评论，将中国传统专制意识予以具体化。皇帝意识表现为高踞于人民之上，自奉为天然尊长和当然领袖，唯我独尊，人们只能对之进献谀词和顺从，从根本上拒绝马克思主义强调的新社会公仆身份，根本上拒绝广大社会主人对自己的批评和监督。当官意识其实是皇帝意识的延伸，是小范围的皇帝意识，但两者的重要差别，是后者对上级必须顺从，甚至奴颜婢膝。草民意识表现为对当政者的顺从、崇拜和歌颂，根本不认为当政者须由大家任免和监督。皇帝意识不可能孤立存在，而必须有草民意识做伴，相辅相成。与皇帝意识、草民意识相对立者，正是马克思主义巴黎公社原则所倡导的社会公仆与主人的政治伦理和意识。公仆应能上能下，能官能民，用行舍藏，对个人的进退出处取淡然态度，打破可以得罪人民，却绝不敢得罪上级，能上不能下、能官不能民的官迷心理。社会主人意识当然表现为不承认有什么天然尊长和当然领袖，任何公仆必须经由广大社会主人的选举、监督和任免。以社会公仆和主人意识，排除皇帝和草民意识。
年过七旬，深知中华民族进步的道路是十分艰难而曲折的，“路漫漫其修远兮”，但中华民族也必须“上下而求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