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周渝其人，也读其作品，从心底视之为友为师。是他和他的作品触动了我的学术良知，令我冥想反思。在周渝未出生时，我已经接触了“抗战老兵”这一特殊的群体。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时，我与范同寿合作出版了《贵州抗日救亡运动史》，压根儿见不到黔籍将士在正面战场的踪影，只有片言只语涉及国民政府贵州当局的抗日救亡工作。今日视之，不仅遗憾，而且汗颜。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时，笔者写了3篇文章。一篇是《黔南之战与中国正面战场的战略转折》，并赴京参加了学术界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另一篇是《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的新觉醒》，入选中共中央委托、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举办，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全国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学术研讨会；再一篇是《试论国民政府准备抗战之策略――兼论何应钦与“亲日派”》，应邀赴台北参加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两岸学术研讨会。因时间冲突，我放弃了去北京参会的机会而选择了赴台北参会。3篇文章都开始触及到国共关系，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及全民族抗战的问题，但对国民政府、正面战场的论述，依然泥于窠臼，“犹抱琵琶半遮面”。在1995年之前，我已经出版了《何应钦传》、《何应钦的宦海沉浮》两部专著，涉及正面战场和国民革命军的将士，也多有贬责。即便如松山战役这样让日本侵略者第53旅团全员“玉碎”，而对创造这一辉煌的主要将领和士兵多为黔籍人士的第八军，也只平铺直叙地点到而已。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一次学术座谈会上，我发言中第一次提出“无论敌后战场还是正面战场，只要是为抗日而牺牲的将士，都应该是革命烈士”的观点。正面回应了如何对待国民革命军正面战场牺牲将士的问题。在2001年出版的《贵州通史》民国卷中，我作为主编与主要撰稿人，在涉及国民政府抗战政策的论述中，很少正面肯定。对黔籍将士抗战业绩虽然蜻蜓点水似地“点到”，却只能素笔轻描，不能浓墨，更不敢重彩。在1999年我作为主编和主要撰稿的《贵州青年运动史》中，写到抗日战争时期时，竟然是一片红色青年运动，“十万青年十万军”与“一寸山河一寸血”的轰动全国并深刻影响贵州的事件，竟然一字未提。似乎国民政府组织和影响下的青年运动就不是“青年运动”了。当时竟未意识到这是荒谬至极的愚蠢。
2015年，全世界都将隆重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中国因“你是知道的”原因，更要隆重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人们期盼国家正式公布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更准确数据；人们期盼国共两党之间真正实现“相逢一笑泯恩仇”，更进一步地走进全民族抗战的伟大历史真实；人们期盼，追认所有在抗日战争国民党正面战场牺牲的将士都是革命烈士，所有参加抗战老兵的那段血染的历史都能得到“国家认可”，而不仅仅是个别地方、某个社团或“关爱抗战老兵”志愿者的认同；人们期盼能有一部抗日战争史问世，能让海内外的炎黄子孙都基本认同……人们还有许多许多对于抗战历史的期盼，能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得以实现。
周渝的《卫国岁月》已经部分地满足了人们的期盼，但却也勾起了包括我个人在内的许多人对于未来的期盼。周渝在书中虽然只写了不到20个抗战将士，但却是国共合作、全民御侮、民族抗战宏大背景下的人物片断。作为专业史学工作者的我较之周渝和他的志愿者团队，本应承担更重的历史使命。因为我们曾经因外力的压制或因自己理论操守的软弱，让记忆的指向发生了偏移，产生了误区或盲区，把“国民革命军抗战将士”愿与不愿地遗忘了。今天，周渝和他的作品，唤醒了我们几近忘却的记忆，把被颠倒的历史影像颠倒过来，使他们渐行渐远的身躯又渐行渐近起来。虽然他对“抗战将士”的认同是个人的，并不是国家的，正如他书中的设问那样：“这算是公开承认他们吗？我不知道。我只能努力做到这一点。”也正如那些已过耄耋而近期颐的抗战老兵们泪眼望穿，“希望我们是政府派来的，希望是政府承认他们，但我们确实不是”。这是怎样的无奈，怎样的心酸！ 毛泽东同志为人民英雄纪念碑起草的碑文中，最后一段文字写道：“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那些为抗战而牺牲的国民革命军将士，自然属于人民英雄之列，怎么快70年了，我们还不能从国家层面去承认他们呢？我们无法向人民解释抗日战争是民族解放的战争，是全民御侮，是国共合作取得的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对外国帝国主义侵略取得完全胜利的战争。90后的周渝，与他的同龄人相比，属先知先觉者，属有独立人格、独立思想之人。更多的“90后”、“00后”，他们会怎么认识历史呢？是彻底遗忘？还是把那部分未被承认的抗战将士妖魔化呢？我不得而知。
农民理论家、华西村党总支书记吴仁保生前曾亲口对我说过：他当了40多年的村支部书记，把一个贫穷的小村变成了全中国都惊羡瞩目的“天下第一村”，他最深刻的体会是“天大地大，不如实事求是大，千难万难，不如实事求是难！”中国共产党正是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才能不断地从自我反思、自我纠错中从胜利走向胜利，才能有今天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在对待历史遗留问题上，我们应该相信，中国共产党有勇气、有度量、有智慧去解决。对于国民党军抗战将士在抗日战争中的功绩，会在适当的时候、以适当的方式去肯定的。否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就是不完整的，《国歌》中“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的内涵就是残缺的。周渝和那些“关爱抗战老兵”的志愿者们，以及一些地方政府正视历史，对尚能度过劫难存活下来的抗战老兵给予了“政府的关爱”、“政府的认可”，让我们看到了希望，让那些等待了将近70年的人们也看到了希望。
当然，周渝的《卫国岁月》中所记述的人物和事件，并不能够获得所有人的一致认同，是可以商榷的，但肯定抗战老兵的历史功绩，给予他们“正名”却是不容商榷的。多年以来，我的激情与理智常在斗争，激情说：那些风烛残年的老兵们等不起了！可理智却对我说：我们还得等，耐心地等。激情凄苦、理智无奈。其实“正名”已否并不重要，周素园先生为《陆军第四军第一百零二师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塔铭》的“铭”中就说：“黔于行省号旁边，豪杰间生古固然。万人心死摧强权，史册光芒见新篇。日可倒兮海可填，血肉拼与钢周旋，丹心耿耿昭日月，千年无名何须金石镌。”是的，许多无名烈士、许多早已辞世的或行将辞世的谁也不知道他们的抗战老兵，他们早已“丹心耿耿昭日月，千年无名何须金石镌”！历史不会忘记他们，人民不会忘记他们，在民族的集体记忆中他们应该永存！
一个不善于反思的民族，断不能走出他设或自设的历史误区，因而也不能成为一个不断创新前进的民族。周渝和他的《卫国岁月》无疑都是民族性反思的成果。何谓民族性反思？是超越党派、阶级、阶层和利益集团的全民性反思，是全体人民对于国家和民族命运前途的自觉自省。没有民族性反思，断不会有国共两党都放弃自己错误的抗日前提，实现国共合作，才有全民族抗战的发动与胜利。今天，面临民族复兴的伟业，也需要进行一场民族性的反思，如何凝心聚力，吸取历史经验教训？在这场实质上是党和国家所倡导的关于如何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民族性反思中，我们得到的是文化自省、自觉、自信和自强。周渝和他的《卫国岁月》正是这场民族性反思中的一簇浪花。这浪花特别耀眼之处，不是因为它来自国家政策性的指导，也不是来自饱经沧桑、阅历丰富的人群，而是来自一位“90后”的年轻人，因而更有其典型意义。我们欣喜地看到，对正面战场抗战将士的“国家认同”已经启幕，这也是从国家层面对周渝及其背后的“关爱抗战老兵”志愿者们艰难付出的认可。同时也让曾一度陷入历史迷茫中的人们慢慢认识到：“真在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好在历史是人民书写的”这颠扑不破的真理！
昂首阔步走在民族伟大复兴阳光路上的我们，须回回头，望望已经走过的铺就这复兴之路的屈辱、抗争、胜利过程中的血光映照之路。你会看见《卫国岁月》中的那些令人心生崇敬与悲悯的抗战老兵的人和事。你是否与我同样有“万千忠魂眼望穿，无奈心香祭沉冤”的感慨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