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人类社会孕育了不同的地域文化。不同的地域文化通过文物单位、文物遗迹物质性地反映出来，它对人们的精神文明建设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作为地域文化的一部分，历史文物、遗迹等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对于它们的维护和管理亟待加强。所以，文物保护工作正是事关传承民族文化的大事。特别是在当下，随着经济和社会的进步，已经是提升地区知名度的有效“推手”，其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的地位越来越突出，已成为一张有效“名片”。因此，加强文物资源的保护刻不容缓。
与其他历史城市一样，石家庄也面临着城市化的洗礼，“天下第一庄”也在经历着大规模的城中村改造风暴，村中文物受到不应有的“待遇”，有的甚至遭到毁灭或遗弃，命运堪忧。现在，我就怎样才能更好地保护村中文物遗产，谈几点自己的看法。
诚如大家所说，石家庄是一座新生的城市，仅有百余年的历史。但它的“母体”是由获鹿县农村沿革而来，沧海桑田，难改它的“乡村记忆”。所谓“乡村记忆”，即指它的历史与成长过程。其中，最值得书写的，是与“新中国一起走来”，共和国初创时期在这里留下的一系列珍贵足迹。
另外，石家庄有个“309号院”，位于中山西路西建街1号，现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解放后，石家庄市委、市政府将该院列为交际处的一部分，编号为“309”。新中国成立前夕，1947年至1949年间，先后有周恩来、朱德、刘少奇、董必武、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在此居住或停留过，任弼时曾在此休养过3个月。作为中央领导和各界进步人士的活动场所，作为石家庄党史陈列馆，或领袖故居，理应加以保护。目前院内建筑闲置多年，建议政府部门着手管理，重视其所从来，将其建成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供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学生观瞻学习。再次，石家庄老火车站一带，文化遗迹相对集中，是石家庄近代史的见证。可依托正太饭店旧址、大石桥、石家庄解放纪念碑、正太铁路路章碑、高克谦塑像，修建成一个石家庄历史文化广场，让更多人了解石家庄在近代史上的功勋，尤其在华北地区的独特地位与影响。
这三处文物，年代久远，古墓葬文物价值大，古桥建筑科学价值不菲，石佛像尤具代表性。除此之外，散落在城中村的市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还有像振头村的崇宁真君庙牌楼、白佛村的石造像、东良厢村的石造像、东古城村西的东垣故城遗址、白佛村西南的白佛口古文化遗址、赵陵铺村东南的赵佗先人墓、上京村东北的毗卢寺等。它们都面临着改造的尴尬，需要妥善管理，以免在旧城改造中遭到破坏。其中，毗卢寺是市区内唯一一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内有大量宋代壁画，在国内也是珍品。上述所有文物都证明，石家庄市内同样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随着大规模城中村改造，这些文物和遗址的去留摆在了我们面前，都特别值得共同关注。
基于上述的思考，为妥善保护文物的生存状态，我认为，应该做好以下几件事：
1. 加大宣传力度。石家庄市的文物众多，保护好管理好城中的文物和遗址，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能忽视城市文物的保护，城中村文物是城市重要的文化遗产。我认为，应完善相关法律制度，修正现有城中村改造模式。
2. 加大资金投入积极开展文物征集和保护工作。文物保护经费的短缺，制约了文物保护事业的发展。我们应该按《文物保护法》的规定，严格落实好保护经费，做到专款专用。将文物征集工作纳入工作目标责任考核，落实好领导责任制，通过这些措施不断提高领导和群众保护文物的责任意识和紧迫感，切实保护好城中村内的古建筑。同时对反映新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重大成就、重要人物的见证物及时保留下来。积极配合城市建设，大力保护抢救文物，在对城中村进行改造的同时科学地处理好文物保护与利用、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使之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3. 加大处罚力度。组织文物执法大检查，通过检查对只注重短期经济利益，重开发、轻保护的违法行为加大处罚力度，明确规定文物部门的职能，对未经文物部门的前置审批手续，规划部门不得颁发许可证。加大保护力度，对文物古迹比较集中的建筑群，古遗址应根据其历史、文化、艺术价值划分历史文化区。
文物承载了城市的记忆，因此在城中村改造的同时应该保护这样一种人文生态。为了更好地保护好这些文物，应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和“合理利用，加强管理”进行标识性利用。可以依据文物古迹修建白佛口遗址公园和标志性雕塑;规划东垣古城遗址公园，创建滹沱河历史文化景观带;在振头村拆迁工程中，结合保护木牌坊和关帝庙，创建石邑故城遗址公园;在纺织集团和华北制药厂旧址修建纺织博物馆和医药博物馆。只有这样才能为子孙留住我们城市文化的根。让后人知道它们、了解它们，让这些文物为当代人提供精神文化支持，让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以此来激励人民群众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热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