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曾经是一整体主义社会。个人群体之间的密切联系，是这个社会最重要的基础。人们总是从属于某个单位、群体、组织，某个由同志、熟人、亲戚、朋友组成的亲密社区，这些组织又连接成一个巨大的共命运整体。广场是比私人房间可以获得更多生存资源的地带。毛泽东时代将这种整体主义发挥到极致，人们只有在广场上才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文革”年代，甚至致力于清理消灭人性中那些最黑暗的、从不显形的私密空间，所谓“灵魂深处闹革命”，隐私、私人生活几乎绝迹。毋庸讳言，人们一方面感到空前的压抑，却也时而体会到来自整体的畸形温暖。那个年代的巨型关怀甚至包括个人婚姻。
去昆明一家公园里会客。路上发现，公园附近出现了一个自发的、规模庞大的婚姻集市，征婚者的父母亲戚甚至本人聚集在那里窃窃私语，花园的栏杆上一排排挂着各种年龄求偶男女的照片和简介，就像超市货架上的标签，求婚小广告就像商品介绍或者供货条件。人们来自一个巨大的空间，其间相距数十到上百公里。他们是完全彻底的、信用难以保证的陌生人，除了广告上那几行字和一个电话号码，这些人没有任何历史、档案、口碑、担保……成功地碰上一桩良缘，双方都是好人家，全靠运气。以熟人社会为基础的青梅竹马或者媒妁之言的时代，看来一去不返了。
中国城市化乃是强力推进的结果。社会并没有完成城市化所必需的心理准备和文化呼应。人们措手不及，一夜之间已经离开故乡，失去了左邻右舍，失去了家具、风景、祠堂、方言、乘凉的大树、喜好的口味（街口那家吃了三十年的李记过桥米线）、玩场……搬进焕然一新、周围全是陌生人的小区。中国传统是“天人合一”，生活世界不仅仅是一堆空房子，它是一个由传统、经验创造的活泼泼的生活世界。一切都连根铲除了，世界散发着油漆和甲醇的味道。这种搬家就像以色列人出埃及，从水井、家园搬到一片沙漠之上。
我在小区住了六年，没有一个邻居。并非隔壁没有人，而是我无法信任一个每天嘣的一声锁闭防盗门的陌生人。这种从名称到建筑格局都模仿西方建立的小区，没有任何可以使人们建立信任、友谊、邻里、婚姻关系的相应的文化构造，比如教堂、舞会、沙龙……就是中国式的也没有，比如集市、茶馆、庙会、节日……
如果这位居民是一位单身汉，在这种小区他永远无法找到伴侣。西方是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陌生人社会，但是并不意味着人们彼此隔绝。上帝是一个纽带，文化是另一个纽带。家庭音乐会、圣经研究小组、诗歌朗诵会、狂欢节、小剧场、杂耍、小书店、跳蚤市场、时装表演、足球……家是搬了，也焕然一新了，但文化搬不过来，要使新的小区产生故乡世界的氛围，需要漫长的时间。西方为此准备了三四百年，至少从文艺复兴就开始，从基督教文化的一统天下到多元共存的现代文化，这过程直到20世纪中期才逐渐完成。西方城市化是一个缓慢蚕食的过程，它使得文明有时间来转型、消化、磨合;随着伟大都市的屹立，西方发生过无数的文化运动，产生了一大批文化巨人。
忽然间，人们陷入了彼此隔绝的孤立状态。但文化依然是过去时代那种整体主义的文化，这种文化并没有对人们忽然被卷入其中的孤立状态作出反应。今日中国的主流文化，依然将社会想象成某种一神教的广场。其实社会已经成为无数的碎片，无数的小单元、小圈子，人们缺乏文化、精神、感情上的联系，通常的联系只有手机。有人会说，不是还有单位嘛？今天的单位更像公司，人们只有业务联系。一下班，大家各自开车回家，步行者与驾驶员彼此心怀阶级的戒备。同一个单位的，天各一方，彼此住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
电视媒体一厢情愿的作态，并不能将这些孤立的人们联系起来，因为它们也成了自以为是的小圈子。网络是我们不可或缺的孤独缓释器，但并不被主流文化真正尊重。网络可以发出声音，但它缺乏实质性的文化核准权。一方面人们越来越独立，一方面这种独立在文化中毫无价值，它的存在和创造力得不到肯定和释放。主流文化提到网民（他们就是人民，被各自孤绝在小区单元房里与世界失去了联系的人们），口气轻蔑而警惕，依然将这个巨大的星空视为另类，其实广场上早已人去楼空了。
孤立时代并非完全负面的，它具有某种原始的活力，人们在空间上被解放了。具有独立精神的人们，虽然为此丧失了温度统一的空调，但也获得了自我做主的空间。对国人来说，这是一种新经验。在孤立时代，人们很难再万众一心，每个人都心怀叵测。这种以个人为单位的社会，要求人必须对自己负责而不是依赖整体，必须自己判断事物而不是依赖整体意志，这意味着多元社会有了一个真实的空间基础。文化的当务之急，是为这些彼此独立的空间提供联系交流表达的平台，整合传统、经验和文明的遗产，重建社会，重建文明的坐标和金字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