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的一天早晨，“赫芬顿邮报”网站（Huffington Post，并不是一份纸质报纸，而是一家新闻聚合类网站）的十几位职员齐聚在阿丽安娜・赫芬顿（Arianna Huffington）的办公室，围坐在玻璃桌子周围。他们奉命向网站总裁、总编辑兼共同创办人赫芬顿提交一份关于新启动项目“What’s Working”的进展报告。该项目旨在帮助网站讨论解决方案，而非单纯地讨论全球问题，或者正如赫芬顿所解释的，旨在“通过残酷地讲述那些做出惊人创举的人物或群体的故事，来鼓励人们不屈不挠地、富有创造力地、优雅地克服重重困难，勇敢地面对真正的挑战”。
64岁的赫芬顿偶感风寒，嗓子有些嘶哑，不时还会咳嗽。她一边操着希腊口音平缓轻柔地询问进展情况，一边用吸管轻轻地抿一口豆奶卡布奇诺咖啡。员工们逐一介绍了他们的故事清单：一些公司提出创新性计划以便减少水资源的利用，一个非营利组织帮助曾经的团伙成员成功实现再就业，穆斯林面临激进主义的威胁，等等。赫芬顿努力让气氛活跃起来；她的语速很快，但她尽力让别人听起来不显得那么匆忙。一位编辑经过深思熟虑，提出一个全新、定期的专题节目，命名为“What’s Working媒体荣誉榜单”（What’s Working Media Honor Roll），即对其他出版物中类似的积极报道进行整理汇编。她建议，可以先启动这个项目，稍后再作完善。
“我认为，我们应该不断尝试，而不应该求全责备。”她说。
网站和大部分媒体一样，主要依靠报道矛盾冲突和不道德行为来生存。因此，推出What’s Working听起来好像是一种意味深长的背离。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不是这样的。一直以来，赫芬顿邮报都是以这个问题为指导：什么在起作用？换言之，什么能够增加访问量？答案经常会发生变化。2005年，赫芬顿联合创建了这家网站，当时的Facebook只不过是为大学生们提供服务的网络系统。而现在，网站近半的手机流量来自于社交媒体，尤其是Facebook。可以说，浏览习惯的转变，正如媒体对负面新闻的固有偏好让赫芬顿深恶痛绝一样，对What’s Working创意的产生带来启发和促进。在一定程度上来说，这一创意旨在努力让读者们更多地分享在Facebook上发布的赫芬顿邮报报道。
“数字非常惊人，”赫芬顿在职员们鱼贯而出时说道，“人们不大可能去分享动辄斩首之类的报道。对吧？我是说，人们会去阅读的。”
在网站内部，许多职员在离开玻璃桌子以后会变得焦躁不安，担心What’s Working会导致那些苍白且乐观性的报道逐步减少（例如，“休・杰克曼的咖啡品牌如何改变人们的生活”）。但是，在谈到创造访问量这个问题时，人们很难质疑赫芬顿的直觉。根据美国知名互联网统计公司comScore的统计数据，她的网站的月独立访问量超过2亿，是全美访问量最多的网络新闻网站之一。
不过，在5月时，赫芬顿的总编辑职位曾一度面临问题。网站的母公司，美国在线（AOL），被以44亿美元的价格出售给威瑞森通讯。无奈之下，赫芬顿只得花费数周时间与新东家磋商和网站未来相关的条款。在此过程中美国在线披露，在今年早些时候，两家公司试图出价10亿美元收购赫芬顿邮报。这一价格大约相当于两年前杰夫・贝索斯给出的收购价格的4倍。坦率地说，对某些投资者来说，数字媒体公司很有价值，因为这类公司吸引了大批读者。据一位熟悉网站财务状况的人士透露，去年赫芬顿邮报的收入达到1.46亿美元，收支大致相抵。盈利所面临的任何困难都只不过是短期的问题，随着读者人数的大幅增加，盈利问题最终将会得到解决。
不同媒体对待以读者为中心的发展形式不尽相同。赫芬顿邮报形成了编辑责任制的构架。这一构架与宇宙本身极为相似，无限宽广而又不断延伸。至少在理论上，任何事情都无法跨越编辑和作者。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通过聚合的方式去关注一切事情，无论联邦储备政策还是名人搞怪，无论伊斯兰国的暴行还是育儿心得。另外，还有不断增多的无法具体分类的点击诱饵（例如，“食人俗可以对抗脑部疾病吗？可能性不大”）。
在赫芬顿邮报工作就如同加入了一场没有终点线的赛跑，而且步伐一直在不断加快。对于很多员工来说，这种节奏让人感觉压力巨大，新闻编辑部的人员调整非常频繁。一位之前的职员告诉我，在那里工作的时候一直患有溃疡。他把赫芬顿邮报称为“一台配有临时应急装备且让人困惑不已的混沌机器”。
可以说，赫芬顿是互联网领域中最异想天开的媒体先锋。这是她作为编辑或者出版商所从事的第一份工作，几乎没有人认为她是高科技专家。但是，作为数字时代光芒照耀下的主流媒体，赫芬顿邮报一直是一个承担着各种实验的特殊团队，试图在互联网领域中重新定义新闻产业。
在创立之初，当大部分的访问量来自于谷歌搜索时，这家网站就已经掌握了搜索引擎优化技术，能够根据谷歌上的热门话题撰写报道，为新闻标题添加关键词。该网站一年一度的“超级碗的时间”的帖子已经成为搜索引擎优化技术驱动的非新闻报道的著名案例，而其他媒体机构撰写的帖子都在仔细分析这项赛事的历史渊源，对读者而言可谓形同鸡肋。
当大部分网站还在猜测什么能让读者们产生共鸣的时候，赫芬顿邮报已经将先进的数据驱动技术运用到网站主页中，自动将受读者欢迎的报道移到显著位置，并且运用A/B测试来优化新闻标题。该网站的编辑主任丹尼・谢伊向我展示这些技术在几个月前是如何运行的。他打开一个在线控制面板，找出一篇关于通用汽车的文章。其中一个标题是《通用汽车如何让一位揭发者保持缄默》，另一个标题为《通用汽车如何欺凌一位揭发者》。网站自动将不同的标题呈现给不同的读者，结果发现，“让……保持缄默”胜过“欺凌”。于是，网站就使用“让……保持缄默”的说法。正是在这种强迫性的数据分析的帮助下，网络新闻标题的选择才会更有成效，吸引读者的关注。
随着这种多多益善的思潮开始成为这个行业的典型特征，网络广告也逐渐开始青睐那些已经吸引了大批读者的出版物。展示广告―只要将广告展示给读者，广告商就需要支付费用―仍然控制着市场。植入式广告，即出现在编辑页面旁边的与界面外观相匹配的广告，近年来一直持续增长。乔纳・佩雷蒂，赫芬顿邮报的共同创始人，于2006年创办了媒体公司BuzzFeed。该公司完全依靠植入式广告而生存。赫芬顿邮报为广告商提供自定义测试、文章列表、幻灯播放、视频、信息图表、专题文章、博客等。三个板块起售，价格为13万美元。尺寸的大小非常重要；顶级网站可以获得更高收益，因为广告商知道他们的信息能够被数百万的读者看到。人们一直担心，如果读者们不能正确地识别这些植入式广告，他们可能会受到欺骗。赫芬顿邮报总是明确标注出获得赞助的页面，于是媒体世界里的这场伦理争论也就宣告结束了。调查公司Socintel360预测，在接下来的4年里，美国在植入式广告上的开支将会翻番，达到184亿美元。
肯尼思・勒若是赫芬顿邮报的另一位共同创始人。他认为，现在的新闻初创企业就像80年代初的有线电视网络一样，小规模的创业公司如果能够通过新的媒体解决注意力货币化的问题，那么它们将会获得良好的回报。如果确实如此的话，赫芬顿邮报的读者规模终有一天将会证明其10亿美元的资产估值。但是，至少在有线电视行业中，据收视率测定出现的狂热每年仅有4次。
尽管赫芬顿监管着全球的新闻运作，她仍然花费大量时间参加全球范围内的各种演讲、聚会、谈话节目和会议。她在一款令人眼花缭乱的图片分享应用中详细地记载了这些日程安排。她的精力和毅力让人们对她称之为A-Team的成员们产生了无限的敬畏。A是Arianna的缩写，代表赫芬顿邮报的一个由大约9位职员组成的小组。这些职员各司其责，能够让赫芬顿保持一直运作的状态。在公司内部，A-Team的工作是压倒一切的，而且，对于那些能够坚持下来的成员来说，这是日后晋升的通行证。虽然有些成员能够坚持数年，但是许多成员仅仅坚持大约12个月就要求退出或者调动工作。
去年在纽黑文市，我第一次近距离地体验到了赫芬顿坚持不懈的风格。那是她在为自己的励志图书《茁壮成长》进行巡回推介。在整个采访过程中，她表现得非常热情，令人感到愉快。她具有政治家的天赋，看起来兴趣盎然而又非常真诚。她明白，询问个人问题，然后认真倾听，是消除敌意的最佳方式。她对时机的把握也非常有趣。就在前往纽黑文市之前，在位于曼哈顿的巴诺书店的一次台上聊天中，主持人凯蒂・柯丽克向她提问，美国公司中残酷的生活节奏应该归咎于谁。赫芬顿稍顿片刻，然后转向观众们。
“男人。”她面无表情地说。
在交谈中，她提到了自己从放荡不羁的生活向福音传道者的转变过程，开始反思、增加睡眠、“数码排毒”―简而言之，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将自己的手机关闭。她把这一点称为成功的“第三个度量标准”，前两个分别是金钱和权力。她的人生转变发生在2007年4月6日。那一天，她积劳成疾，摔倒在家庭办公室的地板上，面部碰到了桌子上，颧骨骨折。医学检查无法解释她的这些症状。这时她开始意识到，她的生活方式严重地摧残着身体健康。当时，她每周工作7天，每天工作18个小时。
“我们应该理智地看待成功，”当天她在纽黑文市向人群说道，“如果你躺在了办公室的血泊之中，那么你就不是一个真正的成功者。”
这个演说，我听过好几次，总是让我感触很深。赫芬顿讲述了自己努力挽回局面的故事，把自己当作负面典型，一个深受手机之害而又幸免于难的人，以此来告诫他人。看上去，她也的确是那样一种人：一个身穿杜嘉班纳奢华服饰的中年女人，非常安逸，不时地用手指向后捋着金黄色的头发。在纽黑文市的演说结束以后，人们排起长队争相购买她亲笔签名的《茁壮成长》，以不同的方式告诉她：“你给我们的启发很大。”很多人还分享了自己的成功故事。
“他让我与他私下会面，并且说：‘你打算如何发展赫芬顿邮报？’”赫芬顿回忆说，“我说，‘我想把它发展成一个全球性公司，我希望我们能够到达世界的每个角落。’”
对于任何一位管理人员来说，将风格迥异的网站和人员组合成一个团队都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对于一个已经承认对组合和策划毫无兴趣的人来说，这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情。不过，赫芬顿更喜欢即兴发挥，行事也颇为果敢。美国在线之前的一位经理曾说，“她就像一位曲棍球运动员。”言语中流露出一丝赞赏。
不过，文化冲突很快就凸显出来。美国在线的很多网站只不过是为赞助商进行宣传促销。例如，美国在线房地产网站主要为美国银行投放广告。赫芬顿试图恢复编辑正直的职业形象，于是她解聘了为网站工作的自由职业者，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年轻的职员。很多人都刚从耶鲁大学毕业。除了满足硬性任职条件，他们更愿意为了一点微薄的工资不知疲倦地工作。但是，这样招兵买马无疑过于仓促，网站里都是一些菜鸟。网页浏览量大幅下降，这令公司赞助商们大为不满。
那时候，赫芬顿对其当初的出售行为深感懊悔。在加利福尼亚州派洛斯福德牧场一家酒吧里举行的一次技术会议上，她先后与风险投资家斯科特・斯坦福和高盛投资公司的银行家们进行交谈。为了能够让很多人听到，她故意抬高声音，抛出了下面的问题，“哪一位愿意收购赫芬顿邮报？”“愿意出价多少？”据赫芬顿邮报的职员回忆说，大约在那段时间，她四处奔走，与富人们接洽。最后带回的消息是，网站将要再次出售，这次的价格为10亿美元。
但是，赫芬顿邮报已经不再任由赫芬顿个人做主进行出售了。看起来，美国在线对与之分道扬镳并不很在意。到2012年10月时，针对赫芬顿的不满情绪蔓延开来，因此美国在线的高管们也在悄无声息地筹划着让她退居某个礼仪性的职位上。在网站的这个职位上，她仅能对网站进行宣传推销，但是不再负责网站的日常运营。（有人给这种做法起了一个简洁的名称：“教皇专车”。就像坐在防弹车里的教皇一样，赫芬顿会从这个世界和漩涡中悄然消逝。）这种想法着实让人感到费解，因为赫芬顿显然不会同意。今年5月，威瑞森通讯宣布并购美国在线，那时赫芬顿已经被冷落已久了。
威瑞森通讯青睐美国在线，主要是为了获得它的广告购买技术。但是，在6月中旬，威瑞森通讯的首席执行官兼董事长洛厄尔・麦克亚当表示，他将致力于保持赫芬顿邮报，就好像收购只是一次偶然事件。赫芬顿与美国在线的合同在今年年初就已经期满。她希望威瑞森通讯能够保证为网站的发展提供资金支持，不干涉持有不同观点的文章。
这并不一定说明赫芬顿邮报将会永远保留在威瑞森通讯的投资组合中。实际上，如果威瑞森通讯的真实目标是撇开这家网站，那么它已经完全做了应该做的事情，使其资产更加光彩照人，以便为将来的出售做好准备。如果购买商再次抛出橄榄枝的话，那么对于缺少赫芬顿风格的赫芬顿邮报，他们的出价必然也会降低。
这并不是说，维持赫芬顿的正常开销不需要多少花费。她经常飞遍全球，有时候还带着A-Team的成员们。A-Team的职责包括维护赫芬顿的Twitter账户、图片分享应用和Facebook帖子，开展日常事务，安排日常工作，计划差旅行程，准备演说词等。如果这些演说不是公益性的，需要花费至少10万美元。
对于互联网新闻网站来说，许多困难都是与生俱来的。胜利意味着比竞争对手早几秒发出新闻，这样就可以吸引到大量的访问。这也是为什么赫芬顿邮报的编辑和作者们连吃饭时也坐在桌边，自始至终眼睛都盯着屏幕。如果在你离线的时候，Instagram宣布发布三款新型滤镜应用，而你没有能够及时地发出这条新闻，那么这就是问题。“差不多每个人都在连续不断地工作着，无论你是否在办公室内，”以前的一位职员说，“那个小绿灯亮起，说明你的Gchat服务在线，这才是真正重要的事情。”
但网站员工收入偏低导致生活压力增大。之前的一位职员说，一些人开始从事第二职业，以便养家糊口。有些去当家庭教师，有些在饭店当服务员，有些帮别人照看婴孩。（赫芬顿邮报的一位代表说，公司没有意识到职员们在从事第二职业。）许多职员依赖于所谓的“赫芬午餐”―Luna酒吧、胡萝卜、鹰嘴豆沙、苹果、香蕉，有时候还有纤丝奶酪，所有这些都在办公室的厨房区免费供应。
不可避免的是，这样必然会遭受经济困局。在纽约办公室，自今年年初以来，已经有二十多位职员离职，要么是因为他们被解雇了，要么是因为他们找到了更有吸引力而且更为安逸的工作。6月初，高客网（Gawker）出现了一张由以前的职员匿名撰写的帖子。上面写道：最近出现的诸多离职不足为奇，因为这个地方一直以来都“非常残酷，生存艰难，只有那些不爱社交的人才会喜欢”。 不过，很多职员在网站坚持数年，对网站评价很高，认为这里是一个适合工作的地方。他们说，他们与同事们建立了永久的联系，非常享受那种能够为数百万读者写作的感觉。许多人，比如A-Team以前的成员丹尼尔・高，在谈到赫芬顿时，话语中流露出一种崇敬和喜爱之情。高认为，赫芬顿是一个智慧超群的完美主义者，讲话时从来不会提高声调，从来也不会对什么事情耿耿于怀。“在网站工作感到紧张吗？劳动强度大吗？是她教给我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一天的时间吗？”他说，“绝对如此。”
不过，其他一些与赫芬顿密切合作过的人士发现，这种经历让人感到不快。他们说，她总是高度关注那些不忠的迹象，可以说达到了偏执和妄想的程度，至少也可以说，她有些心胸狭窄。职员的去留都是出于她的喜好，忽而被奉为网站的救星，忽而又被置之不理。（高客网的帖子认为，这里的办公室的运行方式“从本质上讲是苏联式的”。）“每个人的股票随时都有可能飙升或者暴跌，所以大家都生活在慌乱、不确定和不安全的状态之中，”以前的一位职员说，“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当我向赫芬顿询问来自新闻编辑室的批评时，她显得无动无衷。她指了指午睡室和呼吸训练班，以此表明她非常重视职员福利。只有现在的职员的声音才值得去倾听，她警告说，因为那些遭到解雇或者选择离职的人的观点很有可能是片面的。我注意到，对于以前的许多职员所说的令人懊恼的气氛，她看起来不愿意承担任何责任。
赫芬顿邮报并非唯一一家背负着必须努力工作名声的网络传媒公司。赫芬顿也不是唯一一位被职员们认为反复无常而又令人愤怒的总编辑。但是，毫无疑问，她是第一位在新闻编辑室里安装睡吊床的人。只有那些像她一样能够将前进的动力和外在的温和以独特的方式结合起来的人，才能够支撑起一个备受欢迎而又非常高产的网站，继而开展第二职业去惩戒那些上网成瘾的人。不知怎的，她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在网站的育儿版块，一些最成功的帖子是专门为那些深更半夜查看Facebook供稿的妈妈们准备的。显然，她们也期待有人能够告诉她们，这个时候不应该再登陆Facebook了。
“你知道，就是那些关于‘不要再磨叽了，赶紧上床睡觉’、‘把你的设备断开网络连接’之类的帖子，”网站的高级社会媒体编辑伊桑・费迪达说，“她们都为之疯狂。”
这就好像赫芬顿在传播一种疾病，同时又在兜售治疗这种疾病的药物。称之为伪善也罢，不过，这恰恰证明了她的悟性。网络媒体这个行业需要弄清楚人们需要的东西。如果我们所需要的东西是矛盾的，那么为什么赫芬顿不能从这种矛盾中谋利呢？
在纽黑文的那次图书推荐会上，有位年轻的女读者就这个问题向赫芬顿发问。
“有些人特别希望在社交媒体工作，一些雇主也正在寻找这样的人，你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她问道，“我们的工作与数字相关，我们必须管理Facebook、图片分享应用程序、Twitter、拼趣网（Pinterest）等。如果我们被告知，为了谋生我们必须参与到社交媒体革命中，我们该如何戒掉网瘾呢？”
在思考片刻之后，赫芬顿建议她告诉雇主，Twitter可以提前安排日程，所以她不需要彻夜不眠坚守着。提醒你的老板，人们获得报酬依靠的是他们的判断力，而不是忍耐力，赫芬顿补充说。柯丽克接着问这位年轻女士，“你认为老板会接受这个说法吗？”
“不会的。”她直截了当地说。
所有的目光再次回到赫芬顿的身上。有些老板是有毒的，她指出，所以再去找一份新工作吧。面带微笑，她补充说：“我们正在招兵买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