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六十年代之前出生作家的创作谈或访谈，有一趣象：因书本稀缺，阅读量受限，他们写作的源头大都清晰明确。就那么一两本书的影响，促使一个作家的形成，也保证了此后风格的稳固。比如说沈从文，是被一部残破的《圣经》开启文学之思;比如说莫言，《百年孤独》和《喧哗与骚动》有如左膀右臂，支撑他最初的写作;又比如余华，是被卡夫卡《变形记》导引，改变了文学思路，迅速进入创作成熟期。在他们的经历中，早年阅读的匮乏，反而使得自身文学创作有一坚硬的核。但在以后，八零后九零后作家，巨大的信息量使得他们个个转益多师，门派杂糅，出手就是迷踪拳，写作传承不好再作血统论式的考究。
东西第三部长篇小说《篡改的命》，牢牢地镶嵌在他写作谱系当中，仍然是鲁迅余绪的铺陈，以笔为刀，解剖世象，探究个体命运时顺带勾勒出一群人、一层人甚至一代人的命运轨迹。东西对鲁迅的钟爱，从不跟人含糊，写作之初曾专门模仿鲁迅的艰涩句式，被同好夸赞太像鲁迅。对于鲁迅的追从，使得东西笔下人物，同样具有写谁不像谁，都像指代了我们全体的意味，构思时必然提炼，成文时也作了符号化的处理，是寓言式，以简驭繁。所以，他的小说，大都可以提炼出最核心的关键词，以此出发，搭起一个大框架，再往细部填塞相应内容。当然，我们通常以为，“主题先行”是为文之大忌，我们大多数人遵从的教导，应从细节生发，故事连缀，再以整体呈现思想。但我们也是知道，文无定法，诗有别裁，在文学史上，体量庞大无匹的鲁迅和陀斯妥耶夫斯基，写起小说，都是“主题先行”的代表。鲁迅的小说，控吃人社会，写以血疗众，惜妇女困苦，叹乡民愚木，都是集中了火力，字字无虚落，篇篇对症下药。陀翁笔下，行文必服从他前置的思想表达，细节必服贴于主旨规定的范畴。据此，他才得以汪洋恣肆，发力稳准狠，将小说写成一篇篇蛊惑人心的东西。但这是写作者的险路，大多数人若先起主题，细节必散，行文必空。“主题先行”是过于小众的路径，甚至是畏途，大多数人进入不了，但得以进入的，必是天性使然，能够凭借强大的叙事能力，能够随手拾来妥帖的细节与故事，将主旨完好地呈现。
这让我想起书法家白蕉的诗：风籍草以见势，电贯钨而流明。“钨”具有强烈的工业意味，几乎不入律诗韵文。乍看这一联，明显“膈”了一下，再一想，又是工整和妥帖。黑色的钨丝接电而亮开，映入白蕉眼里，竟出古意盎然的句子，新与旧巧妙融会，翻生奇突而雅致的意境。
《篡改的命》语言也如此，一面好用层出不穷的网络语言，比如全书一共七章，有三章的名称来自网络热词：弱爆、潘亢推吹，显然有意为之。另四章，必是找不出恰好的网词，才安放了常规词语。许多作家对网络用词存有警惕，生怕这些词来得快消失得快，若为文章千古事，这些速生速朽的词会不会拉低文本的价值？这一点上，东西显然荤腥不忌，一切皆拿来我用，而且这似乎是他一个嗜好，一个新词出其不意的安置，又隐含着他对语词的敏感和焦虑。而在另一面，东西又不惮于将古典和现代的诗词文句，成段地植入农民嘴里。比如，汪长尺会说：如果我们想要大志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溢清，亭亭净植，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儿子交给他们培养。又比如：文盲小文一张嘴竟然也讲这样的话：我也想干净，但你养得活全家吗？你要养得活全家，我就买一水缸酒精来消毒，从此做个幸福的人，劈柴喂马周游世界，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显然，这样的话语难以出现在日常生活，更不会是农民工、文盲的口头语言。东西行文至此，仿佛暴露出一个话痨的不管不顾，停不住嘴。但往细处一咂，作家讲网民的话，农民讲诗人的话，这种乱象，何尝不是我们这个难以命名、难以指称的奇葩时代最真实的语言生态？文不对题、言不由衷、引喻失据、表义艰涩……网络热词和诗文词句生硬而又合理地杂糅一块，形成一种狂欢式的表达。每个人都有一张失控的嘴，却找不准自己该讲什么话，于是，在一片聒噪的表象之下，隐藏了一个时代的失语和孤独。
毋庸质疑，若用一个词概括《篡改的命》，必是“进城”。东西显然下了一番狠劲，删繁就简，披沙拣金，最后将城乡的冲突矛盾，浓缩进这一个词语。就像余华在《活着》之中一再写出非正常的“死亡”，又在《许三观卖血记》中紧紧抓住“卖血”。汪槐叹自己错过进城机会，把希望寄托到汪长尺身上，前仆后继。汪长尺一番努力白费，进城之路难于登天，就把希望放在下一代。妻子怀孕，一定要带去城里生产。汪长尺跟汪槐表决心：不要说生孩子，就是一个屁，我也要憋到城里去放。能在城里生，难在城里养，汪大志放回村里，不吃乡下女人的奶，而且患上乡村过敏症，只有进城才能脱敏，转危为安。在汪槐看来，这是志气，是仍然持续着的希望。汪长尺发现一切努力都将落空，最后祭出必杀招：把自己儿子送给城里人养。从此，他成为一个影子父亲，离儿子很近，但不需儿子相认。儿子成长后对自己的拒绝，在他看来仍是希望所在，仍是命运改变的迹象。当此计划暴露，林家柏看穿了汪长尺的目的，汪长尺为保全儿子城里人的身份和富家子弟的命运，他毫不犹豫去死。
汪长尺死后的投胎，无疑是全书最悲凉的一笔，是作者忧愤郁结日久的爆发。但是，在东西笔下，死亡和投胎搅在一起，又是充满希望，莫名地欢悦，甚至还有欣欣向荣的气势。汪长尺作为一个进不了城又回不了乡的游魂，其实早已死亡，早死早投胎，他以死换来转运之机。所有的乡亲，都送他往城里去，投城里人的胎。城里人何尝不这样？当有明星产子的娱乐新闻爆出，无数网友会在跟帖上感叹：又一个投胎高手。汪长尺投胎变成林家柏的私生子，他和自己亲生儿子，成了难兄难弟，为了进城，丢了脸面，失了尊严，又遑论伦理天道？表面上，将城乡矛盾，农民与城市人的冲突提炼而为“进城”，仿佛有融合矛盾的迹象，将复杂的问题也符号化了。只要进了城，我就成了你，乡里人就变成城里人。实际上，最后这一笔，又回归了问题的复杂性：改变了身份，也不能改变命运;乡里人永远是城里人的儿子，穷人永远是富人的儿子。 这个长篇最大的看点，不在故事，尽管故事已是如此惊心动魄，小人物的命运已推向极致，无以复加。整个小说，处处充满两个方向的张力：语言上的张扬与凝炼;整体色调应是阴冷，却有扑面的暖意;人物个性鲜明，又有符号化的统一;故事波诡云谲，却又统摄于极为平静的叙述;文风写实气息浓郁，又处处存在四两拨千金的巧劲，写实和荒诞气质水乳交融。拿故事这一点说，汪长尺知道小文**，从始至终从未说破，完全包容，行径与所有男人都不一样。甚至，谈论小文的职业（当妓女），竟成了他们交流的热门话题……当安都佬要验汪长尺的性无能，汪长尺也是不假思索，全力配合，所有的耻感，都在生存和“进城”的欲望中压缩到可有可无。如果从行为本身看，汪长尺已是不堪入目的失败者，但能将这一形象拗救回来的，正是汪长尺身上一种近乎天真的气质。他的包容和忍让，是出于临事时的利弊取舍，更是出于一种本性，一种在任何压力下都改变不了的天真。这种天真，是从东西的叙述腔调中生发而出，这种腔调，包含一种假痴不癫、大智若愚的通脱态度，几近达观。正是这种腔调，包容了文本中诸多相背而驰的张力，形成有奇观之效的文本。这个故事，故事中诸多突兀意外，让人乍一眼会发蒙的细节，都被这腔调熨平，成为可能。同样的故事，换一种腔调，换一个讲述者，必将难以为继。由此，小说的腔调成为牵引阅读的核心动力。
而汪长尺身上具有的天真，也是东西小说中一脉相承的气质。在《后悔录》中，曾广贤一直在后悔，却从不在后悔中成熟，就体现出这种天真，后悔凭藉这种天真的力量，形成一种近乎宗教的情绪：所有人的后悔都会指向别人，而曾广贤的后悔从来都是自责。在《篡改的命》中，汪长尺的天真，幻化为一种悲悯的力量。他也愤怒，他也一直在控诉，但因有此天真的叙述腔调，愤怒与控诉的同时，原谅就已同步生成。他有很多埋怨，却能在重重逆境、事事不遂中化解了恨。所以，他无条件地包容小文，他能把儿子送到林家柏家里。
小说中，汪长尺打算把儿子送到林家柏家里之前，有大段的独白，要说服自己，林家柏没有这么坏，可以接受。看到此处，同为写作者，我不自觉生出感触：何必这么大一段自我说服，不是有个词叫鹊窠鸠占吗？换一个思路，让林家柏养自己的儿子，让儿子脱离穷命变成富人，针对林家柏，岂非一场快意恩仇？全文看罢，再一思索，原谅比报复更能说服汪长尺。这个人物，就因这态度转换时的几微之差，得以丰满、独特，让人难以忘怀。
文章最后，林方生，也即汪大志，追查汪长尺旧案，查出自己身世。他赶紧毁掉汪槐家中所有自己的旧照，抹去自己作为汪大志的存在。他只能是林方生，只能是城里人，只能是有钱人。一切对于真实的的追索，都在利己处断开。读罢全书，周天寒彻，悲从中来，缓过这一阵，心中却生出表达的热切，写作的热情。好的小说，对于写作者，就是一剂兴奋剂，会被激发，会重拾写作的快意。就像“电贯钨而流明”，白蕉写出这句的一刹那，其实也契合了若干年后顾城《一代人》的表述：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这种遥远的呼唤，突然又灌注心头，尽管已是有些不合时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