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 郭沫若；抗战；日本文化；启蒙思想
论文摘要 郭沫若借助于日本和中国在文化交流过程中共同形成的“进化论”和“改造国民性”两大启蒙话语方式，延续着“毁灭一创造”的思维模式，构建了“文化抗战”思想体系，将战争中救亡图存与改造国民性的两大任务有机联系起来，将对外反侵略战争和对内反封建的两重任务与文化创造联系起来。在特殊形势下对现代文化进行了艰难的重构。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日本蛰伏了十年的郭沫若放弃了纯和学术的研究，回到祖国，全身心地投入到抗日战争宣传组织工作中。在犬牙交错的军事的复杂局势中，众多矛盾赋予了他多重的角色，他以通权达变的政治智慧开始了他的人生角色穿梭。郭沫若在与世界和国内各党各派各阶层之间的对话中，其大量言论构成一种“活”的话语系统，充满着意向性、指向性、无不具有“在场”感。
在抗战宣传的艰难对话中，郭沫若首先面临着中日两国和文化关系问题。中日两国的关系，长期以来“剪不断，理还乱”。近代以来，日本作为中西文化之桥，对中国现代启蒙思想的形成，起到过很重要的作用。可以说，中国近现代许多重要的思想家都程度不同地受到过日本现代启蒙思想的熏染。特别是进化论和国民性问题，已经成为中日两国在现代化启蒙中共有的话语方式。
郭沫若对日本的感情很复杂，一方面，他曾在日本居住近二十年，对日本侵华战争发动的文化和国民基础，有着深刻的体验。另一方面，日本是郭沫若的妻国，也可以说是他的第二故乡，日本的自然风物及人情，带给他创作的许多灵感。这里良好的学术研究氛围，也催生了他的许多学术研究成果。应该说，郭沫若在文学创作、文艺思想乃至思维方式上，自觉或不自觉地吸收了大量日本文化的要素，这从郭沫若与日本现代著名史学家内藤湖南关系可见一斑。 从上述个人交往事实中，也可以看到郭沫若与内藤之间应该是有一定的学术情谊的。但是在抗日战争特定的语境下，郭沫若没有记载这些交往事实，反而在文章中公开批判了内藤和日本学者对中国历史及现状的价值判断。这是由郭沫若回国后，作为民族文化代言人的身份所决定的，是由维护民族尊严和根本利益的政治立场所决定的，当中日间成为交战的敌对国时，卿卿我我去奢谈两国学者间个人的学术友谊是不可能的。纵观郭沫若在抗战时期大量的对日言论，可以看到他主要着眼于在日本受歧视，受欺凌的生存体验，直面中日两国学者共同关注的国民性问题和进化论思想，从文化的根基上去揭露日本侵略的国民“根”性和文化心理。
日本对中国的军事侵略，首先是以民族优越感作为心理基础。在东方民族现代化的进程中，日本的崛起和发展是不容抹杀的事实，但这种民族优越感却成为他们蔑视中国，侵略中国的口实。早在19世纪末，被称为日本近代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就曾发表文章，将西方用武力进行领土扩张和资源占有视为文明开化。在他的眼中，由于日本向西方学习，已经脱亚入欧，成为先进文明的代表。而中国则处在野蛮的阶段，其政治腐败、人心涣散、目无法纪、溃不成军，而且敢干蔑视西方列强及日本帝国。因此，他称“日清战争是文明与野蛮的战争”，在一篇《直冲北京可也》的文章中，公然说“今天的战争虽是日清两国之争，实际上却是文明与野蛮、光明与黑暗之战，其胜败如何关系到文明革新的命运。应该意识到我国是东亚先进文明的代表，非国与国之战，而是为着世界文明而战”。福泽谕吉的日本文化优越论，在某种程度上构成日本上层对华侵略的基调，抗战爆发后，文学博士井上哲次郎也著文阐述“日本文化比支那文化高得多。低级文化国家要打败高级文化国家，在今天是不可能的”。
在上述中日文化关系的解构下，日本主流意识形态进一步在中、日国民性的对比中，最大限度地夸张、美化日本国民性的优越，如同德国将所谓的日耳曼民族纯正血统与犹太民族的优劣对比，为疯狂的法西斯战争寻求种族依据一样，日本文人学者以古典著作《古事记》中的神话作依据，将天皇看成是神的子孙，日本民族则是天然的“天孙民族”。当前文化中心移向日本后，日本即成为亚洲领导者，亚洲文化的代表，天然地担负着统一亚洲，建立大东亚秩序的使命。因此，在日本的国民性研究中，粉饰夸大民族优势，刺激培养日本国民的亚洲意识，成为他们在这一领域的主导趋势。日本所谓的支那专家冈仓天心吹嘘说：
我们这个民族身上流淌着印度、鞑靼的血，我们从这两方面汲取源泉。我们能够把亚洲的意识完整地体现出来，这是我们的与这种使命相适应的一种有着未曾被征服过的民族所具有的自豪，我们有着这样一种岛国的独立性，我们就能够使日本成为保存亚洲思想和文化的真正储藏库。
武者小路实笃在《日本为什么强大》一文中，认为：
日本的强大是天生的。日本人名誉心强，性格要强，吃苦耐劳。关键时刻敢于牺牲。我认为，决不苟且偷生的性格，在战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在赞颂了本民族性、国民性的优越后，日本学者在中、日两国国民性的比较中，肆意夸张中国国民弱点。著名小说家芥川龙之介在中国上海游览之后，大肆渲染丑陋、肮脏的支那形象，他描绘上海的湖心亭说
近处竖立着的中国风格的亭子，泛着病态的绿色的水池，以及哗哗地朝这倾泻的小便——这不是一幅可爱的忧郁的风景画，同时又是我们面前这个老大帝国的可怕的象征。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日本的学者文人在“国民性”话语框架下提出的上述观点，是与20世纪初大量留日的中国知识分子与日本文化的互动中提出的启蒙思想掺杂在一起。明治维新后，对“进化论”、“民族性”、“国民性”等问题的探讨，成为日本文化界和关注的热点。而严复、梁启超、鲁迅等启蒙思想家在日本文化语境的影响下，对改造国民性的思考和呼吁，也成为中华民族现代启蒙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鲁迅对民族吃人历史和国人“精神胜利法”、“狼羊性格”的刻划，都有日本学者对中国国民性的描绘作提示。留亡日本的中国革命者和留学日本的知识分子，在日本的生存体验中，在日本现代文化语境中，有感于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有感于日本民族在东方的崛起，才引发了我国仁人志士强烈的民族危机感，才迫不及待地接受了优胜劣汰的进化理论，并引申出“改造国民性”的重要话题，从而奏响救亡图存、改造中国的文化启蒙主旋律。
关于国民劣根性的种种表现，使从日本回国后的郭沫若同样忧心如焚，比如，日本学者眼睛中看到的湖心亭景象，郭沫若在他的小说《湖心亭》中也有类似的描写，他看见湖心亭的之字曲桥，成了“一个宏大的露天便所”!湖水更是“混浊得无言可喻的了”，面对这种情景，作者愤慨地评论道：
“——哎，颓废了的中国，堕落了的中国人，这儿不就是你的一张写照吗?古人鸿大的基业，美好的结构，被今人沦化成为混浊之场。这儿汹涌着的无限的罪恶，无限的病毒，无限的奇丑，无限的耻辱哟!”
虽然在芥川龙之介和郭沫若眼中，同时将湖心亭的脏、乱、差，看成是中国国民劣根性的形象反映，但他们反映表现的立场却有根本的不同。郭沫若对自己民族国民劣根性的愤慨，是基于恨铁不成钢的痛心疾首。而日本学者将我国的国民弱点进行夸张，归之于“支那恶”，大造“支那”民族退化的舆论，实际上是为日本侵略我国，制造了冠冕堂皇的借口。他们对中日两国的国民性进行对比之后，就顺理成章地得出结论，认为日本对华战争是以“日本善”打倒“支那恶”，甚至是日本对中国报恩的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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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爆发后，中日两国在、军事上的对立，和渊源上的缠绕，造成中国好些知识分子复杂矛盾的心态，一方面是、国家的生存危亡，另一方面是对日本强大的实力羡慕和日本文化在情趣上的共鸣。因此，在抗战宣传中，既要揭露日本侵华的文化基础，又要从日本现代启蒙文化中剥离出对中国抗战有用的文化要素，在延续五四思想启蒙传统的前提下，建立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这对郭沫若而言，无疑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课题。
今天我们重读郭沫若在抗战时期形成的《羽书集》、《蒲剑集》、《今昔集》、《沸羹集》这四个杂文集，还有他留下的大量即时、即兴宣传的辞、广播辞等，再重新考察郭沫若在抗战中的重要作用，可以看到，郭沫若面对这一重大的时代课题时，不辱使命，他服从于当时国民政府提出的“抗战建国”的基本国策，在近代以来中日两国交流过程中共同营造的文化语境中“接着说”，举重若轻地提出“文化抗战”思想和与此相应的实践方案，并在大量的宣传活动中，通过对文化抗战的思想内涵的不断阐释，非常有效地建立起抗战宣传话语系统。这一话语系统的建立，实际上包含着他与国内外各种政治力量、各阶层、各党派进行多方对话的复杂声音，特别是与敌对国日本各阶层人士对话的声音。也是郭沫若作为现代启蒙者，在特殊形势下对民族现代文化进行重构的艰难尝试。
在中日两国文化关系中，首先是基本立场。当日本对中国发动不义战争，使一衣带水的两国成为敌对国时，出于民族的立场，政治性话语就成为郭沫若所有话语中的主导性话语。明治维新以来，中日两国在对西方现代文化的选择中，共同表现出对天演进化的浓厚兴趣，但双方运用进化论的思想则完全不同，日本对进化论的理解，是建立在对西方列强进行摹仿的基础上，他们仿效西方，是要把自己变成强者，他们要把奉行的弱肉强食，以强权进行殖民扩张变成自己的行动。郭沫若在《文化与战争》中，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为要遂行侵略战争，为要使侵略战争得到理论上的奥援，日本法西斯军部和其爪牙们是曾经把他们的观感从根本上矫揉了好几遍。力即正义，强权即公理”。
应该说，自从严复首次的进化论从西方传到中国后，又在日本文化语境中被强化，从而成为我国现代启蒙的理论基础，但是中华民族从来不会主动以强权去夺取他人的生存权，因此，当时的仁人志士，大力宣传进化论的目的是提醒国人，救亡图存，保国保种。抗战爆发，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仍以近代中日文化启蒙的共同话语，来唤起民族思想记忆，就是十分必要，也是十分有效的。因此，郭沫若重提“进化论”，以此建立“文化抗战”这一思想体系的框架。在《文化与战争》一文中，他首先确定战争在人类社会进化过程中的作用，将人的欲望区分为占有欲和创造欲两种对立的欲望。他认为对于战争的性质，不能一概而论，应该把战争分为侵略战和反侵略战，进化性战争和非进化性战争，前者促进人类的理性，后者鼓励人的兽性。前者是对人的占有欲望的克制，对创造欲的激扬；后者是占有欲过剩的结果。文化则是表示着对于占有欲望的克制与对于创造欲望的培养扩充的精神活动的总动向。在这样的逻辑前提下，郭沫若构筑了两个公式：反侵略战争一文化一创造，侵略战争一反文化一占有。这样，他把把战争纳入文化的范畴进行考察，高屋建瓴地回答战争在人类发展史上，在人性进化史中的正负作用，来指出日本进行这场战争的非正义性质，是人类残留兽性的大暴露，从而将日本侵略者钉在人类文明进化史的耻辱柱上。
在文化抗战这一思想体系中，我们还看到了郭沫若五四时期关于“毁灭一创造”，“死而复生”的观念的复活。他反复强调中西文化共有的“动”的精神是文化的基本特质。他在抗战话语中仍以此为逻辑起点，从发生史的角度对文化下定义，他认为文化是“人类对于自然的不断的征服”，文化的发展是“一个生生不已的动的倾向，有向更高一个阶段发展起去的那种努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是人类自然的最高阶段而又有发展向更高阶段的劳动成果”。郭沫若反复强调文化的发展是一个波形发展的生生不已的动的过程，战争即是文化发展的波谷，但波谷之后肯定就是波峰。在此，我们看到郭沫若继续着五四时期创造一毁灭，死而复生的思维模式，来解释文化与战争的关系。虽然战争是文化的毁灭，但旧文化毁灭过程中，却能催生新文化的诞生。在这个意义上，“战争就是创造，创造即是战争。两者相得益彰。”
日本的史学家内藤湖南在他所谓的研究中，特别具有欺骗性的是他制造的“文明移动”论，为了证明日本侵略的合理性，他不厌其烦地论证文化中心向着东南，继续向日本移动，而成为东洋文化的中心，成为超越支那的先进国家。内藤湖南将日本的侵略视做是把更高文明带给中国人，对中国现有文明的产生强大刺激后，促使中国民族的新生，他在其著作《支那论·附支那新论》中说，“支那之所以能够长期维持民族生活，全都是因为外族屡屡进行的入侵。……应该说对于支那民族的焕发青春，是一种非常的幸福。”
内藤湖南这一理论从思维模式上说，同样是一种毁灭一创造，死而复生的原型模式，但是他的意思是要用日本先进文明去征服中华文明，去消灭中华文明，使中华文明臣服于所谓的“大东亚秩序”之中。郭沫若非常清醒地看到这些学术理论背后包藏的祸心，他驳斥内藤湖南“以为我们中国既有前汉和后汉，便当再来一个前清和后清，而这梦想中的后清却应该是日本的属国”。对内藤湖南以研究中国为名，实质为日本侵略张目的史学观进行了尖锐的批判。由此，郭沫若提出“战争就是创造”的命题。虽然同样将战争视为创造的巨大动力，但战争只是一种巨大的刺激因素，他将激活中华文明自我更新机制，在战争中除旧布新，因此，战争造就的是本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延续，焕发的是民族文化的勃勃生机。因此，郭沫若将战争中救亡图存与改造国民性的两大任务有机联系起来，将对外反侵略战争和对内反封建的两重任务与文化创造联系起来。郭沫若承认我们中国素来是被人称为“病夫”。并不讳言我们民族“烂熟的封建文明持续了过分长久的年代，没有得到蜕变，更加以清朝三百年的无理的统购制，养成一种苟且因循的习惯，豪无积极进取的精神”。而战争则是振奋民族精神的绝好时机，在文化抗战的宣传过程中，郭沫若在多种场合、多篇文章反复用一个现象比喻，那就是抗战的过程是一个腐肉去尽，新肌发生的过程，是一个除旧布新过程。我们的停滞不前，好比驱体的腐肉长期积累在那儿，化了脓或有腐烂性伤口。“日本军人正是一大批贪食腐肉的蛆虫，他们满得意地替我们吃着腐肉，这正对于我们的下层的生肌，给与了顺畅发育的机会。”
郭沫若关于文化在战争中毁灭和创造的理论，将抗战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和五四文化精神联系起来，他认为“五四运动一方面反对帝国主义，这是反对人类社会的最大暴力，另一方面反对封建制度，这是反对中国本身的最大惰力，”五四时期的两大任务同样是抗战时期中国人的当务之急。
“文化抗战”这一思想体系同时也要回答五四时期思想启蒙者关于改造国民性的课题。这一理论与五四改造国民性的启蒙话语相接应，提出在战争中重建国民性格、民族精神，以激发人们保卫文化、创造文化的自信和努力。郭沫若在抗战中重提少年之中国和青春之中国的话题，多次把青年与文化联系起来，将民族精神归纳为“自强不息，永远青年化”的精神。甚至泛神论思想在其中也再一次得以复活，郭沫若把人的精神充实看成是神性的表现，认为能尽人之性，能尽物之性就可以达到至诚如神的境地。中国民族便是富有这种神性的民族。他还就国民精神和气质的改变提出了很好的建议，一是服装改变，应该由极其臃肿、自然纡缓的长袍、旗袍改为“短打”衣服，一是取缔茶楼酒馆，以免不必要地消磨时间，使精神萎靡。移风易俗与健康的文艺活动相结合，是振奋精神的最好途径。
“文化抗战”这一概念的提出和实践，使郭沫若完成了从单纯的文人、学者、知识分子到社会改革家和活动家的整合转变。使他在民族气节的大是大非面前，保持了中国知识分子纯粹品格。他在捍卫民族文化同时，也客观公正对待他国文化，特别是敌对国文化方面，表现出应有的原则立场和外交风范。当然在对文化抗战思想的表述过程中，由时效性决定，这些带有“羽书”性质的文字，不可能精心推敲。同时，因为抗战宣传的需要，好些观点和内容往往在不同的地方重复演讲，这些演讲辞和杂文后来被汇编成集之后，仅从纯的角度，可能给人一种重复拉杂的感觉。但从现代文化史的角度，这些文字自有它的生命力所在。在《羽书集》第二序中，郭沫若称这个集子是“负了恶星下凡的胎儿”，说不定是会出乎意外地长命的。今天，抗日战争的硝烟已散，但关于战争的价值评判仍在继续。日本右翼政治家、学者面对中日关系史上最悲惨的一页时，所持的仍然是绝不谢罪的态度。而在这强硬态度的背后，仍是20世纪初的侵略幽灵，仍是他们以西方为殖民扩张为标本的、令人瞠目结舌的社会历史观，他们说：在人类的生存斗争中，侵略是正确的……美国人杀害印第安人，掠夺他们的土地，在第三者看来，这是难以容忍的残暴行为。但是，如果不这样，就不可能出现美国这个国家。美国人杀气腾腾，进行席卷北美大陆的侵略，正是美国辉煌的建国史……如果美国谢罪会怎样?……美国人绝不谢罪。生存斗争不需要谢罪。胜利就是正义。这是因为，如果谢罪，就会使为国家发展做出贡献的人变成了罪人，使国民丧失了爱国心……连进行利己性侵略的白人都不谢罪，为什么为抵抗而战的日本必须谢罪呢?
联系到日本军国主义根深蒂固的文化根源，再来品味郭沫若“文化抗战”的思想，就可以认识到它长久的生命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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