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女孩误打误撞登上国际舞台
2015年3月18日，张幼云出现在“四川省政策法规性别平等评估咨询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此时的成都春暖花开，我们采访了她。张幼云今年已经75岁，年过古稀却精神矍铄，思维敏捷，体态轻盈。她此行的目的，仍然是为女性权力发声，呼吁把性别平等纳入主流战略。
出发的前一天，姐妹俩买好了被子和其它生活用品，准备进京。不料，女子中学的一位老师却赶上门来，对她的父母说：“校长说了，中学生的名额在教育局是备了案的，张幼云只能留下来上高中，不能走。”一听自己不能到北京了，张幼云赶紧说：“我没有参加中考。”老师说：“校长说了，没有参加考试也可以直接上高中。”无奈，张幼云只好放下行囊，继续在武汉上学。
高三，高考提前填志愿时，当时北京外国语大学首次在全国举行公开招生考试，她的班主任朱老师是教俄语的，极力建议她选择外语学习。班主任说还是试一下北外，她就答应了。最后，张幼云以中南五省第一名的成绩被北京外国语大学录取。
在上大学之前，张幼云一直学习俄语，她被录取的专业是法语。但当年北外录取的英语专业学生太少，她被学校直接安排学习英语。从未学习过英语的张幼云只好从ABC学起。
可能天生对语言有天分，再加上她自己的努力，张幼云在大学很快就找到了学习英语的窍门。大三刚结束，学校急需一批英语老师，大学还没有毕业的她和另外三个同学就被安排留校工作，负责下一届学生的英语教学。
两年后，张幼云被安排到英国进修，一年后回国。一到火车站，就有工作人员接她：“你先回去休息两周，然后到外交部报到。”两周后，张幼云准时到外交部报到，负责翻译等工作，从此开启了她驰骋外交舞台的漫漫历程。
最令张幼云难以忘怀的是，1974年周恩来总理在医院会见一位来访的外宾，她作为工作人员参加了会见。会谈结束时她正准备同外宾一起退席，被总理叫住：“张幼云，我们还没有说再见呢！”张幼云紧紧握着总理的手，只说了句“祝总理早日康复”，便热泪盈眶了。
22轮中英谈判，见证那段精彩的历史
“在这样的谈判中，我们代表的是国家利益，任何一点问题都可能带来很大的麻烦。”张幼云说，英语中一个小小的冠词的使用，都有可能代表不同的意思。所以对这个工作，所有人都“如临大敌”。
22轮谈判的前面8轮，张幼云都亲自上阵，最后外交部给她安排了一位助手。这位助手每天晚上要连夜准备第二天的材料，然后在凌晨4点放在冰箱上，张幼云会在这个时候起床阅读材料并加以修改。修改完毕，再送交领导审核。
谈判期间，一位外交部副部长和英国大使做工作交流，一直从下午6点谈到晚上11点。这期间，张幼云一边做翻译，一边记载谈话内容，晚上再加班将所有的内容整理出来，第二天一早就送交给领导人分析参考。
“做这样的工作，完全没有正常的休息、吃饭时间。”张幼云说：“不过这也值得，因为我们做的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1986年英国女王访华，张幼云再次担任翻译。女王告别招待会以后，接见了张幼云，送了照片给她。
1987年，巴斯大学授予张幼云荣誉硕士学位，第二天她的照片就登在了泰晤士报上。下午，张幼云收到了撒切尔夫人的一封信，她说亲爱的张女士，我今天在泰晤士报上看到你的照片很高兴，向你表示祝贺，这使我想起了在中国访问的愉快时光。
最令张幼云感动的是，有一次，英国大使在一封信中写道，他“通过翻译参加了多次的谈判，但没有一次谈判的成功在这么大的程度上同翻译的出色工作有关。你独立的人格，你的尊严，你为国家的利益而战斗，令我印象深刻，我们两国政府都应该感谢你”。
如今，几十年过去了，张幼云回顾这些历史，给自己的人生提炼出一个关键词――“感恩”。她说：“一个人的进步离不开社会发展。社会的进步，要有一个机遇，我们今天面临这么一个大好形势，社会大变革时期，给大家提供了展示才华、实现自我价值的舞台，我很感恩的就是我有幸遇上了，参加了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并担任主翻。这两年的经历对我以后的人生起了决定性影响。”
54岁转战联合国，为女性发声
1994年，54岁的张幼云“换工作”了，她的新工作是国际劳工组织女工问题的特别顾问。张幼云说：“我是年纪最大的新兵，人家已在冲刺，我才开始起步。”她周围的同事都是有多年国际组织工作经验的各国不同领域的专家，而她接手工作时甚至刚接触“性别意识”这个词。当时就任国际劳工组织妇女问题特别顾问的张幼云面临的挑战可想而知。
说到担任国际劳工组织特别顾问，张幼云说起一件有趣的事。1991年，张幼云刚从英国使馆回来，她有个到妇联工作的机会。结果张幼云的一些好朋友说千万别去，跟娘儿们打交道的事麻烦。那时候，张幼云还没有意识到这是对女同胞的歧视，女同胞自己都觉得自己的事麻烦。张幼云就没有去。当时劳动部要向国际劳动组织派高官，他们就请外交部增援，在这种情况下，张幼云作为备选到国际劳工组织竞选。1994年，国际劳工组织总干事突然任命张幼云女士为国际劳工组织女工问题的特别顾问。张幼云自己也没想到，最后她还是得跟妇女问题打交道，而且是在国际上打交道。 刚进入国际组织工作，就像被扔到大海里，张幼云要熟悉了解过去，只能查档案。张幼云作为女工问题特别顾问，有一个办公室，一个秘书，一个青年实习员，还有等待分配的官员。张幼云要负责整个劳工组织包括就业、社会保障、职业安全、卫生在内的全部问题，却连财力、人力、物力都没有配备。
但是，在工作上，张幼云是个比较简单的人，一旦认准了，就心无旁骛，全身心地投入进去。她给自己定下一个目标，迅速熟悉这个组织的规章制度和组织文化。经过将近5年的艰苦奋斗，国际劳工组织在联合国性别平等名列前茅，这给国际劳工组织确实争了不少光。张幼云率先在联合国系统内制定性别问题纳入主流战略，而且开发了性别审计，这是一个很艰苦的过程。
在联合国这十年，张幼云成了联合国劳工组织里面第一个大会报告的中国人。她所写的所有文件都要经过一个英国司长审核，由他最后来把关。有一天他打电话把张幼云叫去，因为她用了一个缩写“三农”。三农是什么意思？农业、农民、农村，就是这样几个词。完了他说，张女士我想祝贺你，你这篇文章写得很好，言简意赅，很清楚，你比英语是母语的人还写得好。得到赞赏，张幼云心里美滋滋的。
闲云野鹤，最美好的当下生活
现在，张幼云早已经从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顾问岗位上卸任。退休后的生活，张幼云的生活分成两大块，一块仍然不忘初衷，在全国巡回演讲，推动性别平等，为把性别平等纳入主流战略而努力，另一块，就是享受和家人在一起的天伦之乐。
在张幼云的几十年职业生涯里，在外漂泊居多。丈夫宋明江，曾是我国驻欧盟比利时使馆工作人员。一家三口在世界的三个国家，张幼云在瑞士日内瓦，丈夫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女儿在奥地利维也纳。现在，张幼云和丈夫都已经退休，女儿还在维也纳，小外孙女跟着他们。有时间，他们就会带着小外孙女去看看女儿。在女儿小时候，张幼云夫妻俩天各一方，对女儿的照顾很少，他们一直觉得很遗憾。现在，有了小外孙女，就好像是上天有意安排一个小天使来弥补他们的缺憾。
张幼云一生很大一部分时间推动性别平等，当被问到，在她的家里，性别平等“贯彻”得如何时，她笑了。她曾经很忽略性别平等的问题，因为，她以为这根本不是问题。在她的家里，她和丈夫是完全平等的。在家里，做饭的永远是丈夫，洗碗的永远是张幼云。之所以有这种分工，是因为，丈夫做的饭好吃，而张幼云又是一个懒得在吃上花很多心思的人，索性就全让丈夫做了，自己则做厨房技术含量低一点的善后工作。丈夫也不在乎自己在厨房做饭是否会有损大老爷们的形象，做出一桌子饭菜，看着家人大快朵颐，心里美得不得了，哪里还顾得上老爷们被“欺负”了呢。
在张幼云的快乐退休生活里，小外孙女是她和丈夫的重要开心源泉。他们对小外孙女的呵护，让女儿都嫉妒。女儿曾对小外孙女说，你外公外婆爱你比爱我多多了。小外孙女上学，经常是张幼云坐公交亲自接送。在拥挤的公交车上，在一堆堆接送孩子的老人里，人们很难看出，这位老太太曾经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官员。不过，仔细观察，还是会发现，张幼云与别的祖辈不一样。张幼云让小孙女自己的东西全部自己拿，不管书包多沉，从不代劳。张幼云看见，一些爷爷奶奶肩扛孩子书包，臂抱孩子热了脱下的衣服，手里还拿着食品或者饮料，座位让给孩子坐，自己站在孩子身边，孩子渴了递上水，让呷两口，下车了，孩子疯跑，老人就在后面又喊又叫。张幼云觉得这种现象要不得，这不是爱孩子，是害孩子。
在照顾第三代上，张幼云同样有避免不掉的隔代亲情结，但是，她的职业生涯，让她早已经具备了“国际眼光”，也就比常人理性了很多。培养小外孙女，她并不强调孩子要多优秀，要学多少东西，而是十分在意孩子是否能承压，能够在挫折中前进。所以，当她和老伴听到小外孙女说“今天某某同学干得不错，我失败了，只能等下次了”的时候，他们比小家伙拿大奖还高兴。因为他们看到，小家伙知道承认别人了，知道自己不会永远第一，也知道不用垂头丧气，可以继续努力。这就是情商，是韧性，比聪明重要多了。
在和记者对话的最后，张幼云一再告诫，作为女性媒体，一定多呼吁带孙子辈的老人不可太溺爱。孩子是社会的未来，我们追求的性别平等，是优秀的平等，而不是被溺爱坏了的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