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李商隐是我国诗坛上的一颗明星，他的人生经历充满曲折和失意，带着悲剧的况味，这与他的性格有着莫大的关系，他多愁善感，优柔内向，既乐观又悲观，既有其积极的一面又有其消极之处，这种矛盾、纠结的性格悲剧也成为他政治悲剧、爱情悲剧，乃至人生悲剧的根源。
关键词：李商隐 性格 矛盾 纠结 悲剧
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说：“一个人的性格就是他的命运。”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也曾说过：“习惯形成性格，性格决定命运。”一个人的性格必然会对他的行为习惯、处世态度造成影响，有时甚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李商隐是晚唐时期的著名诗人，他的一生充满了曲折、失意。一样是处于王朝衰落的末世时代，李商隐和杜牧却有着迥异的政治遭遇，这种不同，有着诸多因素，但最根本的莫过于这两位诗人性格上、心理上的差异。因此，对李商隐的性格进行分析，对于把握他整个人生起着极重要的作用。他性格上的悲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他的政治道路、爱情道路，而这三者则互相交融，共同构成了他悲剧性的人生。
李商隐出生于一个式微的贵族家庭，自小家境清贫，幼年丧父使他早早就担起撑持门户的重任，他在《祭裴氏姊文》言及“四海无可归之地，九族无可倚之亲；既附故丘，便同逋骇。生人穷困，闻见所无。及衣裳外除，旨甘是急。乃占数东甸，佣书贩舂，日就月将，渐立门构。清白之训，幸无辱焉。”生活的日益困苦、人情的冷淡使他只能“佣书贩舂”以补贴家用，但日子始终过得艰难。相较一般家庭，失去家庭主要支柱的孤儿寡母所要承受的生活压力和心理压力则更沉重更持久。除了这种家庭物质生活上的困顿之外，李商隐两位姐姐的命运也对李商隐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据传，他的一个姐姐未婚早逝，另一个姐姐则由于婚姻的失败而被遣回娘家，之后抑郁而亡。这样贫寒的家世和亲人不堪的命运在李商隐的成长之路上埋下了悲剧性性格的种子，对于世情冷暖的体认、成长路上的孤独甚至于对命运、前途的担忧，逐渐影响着他形成了性格中优柔内向、多愁善感的一面，这种性格特征时不时体现在他的诗歌中，因此走入世人的眼帘。
因为家境贫寒，成长环境十分艰苦，所以他比普通人更怀有凌云壮志，更渴望能够在仕途上有所作为、光宗耀祖，他在《安定城楼》一诗中发出这样的呐喊：“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然而终其一生，他所有的渴望最终都变成了失望，而诗人自己其实在少年时期便早有预言。试读其少年之作《初食笋呈座中》：嫩箨香苞初出林，於陵论价重如金。皇都陆海应无数，忍剪凌云一寸心。此诗托物言志，抒发了诗人少年意气的凌云之志，在这种明朗的格调和风发的意气之中，又同时流露着诗人对当局不重视人才，自己才高不遇的担忧和不满。同样的竹，在於陵价值千金，在长安却一文不值，任人剪伐。此诗虽然表现出积极的态度，但却微寓隐忧，尽管很淡很淡，但是诗人喜悲交织的矛盾性格于此便可见一斑了。而现实也确实如此，他的“凌云之志”在现实中却被人残忍地“剪掉”了。与其说是诗谶，不如说诗人自身的矛盾性格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他一生的坎坷。
至于广为传诵的《乐游原》中的“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感叹，则更直接地将诗人自身既乐观又悲观，既积极又消极的一面展现出来。前一句还在激赏、称赞晚景的无限美好，但是下句笔锋一转，带出无限哀伤。晚景虽好却是日薄西山，转眼即逝。“只是”二字显得怅惘惋惜，诗人面对如此美景却发出如此哀伤的喟叹，可见其性格深处的悲观、敏感已经根深蒂固，深深地影响着他的思维甚至是看待事物的方式，美丽的背后却隐含着难以言表的忧伤，由此也可见诗人性格的两面性和矛盾性。
李商隐曾在《安定城楼》一诗中发出“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雏竟未休”这般激烈桀骜之语，可见其性格上的孤傲、清高，但他却又常常陷入自伤自怜，“芳心向春尽，所得是沾衣”（《落花》），在落花的命运中感伤着自己的人生，盘踞在他心上的消极悲观使他眼中之物多数均染上悲剧色彩。“李商隐还写了不少咏物抒情的精美诗章。前者除个别篇章（如《微雨》）以精细地描绘刻画客观物态见长以外，绝大多数是或隐或显地象征诗人身世遭遇，寄托诗人人生体验和感慨的一种特殊形式的咏怀诗。像为雨所败、先期零落的牡丹，非时早秀、不与年芳的梅花，先荣后悴、在斜阳暮蝉中摇曳的衰柳，暗夜自明、风天强笑的李花，‘高难饱’、‘恨费声’的秋蝉，‘巧啭岂能无本意’的流莺，乃至‘无端五十弦’的锦瑟，无不渗透身世遭逢之感，使这些客观事物成为诗人形象、品格、命运的一种象征。在托物寓慨的自觉性和物我的交融神合方面，李商隐可能是最突出的诗人之一。他的许多抒情写景短章，如《夕阳楼》《宿骆氏亭寄怀崔雍崔衮》《出关宿盘豆馆对芦丛有感》《晚晴》《楚吟》《过楚宫》《乐游原》等，在表现悲剧身世、心理和人生感受方面，和上述咏物诗也是声息相通的。”{3}《李商隐诗选》里的这段话无疑对李商隐这种悲观心理投射到他的诗歌中的表现做出了最好的概括。从李商隐的诗歌中，读者可以看到一个纤细善感，多愁敏锐，内向但又孤高狷介的诗人形象。不论是“壶中若是有天地，又向壶中伤别离”（《赠白道者》）的浅吟低诉，还是《宫辞》中“莫向尊前奏花落，凉风只在殿西头”的无奈哀叹，都可见其对于自己个人命运乃至时代变迁有着敏感而又无可奈何的认识。 由于李商隐这种悲观、敏感的性格，使得他在生活中、在仕途上有着诸多的不如意，这是他悲剧人生的一个根源。他“欲问孤鸿向何处，不知身世自悠悠”（《夕阳楼》）。冯浩说：“自慨慨萧，皆在言中，凄婉入神”，登上层楼本应放旷胸怀，但是李商隐却只能暗问自己应该身向何处，找到的答案也不过是悠悠然毫无着落。他就像一叶被放置在末世洪流中的孤舟，注定漂泊无依，但他自己又不具备改变命运的能力，这是李商隐心灵的苦苦低唱，亦是他悲剧人生的真切写照。四处漂泊的幕府生活和他的性格特点不无关系。诗人不是不想乐观，不想积极向上，而是生活、时代迫使他只能走向悲苦，走回他无法言说的痛苦，走回他孤独的内心，所以他的诗给人的印象，便如春蚕吐丝，缠绵委屈，深情款款；又如红楼隔雨，显得凄美迷离，隐约绵邈。
李商隐的性格悲剧不仅体现在乐观与悲观的矛盾上，还体现在处于昏暗混乱的晚唐时代的政治环境中他面临的选择。开成三年，李商隐落选博学宏词科后赴泾原节度使王茂元幕。王茂元赏其才，以女嫁之。由于党派之争，李商隐因此招致旧友令狐等的嫉恨，谓其“背恩”。尽管他主观上并不承认，但基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客观上却已被目为“背恩”了。李商隐的性格里虽不乏孤高耿介的部分，但是在那样复杂的政治斗争之中，他情感意志上的摇摆不定和无从选择，注定了他只能沦为牺牲品。“……他又写了《筹笔驿》《无题》（万里风波）等一系列诗，隐曲地表达了对李德裕真实的看法和由衷的敬意。但与此同时，商隐又连续呈给西川节度使杜四首精心结撰的诗文，称颂杜的功德，希求杜的汲引。杜属牛党，会昌四年七月至五年五月间任宰相，其在相位及此后历任雄藩大镇期间均无善政。商隐在投献的诗文中却对其大加赞扬，尽管这是投献权贵诗文常见的通病，但商隐这些颂扬却与杜实际行事对照，也实在太过离谱。不唯如此，为了讨好杜，他还将与杜政见不同的李德裕说成是当路‘恶草’。这种违心的攻讦确实反映出商隐人品方面的某些缺陷。从国家利益出发，他内心对李德裕的功绩持肯定赞赏态度，但为了求得杜的汲引，却不惜违心弄舌。法国思想家狄德罗说：‘说人是一种力量与软弱、光明与盲目、渺小与伟大的复合物，这并不是责难人，而是为人下定义。’我们揭出李商隐这不光彩的一页不是有意苛责，而是从这种人格的分裂中，愈见出严酷的现实环境对人的高洁品行的摧残，而这种分裂也正反映了诗人性格的悲剧性，让人感到可悲亦复可悯。”{4}《李商隐诗选评》中的这段话正是通过李商隐的真实经历来揭示出李商隐性格的悲剧性所在。
人原本应当有节操，应当有所为而有所不为，然而由于李商隐性格上的摇摆不定以及敏感使他在浊世之中始终无所适从，即便是做出违心的投机取巧之举亦无法让他在仕途上多点顺利，终究还是处处碰壁。在激烈的党争中，无论怎么选择都难两全，由此诗人内心也就更加郁闷不堪，他的敏感和悲观色彩则更不断加重，最终笼罩了他整个人生。站在现代心理学的理论上来看，李商隐所遭遇的这种种政治挫折与他在情商上的低能有关。情商（Emotional Quotient），简称EQ，主要是指人在情绪、情感、意志、耐受挫折等方面的品质。哈佛大学心理学博士丹尼尔・戈尔曼《情商》中认为：“智商高、情商也高的人，春风得意；智商不高、情商高的人，贵人相助；智商高、情商不高的人，怀才不遇；智商不高、情商也不高的人，一事无成。”依此言，李商隐的政治悲剧正与其情商的缺失有着极大的关系。他常常陷入一己之悲，因此他在为人处世上始终不能自如自适。他在政治选择上的左右摇摆，尽管不是出自本意，但也始终无法避免。他空有一身才华却始终无法获得伯乐青眼，因为他寻找不到正确的方法，因为他时常让自己的路越走越窄以至于陷入两难境地。情商的缺失使他不能像陶渊明一样，虽然遭遇政治挫折，但通过日常的生活乃至自然风光等走出政治生活带来的苦痛和阴影，寻求到心灵上的解脱，而不囿于政治上的得失无法自拔，从而能够苦中作乐以达到自足自适的精神境界。李商隐尝过太多太多世情的苦，因此他是那样迫切希望能够有所建树，从而改变自己卑微的地位和不幸的命运。在那样黑暗的末世现实中，只有仕途上的成功才能使他获得对于自身价值的认同和肯定，只有这样，他才能挺直腰杆做人，而不是在党争中看尽脸色依旧不得善果。情绪的持续低落、情感上的脆弱、意志上的薄弱以及对于挫折的无力抵抗造成他性格上自我调解的无果，更使他的政治生涯和人生道路走得充满荆棘，失意连连。但是，也正是由于李商隐这种矛盾冲突的性格特征和锐敏善感的诗心诗情，才使他创作的灵感源源不断，使得他的诗歌是那么的令人感动。王蒙曾讲：“……内心的世界，长期的情意之结，特别是敏感多情而又软弱的诗人李商隐的情意之结，迷迷茫茫，混混沌沌，如花如雾，似喜似悲，若有若无，亦近亦远，且空且实，恐怕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依弗氏学说，说得太清楚，就没有这块垒潜气，心病也就痊愈了，也没有这一批诗了。”{5}他敏感的性格也使得他对于生活环境、对于人生有更细致的体会，因而写出来的诗歌就更加细腻动人。他的性格影响着他的体物感受和对人生的看法，使他的诗歌中总有一股悲凉的况味。试看他的《无题》：紫府仙人号宝灯，云浆未饮结成冰。如何雪夜交光夜，更在瑶台十二层。诗人在这首诗中表现出一种对于命运的不确定感，一种若即若离、似真似幻、梦终成空的人生境遇。诗人渴望美，追求美，但又对于这种渴望和追求感到绝望，美在他企及不了的远方，这种对于无望结果的忧惧困扰着他，但是他还是依旧执着地做出追求的姿态。故而“本诗从一个方面折射了商隐的悲剧性的命运和心态”{6}。
李商隐的性格悲剧使他在人生道路上每一步都走得极为艰难，但是正是由于命运总是一次次将他推入绝境，才会促使诗人将自己心中的血泪化作笔下的诗篇，他把自己的身世与情感融入一字一句之中，因而取得了极高的艺术成就。李商隐在动荡黑暗的时代风浪中漂泊沉浮，但他的诗篇却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
{2} 郝滨：《催眠与心理压力释放》，安徽人民出版社2009版，第326页。
{3} 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页。
{4}{6} 刘学锴、李翰：《李商隐诗选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33页，第13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