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介绍了福柯和伽塔里对主体性的论述，并将关注点放在数字主体性的概念以及富勒和雷利这两位学者对这一概念的不同理解上。通过具体的实例，本文讨论了在数字世界里数据主体对真实自我的替代性问题以及算法、监控和主体性之间的联系问题，并认为数字主体性、数字人和人间的距离会进一步缩小。
关键词：数字主体性；数据主体；算法；监控
中图分类号：G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6）03-0022-03
一、引 言
“当我们失去隐私，我们失去媒介，我们失去的就是自由本身，因为我们不能再自由地表达自己的看法”――这是斯诺登在纪录片《第四公民》中的台词。2013年6月，全世界目睹了一件丑闻的诞生。前中情局（CIA）职员斯诺登将两份绝密资料交给了英国《卫报》和美国《华盛顿邮报》，此后这两家报纸分别披露了美国国家安全局关于代号为“棱镜”的秘密监听项目以及美国国家安全局和联邦调查局通过进入微软、谷歌、苹果、雅虎等九大网络巨头的服务器，监控美国公民的电子邮件、聊天记录、视频及照片等秘密资料的行为。在2014年上映的纪录片《第四公民》中，斯诺登在采访中揭露了针对普通美国民众以及其他大多数有影响力的国家（比如：英国、德国、巴西和中国）的大规模的监视行动一直都在大范围进行之中。美国国家安全局不仅在监控可疑人士和敏感话题及事件的动向，还同时在监测普通民众的日常传播行为，包括了短信、邮件、电话、在社交网络上发布的动态以及其他各种在线活动产生的各种形式的数据。在此不难发现，相较于现实生活中的本体，网民的数字主体和在线行为被投以更多的注意。而一个日渐显著的事实是，当我们试图描绘自我时，我们的数据主体建构出的我们比我们对自己的描述还要来得真实[1]。而且，我们无意识中在互联网上留下的所有类型的足迹――在购物网站上的购买数据、移动设备所携带的全球定位系统记录的地理数据和行动轨迹、搜索引擎通过记忆我们的搜索关键词来了解我们的兴趣以及浏览器多年来对我们的网页浏览历史的记录――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对我们自己的一种复制。非常明显的是，一种新的数字形式的主体性已经被计算创造了出来，被有意识地塑造以及被在算法上监测着。那么，如果我们更进一步去思考这个问题，就不得不考虑：这种主体性对于我们来说意外着什么呢？正如德里罗所问的一样，我们的数据的总和真的能成为我们自身的替代吗[2]？政府试图监测人们自身产生的数据的行为算不算一种对隐私的侵犯？相比于我们自身的描述，在揭示人们在社会中所处地位等问题上，数据主体的描述是不是更具份量[1]？在数字主体性和现实的人以及他们的数字代表之间是否存在着距离？
针对以上的问题，将主体性放在不同的语境之上，就会有不同的理解和看法。自从福柯在20世纪70年代左右重新开始研究主体性问题后，伽塔里、马修・富勒、瑞塔・雷利等学者分别于1996年、2008年、2013年从他们各自的视角提出了对主体性问题的理解[3]。本文将首先简要介绍福柯和伽塔里对主体性的论述，并将关注点放在数字主体性的概念以及富勒和雷利对这一概念的不同理解上。通过具体的实例或者美学项目，每位学者的观点都会被进一步讨论。
二、福柯：实践塑造的主体性
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一样，人是社会动物，就算人似乎能独自生存、单独行动、独立思考，可人还是不能逃脱社会的关系网络。因为我们得去适应我们所处的团体和社区，我们的行动、行为和实践都会受到这一目的的影响，而这也使我们以某种方式与彼此相联系着。对于福柯来说，社会中的这种典型的同他人的互动和实践就正是塑造主体性的主要因素。根据凯利对福柯关于主体的论点做出的总结，主体是由自身在不同时间和模式下与不同实践的互动构成的，主体是由不同的包含实践的实际的主体本身创造的[3]。而在今天的互联网语境之下，福柯的观点变得很好理解了。例如，Facebook，Twitter，Google+及其他社交网络社区总会向新注册的用户推荐已经加入了这个社区的他们的朋友的账号。比如，当你注册一个新的Facebook账号时，在设置了邮箱和密码后，Facebook网站便会向你询问“你的朋友已经在Facebook上了吗”。它会自动列出四种方式（Hotmail，Yahoo，Skype以及其他邮箱类服务）来推动你找出已经在Facebook上注册了的朋友。在这四种联系方式中，三种是建立在文字式的朋友关系上的，而Skype则主要包含声音或面对面的沟通方式。用这些方式可以找出朋友，表明了用户彼此间亲密的互动经常频繁地建立在这些方式之上，这便是用户的数字主体性被建立起来的一部分。而且，像Facebook这样的网站还会使用其他各自方式来让你找到你的朋友或者让你能够轻松地交到朋友。例如，如果你在注册时并不想完善你的邮箱地址，系统会提示你如果与朋友们在此建立联系你会收获更多的快乐。而且，一旦你登录进你的个人主页，你会不断地从系统收到建议你补充你的真实的照片、教育背景、职业信息等。一旦你同他人的联系被建立起来，互动和实践就会由此开始丰富起来。这整套嗡嗡地向用户推送提醒、消息和更新的机制在结构上相当缜密集中，而且高度依赖于网络社区中朋友间的实践和互动。通过帮助用户构建出他们自己的数字主体，这份机制被设计出来其实就是为了增加用户忠诚度和用户使用时间。正如福柯所认为的，根本就没有完全独立、自我决定、自我设计以及自我控制的主体性，主体是通过话语和权力关系被塑造出来的[4]。相应地，在网络社会中，如果用户不能与他人建立起互动和联系，他们的主体性也无法被建立起来。
三、伽塔里：定义排他性的条件在不断地变化
与福柯对主体性所持有的论点不同，伽塔里的观点并没有大量集中在社会联系和互动事件的方面，相反，他强调的的是自我形成的主体性是建立在排他性之上的。在他的书《主体性：是好是坏》（Subjectivities： for Better and for Worse）中，他对主体性的理解是能够帮助个人或集体因素来把自己作为自我参照、存在和主体领域加以展示的条件，定义排他性的条件在其中有举足轻重的作用[5]。一些广受关注的网络草根名人便是很好的案例。在微博发展的初始阶段，用户通常只能在相对固定的朋友圈里彼此关注，因为现实生活中社交圈的固定性，在微博中扩大社交圈和获得粉丝关注是非常困难的。而以“留几手”等人为代表的草根用户却能飞速地获得大量用户的关注，这是因为他具备有一系列独特的条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他能提供犀利有趣的内容。他通过对女性的外表发表犀利讽刺的评论并给女性的外貌评分获得了相当多人的喜爱。在其他用户中间，他的短评具有一致性的语言风格以及给他人打分的行为使他独树一帜。“留几手”的微博粉丝把他当作一个真实的人看待，然而事实是，他其实是由一个六人团队运营的账号。
福柯和伽塔里对主体性的论点差异还存在于对“集体”的理解之上。福柯认为主体性的形成主要归于权力关系和话语。语言是我们能够理解事物和自我解释的唯一工具，语言在各自意义上都是社会的，它反映了社会的压迫，向外塑造了人的主体性，向内形成了道德化的自我[4]。然而，伽塔里认为，界限清楚和全面的话语逻辑和关系对于集体化塑造的主体性而言并不重要，从逻辑中浮现出的言语之前的感觉更具影响[5]。因此，主体性是以集体化的方式被塑造的，并不意味着它就完全是社会化的。
此外，新媒体、传播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也具有影响主体性及其表现方式的能力。伽塔里认为，同在“集体装置”的总指示之下我们将社会机器加以分类的方式一样，信息和传播的技术机器也在人的主体性的核心中运行着，它不止在记忆和智能之中，也在感知、影响甚至是无意识的幻想之中。因此，在诸如手机、数码相机、电脑等技术机器的影响因素之下，资本殖民主义所一直宣扬的一种具有普遍代表意义的主体性就处在了危机之下[5]。这场危机清晰地表现在了当今的社交网络中，尤其是在那些专门以照片分享和视频分享为主的网站和应用上。像Instagram这种照片和视频分享的应用使用户能够体验摄影和发表摄影作品的每个步骤，而且，从拍照、删选到编辑和定位照片的全套体验都与高像素的手机自动相机、设计精良而且使用方便的滤镜应用以及相互链接的社交网络紧密联系在一起。作为主体的用户沉浸在技术机器所带来的便利和快乐里，这种技术的实现解放了用户的思想并使他们能够发挥自己主体性的创造力。数字表达为这种自由提供了条件，而标准化的表达形式却不再具有吸引力了，因此，为了让自己的作品获得更多的关注，用户会努力地用更多的方式使自己在他者中脱颖而出。所以，一方面主体性的表现方式丰富了，另一方面主体性也开始多元化了。例如，在Instagram上有很多非名人但获得了很高关注度的账号，@itslavishbitch就是其中之一。他有四万粉丝，而他发布的照片的主题都以炫富为主，并且他经常会嘲笑自己的粉丝。在现实中他如果这么做肯定会被视为极其糟糕的人，但在Instagram这样的数字世界中他的身份和照片却吸引了众多粉丝关注。他在Instagram上有意识或无意识间塑造的主体性不是建立在他在现实中的身份之上的，却是由他所选择和使用的照片、视频以及话语构成的。关注他的人也并不在意现实中的他的个人生活，而只关注他在Instagram上展示的一切。在这里，他的数字主体在这种机制中被塑造了出来。对于以他为代表的所有那些Instagram上的名人来说，他们的主体性并不是他们只能被动接受的来自于社会关系和权力互动对他们的分配，而是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或复制或破坏或伪造地塑造自己。正如伽塔里所认为的一样，一方面，主体性的机械生产能被最好的情况所利用，另一方面它也会被最坏的情况所利用，并且在其中扮演“头脑麻木的大众媒介化”的角色[5]。
四、马修・富勒：身份的斑斑点点
富勒对数字主体性的立场在某种程度上与雷利的观点很相似，都是与数据监控紧密相关的。如今，毫不夸张地说只要我们一上网，便在不断地遭受监控。正如斯诺登事件一样，从算法的角度来讲，无论何时何地在线浏览何种信息，用户都一定会留下数据和数字足迹。用户与互联网互动得越深，互联网公司的各自服务器就会记录下越多的数据。富勒认为，随着我们的身份斑斑点点地散布进我们在线创造的大量数据中，计算机用户的数字主体性就会被监控，而且只要这些数据出现在互联网巨头的服务系统中，它们就会被自动地计算和处理。数字主体性和数据用户斑斑点点的身份已经像商品一样具备特定的价值[6]。
并且，因为数字化的迅猛发展，数据变得极易存储和转换，因此也变得极易售卖。在谷歌面向企业的服务“给广告主的双击”（DoubleClick for Advertisers，简称DFA）为例，这服务的功能是通过追踪用户的浏览偏好和是否点击了特定种类广告的在线行为来帮助广告主在线锁定他们的潜在客户。通过购买DFA服务和另一叫做“探照灯”（Floodlight）的附加服务，广告主能够捕捉到通过点击了他们的广告链接进去到他们网站的用户。最重要的是，在这两项服务的帮助之下，广告主可以轻易地了解客户是从哪儿开始了解他们的产品或网站的，什么时候客户开始对他们的产品感兴趣或者什么使客户会失去兴趣并停止对网站的访问[7]。在这种方式下，数字主体性以及身份的斑点不再是一种伪造的特征或者形象了，它只是政府或企业为了经济利益或其他利益开启的监控系统下的一定数量的数据的集合。DFA拥有强大的收集用户在各个通道，比如你的浏览器、操作系统、IP地址等，留下的数据的能力，而且它不会主动告知你如何从种种监控中清除痕迹，只会在繁复的用户指导说明或协议中不起眼的位置有所提及。
然而，当用户逐渐意识到数据监控机制的存在时，为了避免被监控，他们的在线行为由此会发生相应的改变。富勒认为，我们可以从两种意义上来解读监视系统运行的方式和对促进主体化产生的方式。首先，监视促成富勒这种行为的产生，这是其冷却作用带来的积极影响。好的公民要学习做正确的事。另外，监控的第二个功能就是它生产了新的对象[6]。在他对驾驶犯罪案件中对数据应用的研究中，他提出我们的数据主体实际上是新的数字主体的创造。在另一方面，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中留给服务器的数据数量极其巨大，它反映出的具体的主体也正是现实生活中的我们的替代或者镜像，这也是像DFA这种数字广告服务机制得以存在的背后的哲学。广告主试图通过运用算法来提取、读取、分析其他算法收集的用户的数据来还原真实主体对特定物品的真实偏好和购买习惯。与之相类似，在理解和读取数据上存在着多种不同的方式，其中一些可能会造成对数据的误解使数据不能揭示真实的自我，而是展示了一个不存在的有着假设偏好和习惯的数字人类。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富勒认为，在广告主所理解的数字主体性和真实里的真实主体间有着视觉错位[6]。只是，虽然数字主体性与真实的主体是不一样的，但是，它并不是假的，它正是真实的主体在数字世界里存在和被感知的形式。 五、瑞塔・雷利：双重数据
雷利对数字主体性的看法与富勒相似，他们都将数据监控与数字主体性联系了起来，并强调了以算法的形式运行的监控是如何影响数字主体性的建立的。在《数据监控与反监控》（Dataveillance and Countervaillance）一文中，雷利认为，“世界正在经历一种转移，从电视记录――除非整个世界能看到你的图像否则你就不存在，转移到了数据库记录――除非谷歌里有你的记录否则你就不存在”[8]。虽然雷利和富勒对数字主体性持有类似的观点，从雷利使用的“双重数据”这一概念上看，雷利对构成主体的数据主体有着不同的理解。雷利在这一点上与哈格蒂和埃里克松的观点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监控技术没有把人作为个体来监视，而是用拆卸和装配的过程来使之运行。人被分解成一系列离散的信息流，再根据预先设定好的分类标准来稳定并抓取这些信息流。之后，它们会被运到中心位置进行重组并根据服务机构的日程对它们加以利用。总之，这些信息构成了我们的“双重数据”，我们在电脑和现实语境下循环的虚拟/信息档案[8]。
因此，作为数字主体性的一种结构，双重数据并不如身份的斑点那般准确。这是因为在算法和计算处理后，数据会被分类成特定的组别而不是在缺乏分类的情况下被作为特定的个体来针对，在这一组中主体可以有差异。雷利认为，双重数据和数字主体性仅是以一种临时形式被创造和聚集起来的。数字档案在我们使用搜索引擎前是不存在的，而使用搜索引擎几乎完全是上网的第一步。但之后，双重数据就是我们使用了搜索引擎后产生的结果，它其实是由服务器的挖掘、分析和报告数据功能制造出来的。尽管如此，雷利也认为，用户仍然可以通过安装诸如Evercookies这样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删除上网记录的应用来从算法设计服务器的手上夺回控制权[8]。在这一点上，信息和在线购物网站上流行的分类标签是很好的例子，以Tripadvisor这个网站为例，它鼓励用户在网站上对用过餐的餐馆做出评价，在写过评价后，用户还需要分别从食物、服务、价格和环境这四个方面对餐馆做出评级，一旦一家餐馆有足够的评论和评分，它就会自动地被分配到由星星数代表的某一类别，从而，当另一个人想选择一个好的餐厅吃饭时，其他客户留下的意见就会成为他的参考。在这里，数字主体性就反映在了这种通过评分、评论和添加标签建立起的价值评判上的用户集体生成的系统上。数字主体的价值体现在了数据被作为参照所使用而且会得到其他主体的采纳上。所以，伴随着数据泡沫的主体性对于企业来说极富价值，顾客既是内容的生产者，又会在下一轮主体成型过程中成为新的顾客。
总的来说，不同的学者在主体性上有不同的看法，而关注的重点也渐渐地转移到了算法、监控和主体性之间的联系上。而随着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发展，这种联系也必然变得更密切相关，数字主体性、数字人和人间的距离也会进一步缩小。
参考文献：
[1] Critical Art Ensemble， （1993）. The Electronic Disturbance. New York： Autonomedia， p.63.
[2] DeLillo， D. （1985）. White noise. New York， NY： Viking.
[3] Kelly， M. （2013）. Foucault， Subjectivity， and Technologies of the Self. In： C. Falzon， T. O'Leary and J. Sawicki， ed.， A Companion to Foucault， 1st ed. [online] West Sussex： Blackwell， pp.510-525.
[4] Li， N. （2005）.Jiazhizhutixing. Beijing Shi： She huikexue wen xianchu ban she.
[5] Guattari， F. and Genosko， G. （1996）. The Guattari reader. Oxford， OX， UK： Blackwell Publishers.
[6] Matthew， F. （2008）. Art Methodologies in Media Ecology. In： S. O’Sullivan and S. Zepke， ed.， Deleuze， Guattari and The Production of the New， 1st ed. [online] London： N-Y： Continuum， pp.109-167.
[7] Support.google.com， （2015）. About Floodlight - DFA Partner Help.
[8] Rita， R. （2013）. Dataveillance and Counterveillance. In： L. Gitelman， ed.，
[9] Raw Data， 1st ed. Cambridge： MIT Press， pp.121-1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