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艺术创新与对娱乐价值的彰显
在新中国建立初期特定的时代语境下，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承担的主要是培养各个民族的国家认同意识的政治职能，突出的是电影的政治属性。因此，从总体上来讲，这一时期的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在艺术性方面尚有不足，娱乐性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但有些电影，尤其是以《五朵金花》和《阿诗玛》为代表的一批爱情电影，在艺术形态和艺术创作手法上进行了大胆的探索与创新，彰显了较强的娱乐性，凸显出较高的艺术价值，在中国民族电影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对艺术形态的全新尝试，《五朵金花》是我国第一部喜剧歌舞的民族题材爱情片，《阿诗玛》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彩色宽银幕立体声音乐歌舞片。这些艺术形态是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中国电影中很少见的。20世纪的50-60年代，人们对于喜剧元素在电影中的运用并不是十分认同，喜剧因素往往会被贬斥为某种低级趣味。然而，《五朵金花》不仅是我国第一部喜剧歌舞的民族题材爱情片，而且，影片还开创了歌颂型喜剧①这一电影形态的全新尝试。
1956年毛泽东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为新中国的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新的发展空间，促进了电影的多元化发展。这种多元化突出地就体现在喜剧电影的创作当中，多种类型的喜剧电影纷纷出现，包括生活讽刺型喜剧、歌颂型喜剧和生活型喜剧。其中，歌颂型喜剧是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时期中的一个全新尝试。这种状况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是十分罕见的。50年代以前，轻松幽默的喜剧电影并不多见，尽管也出现过一些较为成功的讽刺喜剧电影，但大多都是就一些严肃的社会问题进行正剧式的讽刺。而电影《五朵金花》打破了没有矛盾就没有戏剧冲突的定律，将影片的主题聚焦于歌颂社会主义、塑造正面人物、展现真善美，通过一系列误会和巧合的设置来不断地推动剧情的发展。喜剧大体上是偶然的、插曲式的和伦理的，它所表达的是社会具有的，以每个人为实例的那种极其旺盛的生命力连续平衡。影片对喜剧元素的运用满足了观众潜在的心理需求。
第二节对爱情题材与叙事主题的突破
早期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出现了一些反映爱情和社会主义建设现实生活的电影，与之前及同时期的中国电影相比较，在题材与叙事主题上都是一个突破。譬如，影片《阿诗玛》根据云南彝族支系撒尼人同名口头传说、叙事长诗改，在以往的中国电影和20世纪50-60年代的民族电影中，大部分都是以革命、战争、阶级斗争等作为主题。虽然在《内蒙春光》之后的一些民族电影大都避开了阶级斗争这一主题，但关于爱情、婚姻、家庭等的题材基本属于边缘题材，因为代表的是颓废。在粉碎四人帮之后，谈情色变的情形依然有之。在电影界，曾经流行着这样一个真实的笑话，讲的是某单位放映外国影片，放着放着，银幕上突然出现了一个大黑影，原来是放映员的手掌。这时，扩音器响了:注意，领导有话，这里要挡一挡。被遮挡的镜头其实正是男女主角谈恋爱的亲昵镜头。可以想见，在全国人民面前载歌载舞、大胆谈情说爱的《五朵金花》、《阿诗玛》和《芦笙恋歌》在当时是多么的另类。正是因为这样，电影《阿诗玛》从剧本诞生到公映经历了一个坎坷的历程。早在1956年《阿诗玛》的电影剧本便诞生了，但在1964年影片摄制完成后，被认为是恋爱至上的大毒草、一部典型的资产阶级影片，之后，在中宣部发出的《关于公开放映和批判一些坏影片的通知》中成为七部坏影片之一。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影片又因被定性为宣传恋爱至上的修正主义大毒草而遭到批判。即便是在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之后，《阿诗玛》仍然被认为再百花齐放，谈情说爱就是不能放。直到1979年元旦，《阿诗玛》才在全国上映。
此外，影片《五朵金花》是新中国成立后为数不多的几部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现实生活内容的故事片之一。影片的特别之处就在于没有政治语言和政治口号，但却很好地向观众呈现了一个风景美、人物美、音乐美、色彩美和社会风貌美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形象和一个和谐的、民族团结的新中国的形象。
但是，这些影片并不仅仅只是在讲爱情，它们也与国家、民族有关。换言之，爱情题材、视听愉悦主要地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作为观众的各个民族从中所获得的一切视听快感，将更有效地服务于国家意识形态的召唤机制。从影像传播的效果来看，这种间接的宣传方式要比直接的反复灌输更为有效，因为任何意识形态目的的达致终究是以影像信息的传通为前提的，观者只有接触、看懂并喜欢某部影片，才谈得上对影片主题的理解和接受。
第三节对叙事手法与叙事结构的创新
早期的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在叙事手法与叙事结构方面也有所创新。《五朵金花》的插叙手法和《芦笙恋歌》的倒叙手法等都是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中国电影中比较少见的。在叙事结构上，为了体现新中国维护边疆安全、增强民族团结的主题，大多数的民族电影通常都采取矛盾与解决两个段落的传统模式，即在情节叙事上，依据事件发生、发展的时间顺序，遵照线性的、因果关联的逻辑关系，采取单层或双层的情节结构，即单一反映革命、斗争或将革命、斗争与感情相互交织，层次分明、脉络清晰地推动剧情发展但影片《五朵金花》的叙事结构与同时期的其他一些民族电影有所不同。影片的构想源自一篇反映12个白族女性在大跃进中的先进事迹的新闻作品，在曲折的叙事线索中，讲述了一个充满误会和巧合的有趣的故事:再次，影片成为宣传少数民族地区自然风光、民族文化的重要媒介。如《五朵金花》中出现的自然人文风光使云南大理的三月街夕、苍山、洱海、蝴蝶泉、石林、阿着底声名鹊起，成为闻名遐迩的旅游项目和观光胜地;云南大理成为著名的旅游胜地，成为金花的故乡，白族同胞一度兴起向片中女主角金花学习的运动，还在当地城市中心的文化广场树起了五朵金花的雕塑群像;金花和阿诗玛不仅成为勤劳纯朴的大理白族女性和热爱自由、敢于斗争和反抗的撒尼人的代名词，而且也常常被用来泛指各行各业的优秀女性
综上所述，以《五朵金花》和《阿诗玛》为代表的早期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以爱情片、歌颂型喜剧、音乐歌舞片的全新尝试实现了寓教于乐。这一类充满音乐、歌舞、爱情表达的民族电影，由于展示了少数民族地区颇具异域特色的风光、歌舞、服饰、民俗以及对爱情的追求，为人们带来了全新的视听体验，让人眼前一亮。现实中，对于大多数普通的观众而言，民族电影的魅力和识别标志正在于电影中独有的异域风情、少数民族特色所形成的陌生化效应。尽管，正如本文所论述的，民族电影的成就、价值与意义并不仅仅于此。相对于以往直奔主题的剿匪反特片和民族团结片，爱情片虽然没有采取直接的口号式的宣传，但恰恰是它对艺术性和观赏性的侧重才使其中负载的维护边疆安全、促进民族团结、建构各个民族的国家认同意识的意识形态职能得到了更加有效的实现。对于现在乃至今后的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产业化发展而言，这一类影片的借鉴意义也许更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