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新中国?任继愈曾经说过，中国五千年有两件大事，一是建立多民族大一统的封建国家，二是摆脱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封建势力，建立现代化的人民民主国家。淤照此说来，前者是古代中国，奠定了中华民族的基业;后者是现代中国，也就是一百七十多年来千百万仁人志士为之赴汤蹈火，前赴后继，流血、流汗、流泪的新中国。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新中国的历程又有三部曲：
一是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了形式上主权在民的现代国家，以三民主义构成迥异于古代中国的立国原则;
二是毛泽东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人民主体的新中国，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开启了人民当家做主的伟大实践;三是邓小平全面推行的改革开放，使新中国的建国大业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前景。
三部曲一以贯之的主题，就是任继愈所说建立现代化的人民民主国家新中国。何谓新文化?毛泽东在新中国的奠基性文献《新民主主义论》中，对此有一段经典论述：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这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
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于不言而喻，他以唯物史观看新文化，指出新文化是新政治与新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并对新政治与新经济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那么，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讨论新中国与新文化?站在新的历史节点上，应该如何看待新中国与新文化?新文化在新中国建国历程上如何展开，又如何与新政治、新经济相互关联?什么是新文化的发展方向，在当下落英缤纷、乱花迷眼的多元化时代，如何进一步发展新文化?这些问题不仅关乎文化建设，更关乎立国之本。因为当今之世不是一般的政治经济决定文化，而是政治经济与文化若合一契，政治经济固然在基础性意义上决定着文化，同时文化也决定性地左右着、影响着、支配着政治经济的格局与方向。下面就从三个故事谈起，三个故事分别对应着三个三十年：一是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二是新中国的前三十年;三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一、白鹿原：政治革命与文化革命在长篇小说《白鹿原》中，陈忠实浓墨重彩地讲述了一场交农风波。民国初年，新朝委派的县长巧取豪夺，横征暴敛，最后激起一场民变，四乡八里的百姓相约而起，同一时间，扛着农具，浩浩荡荡涌向县衙门，用上缴农具、罢耕罢种的方式，向巧取豪夺的官府示威抗争。这场声势浩大的群体性事件迫使上峰彻查了旧贪官，委任了新县长。新官上任伊始，为了化解民怨，首先走访拜谒地方上的头面人物，白鹿原上的族长白嘉轩名列首位。见面寒暄后，新县长就侃侃而谈：卑职决心在滋水县推进民主政治，彻底根除封建弊政。组建本县第一届参议会，就是让民众参与县政，监督政府，传达民众意见这番高论如今听来意思显豁，明白如话，而在一百年前的关中乡村，就算名重乡里、识文断字的白嘉轩，听上去也是一头雾水，不知所云。
什么民主，什么封建，什么政治，什么民众，什么意见，这些堆砌起来的新名词，让他如坠云雾。县长察觉到白嘉轩的一脸迷茫，改用通俗的语言解释道：一句话，就是要黎民百姓管理朝政，不是县长说了算，而是百姓说了算。白嘉轩愈发不懂：百姓乱口纷纷，咋个说了算?听张三的听李四的，还是听王麻子的?盂于是，整个对话犹如鸡同鸭讲，结果不了了之。这则故事让人想起鲁迅笔下的蒙昧国民，如果连有头有脸的乡绅都对这套现代政治话语懵懵懂懂，又如何指望千千万万的阿Q、孔乙己、闰土、祥林嫂等普通民众明白就里。孙中山倡导三民主义，领导辛亥革命推翻帝制，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翻天覆地的里程碑。然而，革命硝烟尚未散尽，鲁迅便深刻批判了其局限性，特别是辛亥革命脱离民众，仅仅完成上层建筑的政治革命，远未实现现代国家动员底层、唤醒民众的历史使命。1919年毛泽东创办《湘江评论》，说中国的危险在全国人民思想界空虚腐败到十二分。中国的四万万人，差不多有三万万九千万是迷信家。迷信神鬼，迷信物象，迷信运命，迷信强权。全然不认有个人，不认有自己，不认有真理。这是科学思想不发达的结果。中国名为共和，实则专制，愈弄愈糟。榆何兆武在《上学记》中回忆当年返乡见闻，直到抗战军兴，他的故乡岳阳，长江边上的一个交通枢纽，在精神文化层面还停滞在中世纪，寡妇改嫁依然为人所不齿，患病染疾照旧请法师捉妖叫魂。何兆武说：这使人回想起19、20 世纪之交的那批启蒙者强调开民智，似乎也有其道理，你能要求一批愚昧的人民真的能当家做主吗?虞这就是第一个故事的寓意，即政治革命与文化革命、政治自觉与文化自觉紧密关联，形同一体。具体说来，为了推动反帝反封建的政治革命，创建现代化的人民民主国家，就不能不开展相应的文化革命，一方面破除封建宗法礼教的旧文化，一方面发展现代自由、民主、平等、科学的新文化，从而召唤起千千万万的普通民众，使他们在精神上成为自觉自立的、创造历史的主体。显而易见，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特别是经过以鲁迅为旗手的左翼新文化的启蒙，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一步步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由此汇聚的磅礴力量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涤荡了一个旧世界，建立了一个数千年未有的新中国。其中，最具象征意义的就是成千上万的祥林嫂，在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一套宗法制度的压迫下逆来顺受，在封建迷信的束缚中恓恓惶惶的女人，从精神上开始觉醒，成为独立自由的新女性。从两部经典影片的经典人物对比中，也可一窥中国人精神面貌的巨变：一个是在主人跟前卑微怯懦的祥林嫂，一个是在丈夫面前意气风发的李双双。
1940年初，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重建了中国历史的叙事，系统阐述了中国从哪里来、现处何地、往哪里去。这部经典之作的原题叫作《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唯独将政治与文化相提并论，也可见文化在他心目中的位置。当总结此前二十年中国革命的经验时，毛泽东特别指出文化革命的突出进展，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所有方面全处下风的困境下，中共领导的文化新军却以摧枯拉朽之势赢得了文化领导权：这个文化生力军，以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摆开了自己的阵势，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这支生力军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中，不论在哲学方面，在经济学方面，在政治学方面，在军事学方面，在历史学方面，在文学方面，在艺术方面(又不论是戏剧，是电影，是音乐，是雕刻，是绘画)，都有了极大的发展。二十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这里的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就是毛泽东说的旧文化，是为旧政治与旧经济服务，旧中国因之愚昧落后的文化。中国革命在文化领域的目标也在反帝反封建，实现精神世界的双重解放，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了解一点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的历史，就知道当年新文化运动何等声势浩大，波澜壮阔，又以何等浩荡声势横扫了旧文化，特别是毛泽东比喻的文化上的两个亲兄弟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关于旧文化与新文化，从历史细节中就能直观感受其大相径庭的政治价值、精神品味与美学风格。2016 年获得朱自清散文奖的台湾作家王鼎钧，在其代表作《回忆录四部曲》中，对比了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歌曲，深有感触。他当过国军，上过宪兵学校，《宪兵学校校歌》在他听来佶屈聱牙，呆板僵化，用他的话说，你得读许多文言文，才看得懂，而即使读再多文言文，也听不懂：整军饬纪，宪兵所司;民众之褓，军伍之师;以匡以导，必身先之，修己以教，教不虚施相反，共产党的歌曲通俗晓畅，朗朗上口，如红色经典第一歌：革命纪律条条要记清，人民战士处处爱人民王鼎钧不由感叹道：就在我们嗡嗡作声、不知所云的时候，黄河北岸中共士兵朗朗上口的是：人民的军队爱人民!一听就会，触类旁通。舆同样，从古元雅俗共赏的版画作品中，也能直观感受这种新文化、新气象：《减租会》《离婚诉》《割草》《初春》《秋收》以古元为代表的这种新文化，生意盎然，元气淋漓，没有旧丝绸的腐朽气，也没有消化不良的西餐痕迹，是一种全新的、代表那个时代最先进的一部分人思想的艺术。由于这思想与人民利益相一致，它又是平易近人的艺术。余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古元艺术中蕴含的现代精神、现代意识、现代情怀，即所谓现代性，正如古元的学生徐冰所感悟到的：作品也许还不精致，但观念却已极其精确和深刻，它具备了所有成功的艺术变革所必需的条件和性质。我始终都在寻找古元魅力的秘密，原来这魅力不仅在于他独有的智能及感悟，而且在于他所代表的一代艺术家在中国几千年旧艺术之上的革命意义。
不仅是其艺术反映了一场革命运动，而且重要的是一切有价值的艺术家及其创作所共有的艺术上的革命精神，实际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前卫精神。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毛泽东格外重视文化实践、文化革命，他可以说是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中对文化问题最为关注也论述最多的一位。1938 年，他提出5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逾在左翼新文化中，这种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体现得尤为鲜明，一大批经典之作，生机勃勃，气象万千，洋溢着浩浩荡荡的现代精神、现代意识、现代情怀，包括郭沫若、艾青的诗歌，鲁迅、巴金、茅盾、萧红、丁玲、赵树理的小说，曹禺的话剧，聂耳、冼星海的音乐，夏衍、田汉的电影，范长江、邹韬奋的新闻，古元的版画，艾思奇的哲学，范文澜的历史学以及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等，从内容到形式都仿佛杨柳春风，泥土芬芳，不仅为亿万民众喜闻乐见，而且也赢得广大知识分子的倾心向往，不仅在革命年代吸引了无数渴望光明的热血青年，像烛光点亮暗夜，像太阳驱散乌云，像红星照耀中国，而且也在此后和平岁月里不断照亮人心，温暖人心。王蒙回忆这些新文化书刊对自己的影响时就说道：
不能忘记十一二岁时从地下党员那里借来的华岗著《社会发展史纲》、艾思奇著《大众哲学》、新知书店的社会科学丛书如杜民著《论社会主义革命》、黄炎培的《延安归来》与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那是盗来的火种，那是真理之树上的禁果，那是吹开雾霾的强风，读了这些书，像是吃饱饭添了力气，又像是冲浪时跃上了波峰。不能忘记十八九岁时对于大量国内外文学经典的沉潜:鲁迅使我严峻，巴金使我燃烧，托尔斯泰使我赞美，巴尔扎克使我警悚，雨果使我震撼，契诃夫使我温柔忧郁，法捷耶夫使我敬仰感叹輥輯訛叶嘉莹自幼在沦陷区长大，解放前迁居台湾，20世纪70 年代在哈佛大学接触了斯诺的《西行漫记》，读罢也动情地说：没想到共产党这么了不起，共产党人为了理想艰苦奋斗真是不容易，他们爬雪山、过草地真是不简单，共产党的成功不是偶然的，我真的很佩服。以前我真是孤陋寡闻，一点都不知道这些。她第一次回国前，友人向她推荐浩然的《艳阳天》，以便了解国内文学界，她带着敷衍态度，以为只是宣传材料而非文学艺术，可是我一看，它就把我给吸引住了，我不是在农村生长的，我也不熟悉农村的情况，可是我居然能看进去，而且我认真地把它看完了。《艳阳天》里写的乡村故事非常生动，语言也非常活泼，完全是生活化的，我真的是很感动。1974年，叶嘉莹回国探亲，写下近三千字的《祖国行长歌》：卅年离家几万里，思乡情在无时已，一朝天外赋归来，眼流涕泪心狂喜在解读古元时，徐冰特别指出，解放区的艺术并非某些聪明艺术家的个别现象，而是一批艺术家在一个时期共同工作的结果。在这场星火燎原的新文化运动中，涌现了大批文化名家，诞生了众多杰出的艺术作品，而这些作品均以新理论为依据，并且极其精确和深刻。虽然他没有明说新理论的内涵，但以众多古元为代表的新文化群体及其创作方向，无疑与中共的文化理念、特别是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息息相关。离开共产党的组织领导，没有中央文委、左联、延安文艺座谈会等，一句话，没有先进政党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引导或领导，便无法想象一江春水、浩浩荡荡、波澜壮阔、云蒸霞蔚的左翼新文化。鲁迅纪念馆原馆长王锡荣在《左翼文艺运动与党的文化战略》一文中就此写道：左翼文艺组织建立后，迅速掌控了中国文化的话语权，主导了中国新文艺的发展，把握了文艺发展的方向。除了自办刊物，占领中间甚至右翼的报刊，利用文学、美术、戏剧、电影等形式，组织各种文化活动，深入底层，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培养文艺青年，倡导大众文艺和文艺大众化，成为时代前进的号角，代表了那个时代的风貌，引领了那个时代的风气。
1932 年，当中国电影不景气的时候，一些国内电影公司因使用旧创作班底，作品缺乏号召力，处于步履维艰的状态，鉴于左翼的巨大影响力，他们找到左翼文化界请求帮助。左翼在瞿秋白和中央文委的鼓励下，派人进入这些公司，帮助他们写剧本、执导影片，很快产生了一批既叫好又叫座的优秀影片，如《风云儿女》《渔光曲》《大路》等，一批优秀音乐作品也随之产生，如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等，从而主导了电影界的发展方向。輥輳訛而恰恰在这一关键问题上，20 世纪80 年代的新启蒙建构了一套政治压迫与文化反抗政治对文化的专制等叙事模式，笃定中国革命以及左翼新文化运动是前现代、反现代的，如李泽厚的救亡压倒启蒙。然而，问题在于仅靠政治压迫怎能使千千万万知识分子皈依中共的新文化理念，并在大环境变动后仍然矢志不渝?从这个疑问着手，李陀对丁玲的转向做过深入分析。在他看来，丁玲代表的一代进步知识分子之所以倾心认同中共的文化思想，原因也在于毛话语或毛文体是一种典型的现代性话语，与西方话语关联密切而又寻求超越的现代性话语。他们正是强烈感受到这种现代性话语的召唤，才心悦诚服，甘心为之贡献热情、才华和最美的青春岁月。輥輴訛在《与革命相向而行〈丁玲传〉与革命文艺的现代性序论》中，解志熙也直言不讳地说道：被后人冷落以至咒骂的历史人事，其实大都是成功的历史，被后人同情以至赞誉的历史人事，则差不多都是失败的历史，而同情失败者原是人之常情。此所以最近二十年来对革命和革命文艺运动的反感和否斥颇为流行，是并不值得惊诧的我倒想借此机会强调：现代中国的革命和革命文艺之被当今的一些先进之士所否斥，这反倒证明当年的革命和革命文艺是真正的并且是成功的革命和革命文艺，而被他们交口称赞的另一些革命者、革命思想家和文艺家，如葛兰西、卢森堡及本雅明等西马之流，则都是失败的革命者或书斋里的革命者，所以他们也就只好或在狱中深刻地思想着革命或在书斋里诗意地想象着革命，如今称扬他们，诚然是既深刻悲壮也浪漫诗意而又很安全之举，因为那本来就是些美妙博辩的革命精神胜利法，说来好听好玩而已，并不当真的，也不能当真的。輥輵訛不用正襟危坐长篇大论，通过一些历史细节，其实就不难感受现代中国相得益彰的政治革命与文化革命，体味其中生机勃发、扑面而来的现代气息。《解放军报》报道过一场长征途中的战地春晚：红军野外宿营，夜空阑珊，篝火映红，李伯钊跳起了风风火火的俄罗斯《水兵舞》，赢来毛泽东和几位军委首长一片叫好;蔡畅唱起《马赛曲》，周恩来、张闻天、伍修权等跟着哼唱，后来加入的人越来越多，逐渐汇成了雄浑的大合唱用陈晋的话说，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其实很洋气。再看一例，《晨报》副刊1925年7月5日发表了一首清新的小诗《夜雨读拉马丁〈默想集〉》：一盏灯，一卷诗。屋小，人静，我低徊幽唱，晤对着法国诗人。多情的拉马丁呦，可怜你，苦恼一生!夜雨啊，请莫停!我要借你的情调，领略这千古诗心!这首仿若新月派的现代诗，如果猜猜作者，八成可能联想到戴望舒、徐志摩、李金发等，而很难想到共和国元帅陈毅。当年，陈毅曾加入新文化运动中成立最早、影响最大的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而这个学会的发起人是郑振铎、沈雁冰(茅盾)、周作人等。事实上，革命队伍中，这样的将军诗人文化人比比皆是，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张闻天等中共早期领袖，既是政治家，又是思想家，还是引领新文化潮流的文化人，就广为人知，更不用说的伟人毛泽东。昼携壮士破坚阵，夜接词人赋华屋。毛泽东既是伟大ML的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外交家，也是当之无愧的伟大的思想家、理论家、文化人、诗人，他对现代文化的深刻理解与精微把握不仅使他成为一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而且由于其影响广泛的文化革命实践，也使他超越了形形色色书斋里的革命。以上是围绕第一个故事，即白鹿原上白嘉轩对话新县长而展开的话题。这个故事突出表明了文化革命的意义，概而言之，政治革命与文化革命相辅相成，不可或缺，政治革命呼唤着文化革命，文化革命应和着政治革命，政治自觉需要文化自觉，文化自觉推动政治自觉。
中国共产党人敏锐认识到现代国家与现代文化的这种有机关系，他们引领的新文化唤起工农千百万，不周山下红旗乱，激荡了汹涌澎湃的革命巨浪，汇成了波澜壮阔的建国大潮，1949 年新中国的朝阳就在一片排山倒海的革命浪潮中喷薄而出。
梁祝：漫长的文化革命
2016年初，网上发起最有代表性的中国音乐作品票选活动，结果名列第一的是小提琴协奏曲《梁祝》，获得49%的支持率，文革期间的钢琴协奏曲《黄河》位列第二，支持率17%。輦輮訛《梁祝》诞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十年，这部美不胜收的现代音乐经典一问世就风靡天下，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温暖人心。两位作曲家何占豪和陈钢，当年都是上海音乐学院的青年学子，他们深入生活、深入群众，根据吴越地区流传上千年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故事以及民间音乐素材，创作了这部堪称中国现代交响音乐中的巅峰之作。2009 年，新中国六十大庆，也是这部名作问世五十年，何占豪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还特别强调：总的来说，我还是遵从毛泽东思想，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輦輯訛的确，这部作品从酝酿到创作，始终遵循着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精神，包括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方向。说《梁祝》是现代的，直观的感受是艺术形式，诸如协奏曲、交响乐无不属于现代文化样式。而浓郁的现代气息也恰恰是中国革命文艺的显著特征，从左翼文化、延安艺术一直延续至十七年，乃至文革样板戏。北京大学电影学院教授戴锦华讲述过一次认知震荡：那是20世纪80年代末，我曾在新中国电影课上与同学一起看样板戏《智取威虎山》。我的本意是把它作为一个文化笑柄、一个封建文化复活的怪胎;但我自己被震惊了，我原有的想法完全被击垮了;在其中我看到了大交响乐队的伴奏、现代舞蹈形式、现代舞台美术、现代灯光与旋转舞台 一个如此现代的文本!当我第一次回忆起钢琴伴奏《红灯记》、交响音乐《沙家浜》，在那一时刻，作为80 年代文化支撑的关于现代化伟大进程的叙事在我心里坍塌下来了。
新西兰汉学家康浩以最新研究成果表明，即使如火如荼的文革时期，中国的现代音乐创作也没有停止对现代性的追求，特别表现为外来交响乐、古典乐的民族化、通俗化、大众化，以及传统的、民间的音乐现代化、西方化。在《文革文化史》一书中，他详细考察了这时期的文化事象，如样板戏、电影、舞蹈、音乐、话剧、美术、建筑、诗歌、小说、手抄本、知青文学、芭蕾舞剧、语录歌、红卫兵歌曲等，从学术上挑战了八亿人民八台戏等流行迷思，用一位学者发表在《武汉音乐学院学报》上的文章来说，他笔下的文革时期不再是一幅单色调的、枯燥无味的文化沙漠图，而是一幅多色彩的、浓淡有致的画面。
除了艺术形式，《梁祝》的现代性，更体现在内容和主题上。众所周知，《梁祝》表达了鲜明的反抗封建专制、追求恋爱自由的价值诉求，这与《白蛇传》《天仙配》《西厢记》等古典文学的才子佳人桥段大异其趣。20世纪50、60 年代一大批同类作品，包括芭蕾舞剧《白毛女》《红色娘子军》、歌剧《江姐》《刘胡兰》、音乐电影《阿诗玛》《刘三姐》等，无不包含着中国革命所追求、所塑造、所捍卫的尊严政治、人民主体、平等自由等现代价值。这样的主题及其价值，既是民族的、大众的，也是世界的。1951年，歌剧《白毛女》在欧洲巡演，包括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受到欧洲观众热烈赞赏，白毛女扮演者王昆多次谢幕，依然无法下台。扮演杨白劳的陈强回忆，在维也纳献艺结束、演员谢幕时，有观众激动怒吼：
不要给黄世仁献花!直至今日，《白毛女》《红色娘子军》《江姐》等仍是常演常新的经典剧目。与之相比，文化产业动辄耗资千万上亿的一些重头戏，往往旋生旋灭，鲜有什么波澜。祝东力曾用出超与入超，对此作了发人深省的概括：20世纪50 年代至70 年代，中国一直处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战略包围之中。但是，当时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却在不少亚非拉国家产生了很大影响。这种影响在六七十年代达到高峰，甚至波及西方国家。后来在八九十年代成为中国思想界偶像的萨特、德里达、克里斯蒂娃等世界闻名的法国思想家，当时都在读我们的外文出版社发行的《毛泽东选集》。同时，中国当时的政治思潮也影响了美欧日青年学生群体的反资本、反官僚、反体制的政治立场，在西方曾经风靡一时。今天，不论我们怎样评价这段历史的是非功过，当时中国在核心价值观和思想观念方面处于出超的地位，应该说是一个基本事实。总的看来，以《梁祝》等经典为标志的新中国新文艺，形成了一套独具气象的审美范式，韩毓海称之为伟大传统：以广大劳动者、特别是农民为审美主体和表现对象、阅读主体;以新中国为创作内容，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具有民族特色的表现形式;以克服知识者和劳动者、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作者与读者之间的矛盾为目标，从而使广大人民参与到文化创造活动之中。而这正是延安时代奠定的新文化方向，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冯契1991 年就大众方向说道：
正如马克思所说：我们的事业是为了人，也是由于人。为了人，就是要培养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的新人;由于人，就是通过人民群众自己来培养教育自己、靠自己的手和脑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靠上帝、救世主和什么人的恩赐，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把自己培养成新人。
把人民大众培养成新人，途径是人民自己培养自己，不能把群众看成是阿斗，自认为自己是诸葛亮，我是来教育阿斗的。而应让群众心悦诚服地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让群众认识自己的力量，以自由意志参加解放事业、共产主义事业。李大钊提出个性解放和大同团结相统一，这是一百多年来先驱人物的理想在五四时期的总结。中国近代存在两个运动：一是反封建主义，追求个性解放;二是反帝国主义，建立理想社会、大同社会。两个运动达到一个统一目标即个性解放和大同团结的统一，是合乎科学的，合乎《共产党宣言》所说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理想。这也就是大众方向的目标，这一目标是由群众自求解放达到。这就是价值观的大众方向的含义。
冯契指出的人民自己培养自己、人民自己教育自己，作为新中国新文化的突出特征，同样体现着人民主体、人民当家做主的精神价值。在这个过程中，文化人与劳动者有机结合，水乳交融，成为文化领域的普遍景观，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就是一例。而这样的事例在新中国新文化的发展历程上，可谓漫山遍野，灼灼其华，星汉灿烂，熠熠生辉，小说、诗歌、戏剧、舞蹈、歌曲、绘画等创作举不胜举，黑板报、宣传栏、广播站、曲艺说唱、文艺汇演、群众艺术馆、工人文化宫等文化形式丰富多彩，人民不仅是新文化的欣赏者，而且也成为新文化的参与者、创造者，甚至领导者，就像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主人翁地位。随举一例，歌曲《唱支山歌给党听》自20 世纪60 年代问世以来，半个多世纪一直家喻户晓，深入人心，简单追溯一下这部作品的历史，就可以领悟新文化的历史氛围与精神追求。先是抗美援朝退役的志愿军战士姚筱舟，在陕西一家煤矿担任宣传秘书，常听老矿工吟唱陕北民歌。1957 年全国新民歌热潮中，他也随手记录了矿工兄弟的歌谣顺口溜，歌颂新中国，控诉旧社会。这些口头文艺家的故事、戏曲以及顺口溜又多又精彩，他陆续记录了一大本。看多了，听多了，记多了，他不由产生写作冲动，一些诗歌散文陆续发表。1958年一个夏夜，他辗转反侧，夜不能寐，挥笔写下了《唱支山歌给党听》。诗歌发在当年《陕西文艺》的《总路线诗传单》专栏，1962 年辽宁的春风文艺出版社将其编入《新民歌三百首》。当时在沈阳当兵的雷锋看到这本书，便把这首诗抄在日记里。雷锋因公殉职后，上海音乐学院教师朱践耳在雷锋日记中读到了这首小诗，随即谱成曲子。正在上海音乐学院深造的藏族歌手、翻身农奴才旦卓玛，被这首新歌深深打动，经过她的深情演唱后，《唱支山歌给党听》从此便在全国流传开来。再如，文革时期广为流传的户县农民画，同样是社会主义新文艺及其大众方向的一个典范。泥腿子拿起了画笔，在与工农相结合的美术专家指导下，亲手创作、描绘自己的劳动生活，既充满生活气息，又达到较高的专业水准，赢得举世青睐和赞叹。户县农民画的意义不仅是丰富文化生活，陶冶精神情操，而更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全新历史实践，包括消灭三大差别即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这里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劳动者解放的目标除了政治和经济上的翻身，还包括破除精神是精神者的特权，劳动是劳动者的宿命的怪圈，实现精神和劳动的统一，即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复旦大学学者倪伟对户县农民画的再解读，以邃密个案研究阐释了这种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内涵。在他看来，户县农民画的新不仅体现在以农民为表现对象，而且更有意味的是农民成为创作主体，从而全然不同于以往的封建传统文化和资产阶级文化：
艺术不再是少数文化人的专利，也不再笼罩天才论的神秘色彩。长年累月、坚持不懈的美术普及教育，使许多普普通通的农民掌握了绘画的技能，并由此而发现了自己的创造潜能，认识到他们作为一个已经站立起来的阶级，是有能力创造文化的，也有能力创造自身乃至整个社会、国家的崭新历史。正是艺术唤醒了他们的主体意识，并帮助他们树立了创造历史的自信心。1944 年，在观看完延安平剧院的新编历史剧《逼上梁山》后，毛泽东当夜给剧组写了一封贺信，指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人民创造历史，创造文化，因而人民是历史的主人，也是文化的主角，这正是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实践的价值理想。不过，劳动者赢得文化领导权，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像夺取政权那样毕其功于一役。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西就指出，文化是一个特殊而微妙的领域。政治、经济、军事的劣势，并不必然导致文化上的失败，如中共领导的左翼新文化运动。同样，政治权力和经济基础的变革，并不必然导致文化领导权的转换，丧失统治地位的阶级仍可能掌握文化领导权，并通过一整套文化政治最终摧毁新政权的政治合法性，实现热月复辟。所以，现代政治的关键在于掌握文化领导权。苏联解体为此提供了一个最新的、触目惊心的反例。程巍说得好：一旦文化领导权旁落，苏联意识形态家的任何表述，即便是如实的表述，都会被当作谎言;而反苏反共人士的任何言论，即便是不实之辞，都会被看作真理。就1949 年成立的新中国而言，劳动人民虽然掌握政权并进行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但精神世界依然不同程度地残存着帝国主义文化、封建主义文化、资本主义或小资产阶级文化，社会主义的危机很可能是文化合法性的率先丧失。从这一视野出发，或许会对建国后的一些政治或文化运动抱以同情之理解，包括胡风批判、《武训传》批判、《红楼梦》批判、胡适唯心主义批判、反右、九评文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正如黄万盛所言：1949 年在西柏坡的时候，毛已经开始提醒全党思想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还会继续下去，那和他根本的心路历程是一致的。50年代初批判清宫秘史，是为了提醒人们改良主义那一套和我们理想社会的目标相距甚远;批评武训传，是告诉人们用封建社会传统的资源去塑造新人，不仅非常荒谬，而且相当危险;1957 年批评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是告诉人们才子佳人不是社会的主体，而是阶级斗争的对象;1963年学雷锋，到1964 年阶级斗争被重提，是需要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所以对毛泽东来说，阶级斗争的主要目标不是打倒一批人，而是在灵魂深处完成阶级斗争的自我清算，把每个人变成纯粹的人、无私的人。以电影《武训传》为例，它歌颂地方乡绅兴办义学，推行地主阶级的旧文化，与中共在农村推行的全民识字、现代生产、医疗卫生等新文化南辕北辙，武训乞讨所象征的文化，也与农村共同体、集体主义精神背道而驰。然而，这样一部反现代、反历史的作品，却一度受到了自上而下的欢呼，难怪毛泽东愤然而起：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特别是，包括一些党政高层在内的许多人并没有意识这一点，反倒是一片交口称赞，可见文化革命的必要性和艰巨性。事实上，从建国到文革，毛泽东对主要领导同志的最大不满，往往也在于他们总是专注于行政事务，缺乏对文化领导权问题的高度警惕与高度自觉。
简而言之，第二个故事的寓意可用记者李北方的一段话来概括：被压迫者翻身求解放，归根到底是要文化上的解放、思想上的解放、意识上的解放。要建立一个人人平等、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社会，一定要有一个相适应的文化作为保障;在一个新的社会里，如果只是有了新的政治、新的经济，可是人们的头脑里仍然装着旧的理念，那么旧社会就是一定要复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