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艺术不是一个脱离和超越时空的艺术方式，公共艺术的诞生基于公民社会的出现，它属于现当代社会的一种文化形态。中国的公共艺术在发展的进程中，有其自身的特性和问题，因而，对公共艺术的价值实现，须从其发展形态、性质以及教育问题上作进一步的探讨。
一、中国的公共艺术伴随着公共意识的成长而进步
在中国，当代性的公共艺术形态，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从改革开放的萌芽期走到了2000年左右的成长期，又从成长期走到了今天的多元并存、互补发展的历史时期。初期虽然有介入到公共环境里的雕塑作品，呈现出一种公共艺术介入空间的艺术形态，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带有雷同化的、模仿性的甚至是抄袭的成分。这是由于当代性的公共艺术在当时还没有形成一种认知，当然，由于监管机制的不健全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所以，萌芽期的中国公共艺术出现了一些与环境不协调、与人文精神不适应，缺乏认同感的城市雕塑。之后，随着政府监管力度的加强、雕塑家自律性和公共意识的提高以及赞助方、政府和雕塑家达成了某种默契，所以，中国的城市雕塑慢慢地呈现了具有参与性、互动性、过程性、多样性的，有当代公共精神的雕塑形态。客观地讲，中国的公共艺术是伴随着公共意识的成长而进步的。
二、公共艺术是一种带有妥协性的艺术
以往的公共艺术带有一种信仰与被信仰、崇拜与被崇拜之间的从属关系，譬如纪念碑形态的公共艺术，它往往带有一种国家或政治审美因素。如英雄纪念碑，是纪念为国家献出生命的英雄，这种置于公共空间的文化形态，能够使受众产生诸如缅怀、敬仰等心理感受。这是一种意识形态，它是敬仰的艺术，但不是互动的艺术。19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随着中国城市化建设的大规模兴起，公共艺术多以城市雕塑的方式呈现。公共艺术更多的是艺术家将自我的审美认识找到一种可以与环境等因素联系在一起的艺术形式。最初的形式比较单一，例如扯一个绳子，做一个圈，放置一个球等等，对此，业界往往将之戏称为“腾飞式”，这种单一性的、缺乏公共意识与审美水准的城市雕塑，是时代发展进程的产物。随着社会的进步，公民意识的提高，使公共艺术有了社会学的基础，所以，近一个时期，中国的公共艺术在公共空间与人文环境关系的思考上，比以往深刻了许多，出现了文化性的、多样性的公共艺术。公共艺术与文脉关系、与环境关系的作品占有很大的比例。仅以北京地铁公共艺术为例即可得知。北京的地铁公共艺术品，每年都要开展许多新项目，在开展每一个新项目之前，要有多次论证会来进行论证，逐渐形成了一种管理机制，其中不仅有艺术家参与，理论家参与，同时还有政府主管部门以及群众参与；不仅从环境、文脉关系上，也从材料语言上、艺术方式上以及互动性、过程性、问题性等方面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考量。所以说，中国的公共艺术在今天已经具备了自己的面貌，这个面貌不仅带有中国立场，而且还是带有世界眼光的。当然，这里面也存有良莠不齐的作品，但是优秀的作品越来越多，因为时代在发展，审美需求在提高。对于公共艺术的建设不能只是一味的埋怨管理者，（当然管理者也要和艺术家保持一种沟通），而艺术家也不要过于追求个性化，因为公共艺术发起于大众文化，是以公民性为主旨的。公共艺术在某种程度上要达成一种共识：就是将艺术个性融会在公共审美之中，因为在公共艺术的建设方面，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妥协性。从根本而言，公共艺术的方式所依赖的不仅仅是风格样式，还必须有群体精神，因此，从这个角度审视，公共艺术是带有一定程度的妥协性的艺术。
三、中国的公共艺术需要建立自己的评价体系
公共艺术的价值实现、公共艺术评价标准的确定，从根本上来说，来源于对这一问题的认知程度和文化教育的程度。这个价值标准不是政府一刀切，规定公共艺术品必须是长、宽、高在一个什么范围内，或者是什么样式。对公共艺术而言，政府不可能出台一个指定性的政策，艺术家也是各说其道，各有自己的看法。公共艺术评价体系的建立，应源于对公共艺术本质的认识，源于对公共艺术性质的认识，源于对公共艺术案例的梳理和分析。公共艺术应持有什么标准？对此，大家常常指向公共性，当然公共性是公共艺术的根本，但不应仅仅把这一性质视为唯一。其实公共性问题，欧美国家在20世纪
50、60年代，已经对此有了充分认识，已经不在作为一个追问的话题。对于这个问题中国的学界也已经探讨了近三十年了，如果我们现在还继续纠缠于这个问题，已无多大意义。我们应当更加着眼于公共艺术价值实现这个问题上，从公共艺术的价值实现层面审视，实现公共艺术的要素在于其导入性。也就是说对于一种观念、一种规划、一种预设的实现，其关键之处在于选择了什么场域、导入了什么形态，这种形态的适合性决定了其成功性。譬如，在天安门广场导入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它的场域传递出的是国家意识、民族情怀，英雄精神，其作用在于让人们铭记为祖国、为人民牺牲的英雄，让人们产生缅怀和敬仰之情，来激励爱国热情。所以说对于实现公共艺术的价值，导入性是关键，导入的准确性如何，直接决定了公共艺术是否具有其本身所应承载的功能和效能。再譬如导入社区，公共艺术导入社区不仅仅是起到美化环境的作用，它更深一层的意义还在于用艺术的方式、艺术的特性、艺术的参与性、过程性去它调节心理，改善社区邻里之间的关系，在这方面目前我们与发达国家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再就是公共艺术的对话性，公共艺术的本质是对话性，有了公共场域，有了公共艺术，有了社区文化，就可以产生交流互动的信息，自然就有对话，对话的深浅高低，优劣程度取决于导入的恰当与否，水准的高低与否，准确性与否。对话性是公共艺术的本质，导入性是公共艺术的方法论，有了这些前提，才能达到交互性以及体现其社会福利性等目的。在这方面，发达国家对于公共艺术的方式已前进了一步，已不再徘徊在诸如公共性等问题的探讨之中。而更多的是将公共艺术上升到如何导入社区生活问题、公众心理问题、环境问题、灾难问题的艺术治疗当中。我国的公共艺术要做到这样的价值实现，这不仅仅是一个过程与时间的问题，也是一个认知与建构的问题。
四、艺术教育有利于培养公共艺术创作人才
上文提到对于公共艺术评判体系的建设，来源于对这一问题的认知程度和文化教育的程度。
说起艺术教育，首先要提到艺术学院的专业教育，这种教育是有一种具有传承性、专业性、系统性的教育。而当代艺术，却是发生在民间或者说是社会中间的。因而，当某种艺术现象出现和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院校作为一个专业信息集中的地方，作为一个教育和研究机构，必然会关注这些现象，看看是否能够进入教学体系，西方的学院艺术教育就是这么发展起来的。另外，院校里的教师，往往也是一个卓有成就的公共艺术家。他们既有学院背景又参与社会活动，因此，对于公共艺术创作人才的培养必然与院校有关。如果要追问传统学院的艺术教育方式对公共艺术教育是否有促进作用，或者说这种体制适不适合公共艺术？在我看来，它是适合的，因为学院教育，无论是雕塑艺术还是壁画艺术。等等，都是从本体来传授艺术和技术的。当一个从业者希冀创作出社会性的艺术时，他往往离不开学院艺术教育的指导，而且学生掌握基础的造型能力也离不开学院的教育。所以说，院校的艺术教育对公共艺术的发展肯定是有帮助的，况且现在我们的大学建立了那么多的公共艺术专业，这肯定也会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其实这个问题还有一个潜台词，就是关于公共艺术审美能力的提高还要依赖院校教育。公共艺术是精英引领民众的艺术，而不是单纯强调公共性的问题，审美教育势在必行，而审美教育从何而来？答案就是学校，学生的审美能力在学校的教育当中会潜移默化的得到提高，它会逐渐影响到大众的审美水准。
另外，从理论层面看待公共艺术就会得知，公共艺术是一个更多地在实践层面来完成的艺术学科。这是因为公共艺术是一种把公共文化研究运用到艺术实践中的艺术形态。如果在跨文化的比较中，公共艺术更多地应在跨学科的领域中寻找突破，关于跨学科问题，我们可以从高校对公共艺术学科所设置的课程中有所了解，如课程中有装饰基础、雕塑基础、材料与工艺、建筑与环境设计、空间形态设计、展示设计、公共景观设计、园林建筑设计、公共设施设计、环境雕塑造型、壁画与浮雕、数码图形处理等，这在相当程度上已反映出了这个学科的跨学科性。但如果站在更高层面上来认识这一学科，那么，在相当程度上还应该在行为学、心理学、美学、社会学等形而上的层面上来探究公共艺术。这样才可以使公共艺术，不仅能以视觉的方式与我们的生活相融，还能够以思想的方式与我们的精神诉求相依傍，成为一种软文化。
在当代的社会情境中，公共艺术所遇到的是艺术家与公众审美情态难以互动的问题，是艺术家对权力、利益妥协的问题，是公共艺术没有真正放在城市或者环境文化的框架之中来进行整体考察的问题。因此，艺术家在对公共艺术的表现中，反映的应是精英与通俗，个人审美与社会审美相融合的文化引导。这样的一种具有公众性的艺术关系，以体现公共艺术的公共精神和公共文化的社会福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