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的有效运行有着密切的关系，众多的政治思想家都就一国的文化特质与政治制度之间的关联性进行过论述。本文运用阿尔蒙德的公民文化理论，阐述公民文化与稳定民主制之间的关系，分析一种稳定的民主体制需要的政治文化条件及民众心理基础。
关键词：公民文化；民主制；政治文化
一个稳定的民主制度，不仅与有效的政府结构和政治结构有关，还与该国或该地区的政治文化有关，即与该国民众所具有的对政治系统的认知、情感和评价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该国的政治文化不支持现有的政治系统，那么，现有的政治系统获得成功的机会将是极小的。在现实的政治运作过程中，有些类型的政治体制比其他类型的政治体制更稳定、更有效。什么类型的政治文化有利于民主政体的稳定和发展，以往的政治想家有关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的分析和论述，大多是基于思想家本人和知识界的主观观察和体会，与普通民众的政治认知、情感、态度和政治评价并无直接的关系。阿尔蒙德和维巴在对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和墨西哥五个国家普通百姓的政治认知、政治态度和政治评价进行大规模实证调查的基础上，得出了公民文化是与民主型政治系统相适应的政治文化，是维持稳定有效民主制所需的政治文化模式。
一、公民文化：一种系统性混合的政治文化
“当我们说到一个社会中的政治文化时，我们所指的是：被内化于该系统居民的认知、情感和评价之中的政治系统。[1]P13”根据居民对所处政治系统中的政治对象的认知、情感、评价取向的分布，阿尔蒙德把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政治文化分为村民型政治文化、臣民型政治文化和参与者政治文化三种政治文化的纯粹形式和四种系统性混合的政治文化：村民―臣民文化、臣民―参与者文化、村民―参与者文化和公民文化。在具有村民型政治文化的社会中，没有专业化的政治角色，人们对政治系统的情感是不确定的，缺乏推动政治变迁的动力；对自己属地的认同强于对国家的认同，缺乏权利意识，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参与政治生活；臣民型政治文化则表现为，民众的政治效能感较低且易于服从权威当局，政治参与比较消极；参与型政治文化是指社会成员对政治事务有密切的关注，往往公开地取向于作为一个整体的政治系统以及行政的或政治的结构和过程，有广泛的参与意愿，对自身的权利和义务有明确的认知。在阿尔蒙德看来，三种纯粹的政治文化类型并不相互隔离的，而是一个历史演进和累积的过程。在现实政治生活中，除了村民型政治文化以外，每一种政治文化都是一种混合体。臣民型政治文化的产生并不排斥那种对初级和亲密社区为中心的村民型取向，而只是在对村落、世系群和宗教社区的认同取向上增添了对政府机构的臣民取向；参与型政治文化的产生也不排斥村民和臣民的取向模式。而只是臣民和村民型政治文化中的一个附加层。
阿尔蒙德认为，公民文化是一种系统混合型的政治文化类型，这种类型的政治文化不是一种现代文化，而是一种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相混合的政治文化。它具有不同历史时期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既具有传统村落自我封闭的互信，又具有对统一国家和专业化中央政府的认同和忠诚，同时还具有对现代复杂政治系统和政策过程的参与意识和要求。在具有这种建立在沟通和说服基础上的政治文化的社会中，具有一致性和多样性共存的特征，允许变革，但必须有节制地进行；民众具有一组平衡的政治取向，有政治活动，但不至于摧毁政府的权威；有政治输入和参与，但却是温和的；有政治纷争，但是有节制的；公民文化的内涵是守法、宽容和理性论事。这种存在着文化异质性和混合性的混合型的政治文化，是通过历史演进和异质性的包容所形成的。在新兴国家建立民主制的过程中遇到了严重的困难，主要表现在民主政体与其政治文化的现行原则――政治精英的决策方式，政治规范和态度，领袖和政府的关系以及选民的关系――在信念系统和人际关系规则方面具有更为分散的性质而不是混合的性质。
二、稳定民主制中的公民文化要素
（一）政治参与的热情与节制的平衡
民主国家的公民在政治中被期望是活跃的和参与的。从亚里士多德到布赖斯，民主理论家们都曾强调，要保持民主政治的有效性，需要公民积极参与国家事务并具有有关公共事务高水平的政治信息，以及广泛的公民责任感。阿尔蒙德也认为一种参与的政治文化将在整个世界发生，处在政治之外广泛的人民团体要求进入政治系统，而且政治精英很少对此目标表示不赞同。但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现实也证明了，过多的政治参与会给社会发展带来一系列问题，正如亨廷顿所指出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发展与参与谁先谁后难以抉择的问题。[2]
而在具有公民文化的社会中，公民的政治取向是参与者、臣民、村民三种取向相混合的一种取向，参与者取向与村民取向和臣民取向是相协调的，后两者的政治取向往往会限制参与者的政治责任并使其对政治活动的参与较为温和。也就说，在具有公民文化的社会中，个人成为政治过程中的积极参与者，但个体并没有放弃他们作为村民或臣民的政治取向。此外，早期的政治取向不仅保留下来，与参与取向并存，非参与型的、传统的政治取向往往限制个体参与政治的热情并使个体对政治参与较为理性，从而导致了一种平衡的政治文化。在这种平衡的文化氛围中，既存在着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和热情，但过激的政治行为也为传统的、消极的和村民价值的责任心所平衡。同时，公民在参与的过程中，不仅趋向于在政治中成为积极的参与者，而且也服从法律和权威，同时又是更为扩散的初级群体的成员；在政治参与的方式上，是理性的，为理性而不是为感情所指导，这种文化由于它强调理性地参与政治的输入结构，并包含着这种理性――积极性的平衡，可以使政治系统平稳运行。
（二）精英权力和责任的平衡
政治系统要想保持有效性，必须具有某种机制，使官员能够根据形势的需要，创制和贯彻政策，迎接国内外的挑战。与公民文化相联系的政治态度模式越是混合型，就越适合民主系统。[1]P5民主体制是明显的矛盾体、平衡的和不一致的混合体：一方面，民主政府必须能够治理，这就要求其必须有足够的权力和领导力来做出权威性的政治决定。另一方面，民主政府还必须对广大民众有所回应，政治精英必须回应来自民众的诉求和愿望。此外，政府权力和责任之间的张力，也对民主系统的公民提出同样相互矛盾的要求。精英对普通公民负有责任，那么，普通公民必须参与到政治生活中来，发表其政治观点，表达其政治诉求，以便加强精英们从事负责任的政治行为，了解民众的诉求和愿望；同时，如果规定精英有权力做出权威性的决定，就需要限制普通人参与政治的积极性和对政治的卷入和影响，普通民众必须把权力交给精英让他们来做出具有权威性的政治决定。精英权力的实现，要求普通公民对政治生活相对消极、不卷入，并服从于精英。可见，民主政治系统对公民具有相对立的矛盾的要求：普通民众必须是积极的，也是消极的；卷入的，也是不太卷入的；有影响力的，也是服从的。
在具有公民型政治文化的政治系统中，公民对自己政治行为和义务的直觉和他们实际政治行为之间的差距、参与政治生活的潜在影响力和实际参与之间的差距，有助于解释民主系统如何保持政府权力和责任的平衡。在民主制的政治体系中，并不是全民都参与到政治生活中去，而是只要政治生活中，没有严重的、长久的、严重影响特定利益集团和阶层的政治争端，大多数民众都以臣民或村民式的政治态度服从精英的权力和指挥。但是，如果有重大政治争议的出现，他们就会发挥反作用的潜能，参与到政治生活中来，迫使政府有效回应争端所引发的问题和需求。在争端处理之后，政治局势将恢复到常态。公民的这种卷入――影响――后退的影响模式，可以保证精英对民众政治责任的实现，同时可以保证精英对政治权力的有效运用。成功民主制下，公民积极介入政治的行为模式的“间歇性”和“潜在性”的特征，是实现对政府权力和责任平衡的最佳制约和牵制机制。
（三）共识与冲突的平衡
政治文化中共同因素的多寡与一国政治局势的稳定有着密切的关系。造成一个共同体认同危机的基本原因是，在一个政治共同体中存在着许多种族的、宗教的、语言的、地理的、政治的次级共同体，也就是说，存在着许多次级文化。由于许多次级文化的存在，造成了政治文化的不完整或主流文化的难以确立，这种现象不只是在新兴国家存在，即使在建国已久的国家也可能发生。不同次级集团之间的分歧，会加剧政治系统的分裂。
民主制在某种意义上是指，在诸多可供选择对象之间的选择。如果没有分歧，则意味着政治对该共同体没有真正的重要性，在这种社会，很少有对精英的选择，过多的同意可能减少精英完成责任的压力。如果分歧过大，一个民主社会自身的生存有可能处于危机之中。政治争端可能造成如此之深的分裂，以致威胁到民主制度的正常运行。如果社会中没有一致，那么，和平解决政治分歧的可能性就很渺茫。如果担任职务的精英认为，反对派精英具有太大的威胁性，那么担任职务者很可能不允许和平地竞争精英的职位。而在具有公民文化的社会中，更多的人对自身所处的政治系统感到自豪，人们通过服从某些更高的、起支配作用的、起团结作用的态度。这种起支配作用、起团结作用的态度可以使政治分歧被控制在有效的范围内，减少政治分裂。
（四）与民主制相协调的社会态度
阿尔蒙德的研究发现：公民文化在英国和美国得到广泛的传播，而在其他三国，相对来说比较少见；同时，在民主制度运行比较稳定的英国和美国，社会成员间普遍存在着信任和合作态度，这种态度渗透到政治领域。而在德国、意大利和墨西哥社会成员之间的人际信任度较低，并且这种信任关系没有渗入政治关系之中，在这些国家，社会划分为亲密的和相对敌视的阵营，共识与分歧之间的平衡似乎更偏向于后者，政治关系往往表现为一个单独的自立的态度领域。由于缺乏渗入政治领域的普遍的社会态度，压制了公民在他们与政府的关系方面相互合作的能力。缺乏在政治合作商的能力，导致了在进入政治交易、合作和综合各种利益等方面普遍的无能。他认为，在信任度高的英国和美国，正是公民之间较高程度的信任，促进了政治合作。如果没有这种信任，民主政治的实现便是不可能的。帕特南在对意大利进行长达二十年的追踪研究后，发现社会资本是导致意大利北部比南部民主政治和经济发达的主要原因。[3]在他那里，社会资本主要是指一种人机间的信任、合作的网络和规范，这种人际间的信任与合作对民主制度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的作用。此外，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也会影响到公民与精英的关系：在一个民主制度中对政治精英的信任感――相信他们不是异己和排他的力量，而是同一个政治共同体的一部分――使公民们愿意把权力交给他们，这对保持精英权力是很重要的一点。同时，这种人际间信任的普遍态度可以减缓对政治次级团体在感情上的疏远而导致的政治分裂的程度。这一套普遍的社会态度，这种超于和高于政治分歧的共同体意识，避免了对政治团体感情的依附和对政治系统稳定的威胁。
（五）政治情感的平衡
从政治情感取向方面来看，在稳定有效的民主制中，公民对政治体系还应有一种忠诚、依恋和感情中立的平衡。戴维・伊斯顿认为，公民对政治系统情感方面的认同和忠诚可能来自于两个方面，出于对系统某些效用纯粹实用的考虑和出于对系统原则和结构的普遍信仰。[4]前一种忠诚是相当不稳定的，当政策对一些公民有利时，他们表现得十分忠诚，当政府的政绩与己无关时，则对政治体系表示不满。这种机会主义的政治情感取向，虽然可能促进政府的权力和责任的平衡，但可能导致犬儒主义政治，并导致政治不稳定。真正的政治稳定依赖于广大民众对政治系统中政治对象更普遍依恋基础上的政治信仰，伊斯顿称之为“弥散支持”的情感。但这种情感不能太强烈，过于强烈的政治情感可能会给民主制带来不幸的后果。在具有公民文化的社会中，民众对政治系统的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保持平衡的状态，这种平衡的情感状态可以减少政治风险和那些全体大众参与的狂热的政治运动。同时，民众对政治精英也保持理性、平衡的情感状态，这种情感状态可以保持对精英有效的控制而不会导致系统中不稳定的断裂。此外，民众对政府政策的实际期待与他们对政治系统的情感支持也有一种平衡的状态，他们因为对政治系统的情感信仰而相信自己的参与能力，因为自己参与的潜在可能性而关注政府决策的实际操作效果。民众的这种对政治系统、政治精英和政府政策的情感平衡状态可以保证公民在参与中得到手段上和感情上的满足。阿尔蒙德的研究表明了，这种平衡的情感状态是两个较为成功的民主国家中公民文化的特征。
三、结语
协调是文化与结构之间的一种感情和评价上的忠诚上的关系。每一种政体――传统的、独裁的和民主的――都有一种与其政治结构相协调的文化形式。[1]P31“公民文化是特别适合于民主政治系统，它不是民主政治文化仅有的形式，但它似乎是与稳定的、民主的系统最协调的形式。[1]P443”阿尔蒙德的公民文化理论强调，公民型政治文化是一种最有利于民主政治有效运行的“系统性混合”的政治文化类型。在具有公民文化的社会中，过高的参与热情与政治冷漠之间达成平衡；对权威的服从和尊重与主动参与之间的平衡可以实现精英权力和责任的平衡；具有一套与民主制相适应的社会态度；政治系统中共识与冲突相平衡；公民政治忠诚与感情中立相平衡。在这种文化氛围下，各个团体和利益群体的政治活动和诉求各行其是，对政治系统的压力可以得到调节，政治分歧能够在适当的范围内得到处理，政治冲突能够保持在政治系统免于崩溃的程度，民主的政治系统能够在动态中保持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