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古代日本政府通过派遣遣唐使将中国的先进文化制度带回日本，对日本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这一制度在公元894年被废止，其中的原因一直是众多学者争论不休的主题。通过对唐朝的日益衰落、日本吸取唐文化趋于饱和、日本政府遣使负担沉重以及出使航行艰险等观点的逐一分析，进而找出导致遣唐使被废止的根本原因和合理解释。
[关键词]遣唐使；废止原因；中日文化交流
遣唐使即唐朝时日本派遣至中国的使节。从公元630年（唐贞观四年，日本舒明天皇二年）第一次遣使，到公元894年（唐乾宁元年，日本宽平六年）因菅原道真的谏阻，醍醐天皇从此废止了遣唐使制度。日本通过遣唐使不断学习唐朝的文化和制度，推动了古代日本社会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的发展。对于遣唐使的研究，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关于其被废止原因，统揽各家观点可归结为：日本吸取唐文化趋于饱和、唐朝之日益衰落、日本政府遣使负担沉重以及出使航行艰险等，但究其根本原因却莫衷一是。
观点一：现在学者们普遍认为安史之乱后唐朝中央集权衰弱，经济减退，尤其是文化遭摧残，对日本来说不再有强大的吸引力，故而遣使的热情也随之衰退直至停止。许多学者会引用菅原道真劝谏天皇废止遣唐使的上书作为日本人认为“大唐凋弊”的佐证。经过翻阅观其奏文里面并无说唐文运衰颓之意。遂将原文摘录：
“臣某谨案，在唐僧中灌去年三月附唐商王钠等所上之录记，大唐之凋弊具载矣。更告不朝之问，终停入唐之人。中灌虽是区区之旅僧，而为圣朝尽其忠诚，代马越鸟，岂非习性耶？臣等伏检旧记，屡次遣使，或有渡海而不堪命者，或有遭贼而遂亡者。唯未见至唐而便有难阻、饥寒之悲，如中灌所申报。未测之事可推而知也。臣等伏愿以中灌记录表文，遍下公卿博士，详定其可否。是乃国家大使，非只是一身计业。且陈款诚，伏请裁决。谨言。”
（1）
文中只是说大唐凋弊、无宁是指由于内乱所带来的治安方面的紊乱，而不是指文化的衰败。虽然唐朝后期国内不稳也许是影响日本继续遣使的阻碍，但要说唐气运衰败是废止这项制度的根本原因难免有点牵强。但对此，森克已先生在《遣唐使》中也认为虽然存在唐国力的衰颓和日本文化的显著提高，但终究一个根基深厚，另一个则本源浅薄，唐日国力文化仍有悬殊差距。昔日的“老师”并非黔驴技穷、无可学之物。事实上，甚至平安时代末期，日本贵族不仅以服饰、容貌之美拟至于唐，就是赞誉学识渊博之人也以中国学者为其衡量标准，侧面也可反映日本仍对唐文化心存憧憬崇拜之情。
（2）所以认为日本对国力渐衰的唐朝的文化不再渴求，没有必要再派遣唐使的说法其实是站不住脚的。
观点二：遣唐使路途艰辛，海事不断等因素致使遣唐使制度废止。诚如菅原道真所言“屡次遣使，或有渡海而不堪命者，或有遭贼而遂亡者。”当时日本造船技术落后，航海知识贫乏，海上经常遇到海盗侵袭。由于日本与新罗不和，白村江之战后遣唐使不再走经过朝鲜半岛的北路，而选择南岛路线――由九州南下，沿南方的种子岛、屋久岛、奄美诸岛，向西北横跨中国东海，在长江口登陆，再由运河北上。这条航线主要航行于渺茫无边的东海上，难以靠岸，危险增大。因此，一些日本贵族官员纷纷借口逃避入唐。但这并非废止遣使的根本原因。因为渡海途中的危险性也是一直存在的，只是随着路线的南移显得突出罢了。但天皇对逃避驶唐的官员予以重罚，这可表明日本继续遣使入唐的决心。因此，遣使途中的危险艰辛等因素也断然不是导致遣使废止的根本原因。
观点三：遣唐使的任务完成必然走向终结。就日本派遣遣唐使的动机或任务考虑，王金林在《遣唐使的使命》一文将遣唐使分为前后两期：前期遣唐使是在东亚诸国错综复杂的形势下派遣的，其使命一是从唐朝吸取建立中央集权体制的种种经验，二是探察唐的军事情报以及白村江之战后修好两国关系。后期的任务，一是劝诱、迎回滞留的日本学者、留学生、学问僧，二是祭奠身殁唐朝的日本使节、文人、学者。当然，别的学者可能分析得更具体，对遣唐使的阶段分期也更详细。但归结起来，遣使初期和末期莫不最主要是政治和人事使命，已于9世纪末基本完成。后期主要是文化与贸易任务，吸收唐朝文化和进行以学习唐朝社会经济为主的日唐贸易。通过观点一中对唐朝国力文化的的分析，显然可看出日本的社会文化水平距唐朝仍旧相差甚远，为进一步推动日本自身发展而向唐朝汲取社会文化经济经验和资源等，遣唐使显然有继续存在的必要性，绝不应废止。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遣唐使初期的一部分使命已经完成，并且唐朝国力的衰颓、航途风险是影响日本派遣遣唐使的重要原因，但这些究其根本并非促成遣唐被废止的最终力量。笔者认为以下两种观点：日本对遣唐使派遣费用负担能力的减退和唐商船渡日频繁是遣唐被废止原因中最为重要和恰当的解释。
首先，从遣使的支出方面分析。遣唐使使团人数，初期为二百四五十人，中期为五百九十余人。所乘船舶，初为两艘，后则扩充为四艘。造船支出，自然颇为可观。船上备用物品，为数犹多。例如为防御海贼和蛮人袭击，每船备用甲胃各一百领3及医疗器具等。4再谈谈航海中的食物，主食为干粮，每人每日一升，以第十八次的六百五十人计算，每日需要六石五斗，往返航程以二个月计，则需要储备三百九十石的干粮。5又一般惯例，赐与大使沙金二百两，副使一百两至一百五十两。遣唐使出发之际，对大使以下至水手等全体员役支给多额之迤、绵、布等。赠给唐廷之贡品（事实上既是国际贸易品），数量巨大，每回随带十多名至二十多名的留学生、僧，且多为长期留学，多半是带沙金作为留学费用。另外，个别奉命入唐进修的僧侣，日朝廷亦需给以必要的费用。
（6）不少僧侣在长期留学时，学费时有不足，往往托人或遣从僧回国向朝廷申请学费。由上述可见，留学僧、留学生费用已达相当数额。此外遣唐使返航之际，有时唐派送使者随行答访，接待费用也不会少。从大宰府常备储米三千八百四十石的规定，就可窥知其一端。
（7）总之，合计派遣一次遣唐使所需之一切费用，在当时财政上是一笔莫大的支出。 其次，从日本国内经济力量分析。前期日本通过大批派遣留学生和学问僧，全面学习唐朝制度文化，在日本全面推行以唐朝制度文化为样本的改革，建设“律令制”国家。大化改新之后，日本已经初步建立起法式完备的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进入奈良时代，由于统治政策较合理，农业文化迅速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太平盛世。遣唐使对日本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提高起了重要作用，这反过来更加坚定了日本政府继续遣使的决心。从7世纪前期开始的遣唐使，到8世纪中期到达顶峰，这一总趋势与日本中央集权国家的发展之走向完全一致。然而盛世背后的隐患不久便显现出来：从中央来看，从9世纪中叶开始，皇权逐渐落入以藤原氏为首的外戚集团之手，形成摄关政治。日本的“律令制”和中央集权开始一步步被削弱。另外，地方豪强自8世纪后势力不断增强，对农民加重剥削，引起他们的不满和逃亡，从而动摇了中央集权制的经济基础――班田制，最后在9世纪末10世纪初左右销声匿迹。地方势力的增强、农民斗争的激化和班田制的崩溃，大大削弱了中央政府的实力。遣唐使这种大规模的外交活动，必须以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为后盾，一个面临上述种种危机的政权，当然难以维持遣唐使的继续遣派。
此外，唐商船频繁渡日也是遣唐使废止的一个重要因素。唐商船频繁航日，不仅使日本贵族社会所期望的珍货、特产源源而来，而且希望留学的僧侣们也用不着等待十多年乃至二十多年才能前往大唐。唐船航日，导致日本与中国之间交通日益方便频繁，特别是宽平六年（公元八九四年）九月三十日朝廷宣布废止遣唐使，唐船渡日之多，甚至到了日朝廷加以限制的程度。这样一来，投以莫大的财力，牺牲众多人命的遣唐使制度，便失去了存在价值，遂为之解体，这也是自然的趋势。在这一点上，佐伯有清也有类似见解。他认为遣唐使末期，日朝廷允许唐、新罗、日本三国之间自由通航贸易以后，日本上至官吏、下及民众，都可获得他们所希求的、不以文化艺术为限的实用品，例如茶、人参、药品、香料、陶瓷、纤维、毛皮等，唐的文物亦可坐而得之；同时不必派遣遣唐使，也可以通过渡航来日的新罗人和唐人处收集到东亚的情报，例如唐发生李师道叛乱的消息，立即就传到了日本。这样一来，遣唐使制度的意义就更加淡薄了。这就是第十八次遣唐使成为最后遣唐使的原因所在。
遣唐使的派遣，初期每隔约七年半一次，中期十二年一次，末期二十年一次，越到后期相隔时间越长，直至第十九次遣唐使菅道原真上奏天皇，至此废止这项制度。这是多方面因素共同综合作用的结果。概括地说，第一，唐朝国力衰退，但社会文化并未衰退，唐对周边国家依然具有文化的向心力。第二，日本通过学习唐的文化制度，建立了律令制，其社会文化有了巨大进步提高。其中遣唐使可谓功不可没，但其任务并未终结。日本仍需继续向中国中原王朝学习先进文化经验以及加强两国经济贸易往来，进一步促进自身社会的发展进步。第三，遣使入唐路途不易，但风险一直存在也是不争的事实。虽然这些全都是影响日本遣使入唐的重要因素，但绝非废止遣唐使的根本原因。而唐商船频繁渡日两国的交流由政府行为到民间行为的这一转变以及中央集权衰弱的日本逐渐无力维持遣使入唐的巨大开支，这两点是我们在考虑日本政府废止遣唐使制度这一历史事件时，值得着重考虑的两个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