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新地区主义与亚太地区结构变动》是国内第一批专门以地区主义理论为主题的专门作品。该书创新性地运用国际政治经济学结构分析的研究方法，从安全、生产、金融、知识四大结构对亚太地区的结构变动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体现出作者耿协峰博士深厚的理论功底和学术水平，但是不可避免的本书也存在一些缺陷，但是瑕不掩瑜，这依旧是一本研究区域一体化不可多得的好书。这篇读后感结合较近一段时间亚太地区复杂形势进行论述，认为亚太的长治久安非常需要新地区主义的理论进行指导，创造新地区主义、发展新地区主义、利用新地区主义是亚太长治久安的有效保障。
[关键词]新地区主义；亚太地区；结构性分析法；长治久安
《新地区主义与亚太地区结构变动》一书是国内第一批专门以地区主义理论为主题的专门作品，是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耿协峰的博士学位论文修改而成，该书是可与陈玉刚博士的《国家与超国家――欧洲一体化理论比较研究》、肖欢容博士的《地区主义：理论的历史演进》并驾齐驱的优秀作品。该书以国际政治经济学结构分析为研究方法，语言使用得当、分析条理清晰、结构安排一目了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现实意义和启发意义，是一本研究区域一体化不可多得的好书。
一、本书的结构安排与主要内容
全书共分六大部分：第一部分即导论部分，指出本书的研究主题是全面考察和分析新地区主义在亚太地区的性质、影响和作用，探讨该主题的理论、现实意义，要实现新地区主义研究的“跨学科”综合研究，而达到此种效果的有效方法即苏珊・斯特兰奇开创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结构分析方法。
第二部分即第二章，讨论地区主义的一般理论问题，对“地区”、“地区主义”、“亚太”进行概念界定，指出“理解亚太地区概念的关键有两个：一是必须承认亚太概念的核心地区是东亚；二是必须坚持动态的观点，必须从跨国性地区的意义上来理解亚太概念，避免以国家的疆界为限确定它的边界。”我对此观点十分赞同。在本部分，耿协峰博士又讨论了新地区主义与全球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关系问题以及地区主义的多样性问题，指出新地区主义“既不是全球主义的派生物，也不是民族主义的替代品”，它“是一种与全球主义共生、与民族主义相互补充的新型意识形态或思潮，日益在全球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扮演一种‘桥梁’和‘中介’的角色。”该书通过对新旧地区主义进行比较，认为地区主义的多样性“甚至可以看做是地区主义的共同本质”，认为“新地区主义是冷战后期及冷战结束后亚太地区的一项重要特征，是亚太地区结构长期历史变动的重要结果，新旧地区主义有着不可抹煞的历史性联系。当然，新旧地区主义又有着本质的区别”，从而提醒读者注意，不要“将对亚太新兴地区主义的乐观态度错误地转化成一种对地区主义多样性本质的善意曲解”。
第三部分即第二章，是对地区主义在亚太的历史演变的考察，该段历史可分为四个阶段，即：以“华夷秩序”为特征的东亚体系阶段；以“门户开放”为特征的“远太”（远东和太平洋）体系阶段；以“大东亚共荣圈”为特征的亚太（大东亚）体系阶段；以“冷战共处”为特征的亚太体系阶段。试图说明地区主义最终实现了从“旧”到“新”的历史性质变。
第四部分包括第三章至第七章，是关于新地区主义在亚太的动力学研究，是全书的重中之重。它借助苏珊・斯特兰奇开创的结构分析框架对亚太地区的物质领域和精神领域的四大结构――地区安全、地区生产、地区金融和地区知识结构――进行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解剖分析并最终论证出：“新地区主义在亚太的根源和动力乃是该地区四大结构的变动与互动，其兴起和发展与该地区四大结构的内部变革和相互作用有着必然的联系”但是二者之间的联系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新地区主义在亚太反过来又积极推动着该地区四大结构的进一步变动，它将重塑亚太地区面貌、改变亚太地区政治经济关系的性质和特点”作者将其定义为“结构互动论”。
第五部分即第八章，作者分析了新地区主义在亚太的现实功能和发展趋势。现实功能即是新地区主义对亚太地区结构变动的反作用。而作者将其发展趋势归纳为“实现‘地区聚合一体’，促使亚太地区由一个‘国家的’地区走向一个‘社会的’地区。”“但是，受种种因素的制约，在可见的将来，新地区主义的影响确是很难预测的，最有可能的是形成一个由各种正式的和非正式的规制和安排共同构成的地区关系网络”，即作者所说的“复合国家间规制模式”。最后一部分是结论，系统概括全书的中心观点。
二、本书的创新和不足之处
理论需要不断地创新、丰富和发展，而这本书很好的做到了这一点。与同类著作相比，它的确具有自己突出的特点和创新之处。耿协峰博士创造性的提出“地区结构”一词，使得“地区”这一概念能够在动态环境中进行研究；他还引入了苏珊・斯特兰奇提出的“结构性权力”概念，该概念认为权力的来源与分配是多元的，超越了国家权力至上的传统观念，权力的概念也因此得到了大大延展；在我国，学者大都愿意把“地区主义”和“地区一体化”分开来加以界定，而且倾向于使用后者而非前者，但是耿协峰博士认为在规范性理论研究中，使用“主义”更为合适，因为“主义”是对“复杂的经济政治现象的高度浓缩和概括”，有助于我们用简约的概念去把握复杂的现实。
但是纵观全书，有三处最具创新性，也将全书上升到一个新的理论高度。第一，在研究方法上一改传统的经验主义分析方法，借鉴英国著名国际关系理论家苏珊・斯特兰奇倡导的“结构分析”方法和“四面体”模型，从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这四大结构出发分析一切国际问题。这“四大结构”处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共同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综合体（如图一），为“新地区主义的实践进程提供了场所”，它们的变动和互动成为亚太新地区主义动力，深刻影响到亚太新地区主义的兴起和发展。但是反过来亚太新地区主义又会对本区域的“四大结构”的变动起到积极地推动作用。第二，突破了传统的“国家中心主义”观点，通过作者的研究发现，民族国家在世界经济政治的四大基本结构中并不总是起着中心的作用，相反在有些时候是苍白无力的，我们不能把目光紧紧停留在民族国家这一个主体上，但是作者并不是在否定民族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主体地位，而是要肯定更多行为体的作用。第三，为了对亚太地区主义“新”、“旧”模式进行比较，该书将历史社会学对“长时段”历史的重视运用到对亚太地区主义的经验分析中，对地区主义在亚太的演变进行了细致的梳理，体现了耿协峰博士深厚的历史功底。 但是，本书依然存在许多令人费解的地方，例如：作者对地区主义多样性进行理论分析，认为新地区主义的本质特征是“多样性”，这种多样性体现在表现形式、组织化程度和地区主义与其他思潮的关系等方面，这就很不符合人们的思维方式，因为通常人们不会将“多样性”看成是事物的本质特征。“新地区主义”（newregionalism）一词最早是由诺曼・帕尔曼提出的，时值1980年代美苏关系出现缓和，帕尔曼认为之前一度陷入沉寂阶段的地区一体化理论，在这个“修正的民族主义和相互依存的时代”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新地区主义不单是旧地区主义的复兴，它正在日益成为国际关系中一个重要的新因素”。帕尔曼并没有对“新地区主义”进行系统的概念界定，但是这一概念一经提出就受到了很多学者的大力追捧，俨然成为了一个不言自明的概念，令人遗憾的是本书也没有对“新地区主义”的概念做出最终的归纳，“新地区主义”同“旧地区主义”相比，到底新在什么地方，作者也没有给出细致的论述。甚至有人质疑“新地区主义”存在的真实性，认为新旧地区主义之间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三、亚太地区形势分析和新地区主义在亚太的重要作用
2008年发生的全球金融危机导致国际格局进入大动荡、大调整的时期，同欧美国家深陷金融危机的泥淖不能自拔相比，亚太尤其是东亚依旧保持了较高规模的经济增长态势，“东升西落”是这一阶段的真实写照。目前基本可以确定亚太地区已经成为世界政治经济的中心，亚太地区也因此受到世界越来越多的重视。
当代亚太地区的形势总体来说具有五大特点：第一是亚太尤其是东亚的经济发展态势良好，可以称得上是世界经济复苏的“火车头”，联合国副秘书长、亚太经社理事会常务秘书长诺埃琳・海泽博士表示：“亚太地区的增长仍较任何其他地区要好，仍是全球经济的稳定之锚和全球经济新的增长支柱。”
第二，区域外大国与大国集团纷纷增加对亚太地区的投入力度，最重要的表现就是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初步形成了美国、中国、日本、俄罗斯、印度、东盟六大力量，大国之间展开了激烈的博弈，导致亚太格局随之变化。
第三，传统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安全问题交织在一起，亚太安全结构不容乐观。传统安全问题主要表现在领土尤其是海洋权益争端凸显，地区热点问题频发，典型的就是2012年中日钓鱼岛危机，危机的不断升温使得中日两国的关系跌入建交以来最低点。自美国“重返亚太”以来，在该地区拉帮结派、推波助澜，使亚太形势变得更加纷繁复杂。非传统安全问题主要包括国际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离主义“三股势力”兴风作浪，再加之本地区出现的恶劣自然灾害、重大环境污染、传染病等问题。亚太地区不容乐观的安全结构同该地区的蒸蒸日上的经济结构形成强烈的反差，深深制约亚太经济的良性发展。
第四，亚太区域和次区域合作成效显著，多边机制良性运作，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可喜局面。区域合作机制主要包括亚太经合组织（APEC）、东亚峰会（EAS）、东盟地区论坛（ARF）等，以及美国极力推动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次区域合作机制主要包括东盟（ASEAN）、东盟与中国等多个“10+1”、东盟与中日韩“10+3”、南亚区域合作联盟（SAARC）、中日韩三国合作、太平洋岛国论坛、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GMS）等。另外还有影响力逐步增大的非官方机制，包括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即所谓“亚洲安全会议”）、中国海南博鳌亚洲论坛等。
第五，“亚太秩序呈现‘二元结构’。”“所谓‘二元结构’即亚太国家之间经济合作加深与政治安全分歧严重并存，不少国家在中、美之间“脚踩两条船”，并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为‘经济发展靠中国’与‘安全保障靠美国’”这种“二元结构”在地区博弈上体现为中国、中国的邻国、美国之间复杂“大三角”关系。
通过对较近一个时段的亚太地区结构进行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亚太形势依旧纷繁复杂，地区安全问题不容乐观，并且很有可能成为制约亚太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绊脚石”。那么，怎样才能够使亚太地区获得真正的长治久安、经济继续腾飞呢？这是不少学者皓首穷经都在研究的问题。读完《新地区主义与亚太地区的结构变动》，我认为耿协峰博士已经为我们指出了一个解决的的办法，那就是创造新地区主义、发展新地区主义、利用新地区主义，使之为亚太的长治久安服务。亚太的长治久安是非常需要新地区主义作理论指导的。目前亚太已经初步具备了形成一个“地区”的诸多有利条件，既有众多的区域和次区域合作机制等“硬件”条件，同时由共同地域文化特征和共同地域知识结构催生的“亚太意识”也可以看成是亚太地区走向地区一体化的“软件”条件。虽然目前亚太地区的经济一体化不够发达，但这并不能等同于亚太地区主义的不发达，亚太地区主义也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长时间的酝酿和持续不懈的努力。在未来的时间，亚太地区继续遵循“渐进制度化”的组织宗旨，亚太地区的国家和政府继续发挥其“市场增进”功能，亚太地区各成员紧密联系在一起，建立信任，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从而创造一个和平、稳定的地区组织。这样亚太的长治久安才能得到有效保障。
四、结论
《新地区主义与亚太地区结构变动》是国内第一批专门以地区主义理论为主题的专门作品。该书创新性地运用国际政治经济学结构分析的研究方法，从安全、生产、金融、知识四大结构对亚太地区的结构变动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体现出作者耿协峰博士深厚的理论功底和学术水平，但是不可避免的本书也存在一些缺陷，但是瑕不掩瑜，这依旧是一本研究区域一体化不可多得的好书。这篇读后感结合较近一段时间亚太地区复杂形势进行论述，认为亚太的长治久安非常需要新地区主义的理论进行指导，创造新地区主义、发展新地区主义、利用新地区主义是亚太长治久安的有效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