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随着互联网环境下政治参与活动的日趋发展和完善，青少年群体已经成为网络政治参与的一股至关重要的力量。在数据采集、计算和分析的先进技术下，网络的鲜明特性恰好契合了青少年的政治参与心理需求，满足了其政治参与行为动机，因此成为了青少年群体所偏爱的政治参与渠道。以大数据时代为背景，从文化研究的视角，探讨了网络环境中青少年亚文化的新特点及其与青少年网络政治参与行为的相关性，提出了青少年网络政治参与存在的问题及其规避路径，从而培养青少年网络政治参与的良好素养并促进青少年网络政治参与有序机制的积极形成。
关键词：大数据;青少年;网络亚文化;网络政治参与
作者简介：燕道成，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湖南 长沙 410081）
据CNNIC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6.68 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8.8%。我国网民以10～39岁年龄段为主要群体，比例合计达到78.1%。其中20～29岁年龄段的网民占比最高，达31.5%。由此可见，青少年群体已经成为互联网使用的主体，可以说，他们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互联网的每一根神经;尤其是在大数据时代的网络政治参与活动中，每一位参与者的每一句言论、每一个表情、每一次投票，都会随时随地的以数据的形式呈现在政府面前。青少年作为网络政治参与的主力或者后备军，正在或已经投入参政议政的行列，开始肩负起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发展的重任。
一、青少年的网络成长环境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把网民定义为半年内使用过互联网的6周岁及以上的中国公民。据报道，温州一名4岁男孩因为想要喝酸奶的要求被母亲拒绝，竟然拿着母亲的手机去旁边的超市用手机支付宝付款购买酸奶一事，让不少网友感叹，现在的小孩才3岁就会用支付宝，我们那个年代3岁小孩还在玩玩具车呢！确实，随着家用电脑尤其是智能手机的普及，现在的青少年越来越早地开始接触到互联网。而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家里有一部电话就已经很先进了，通讯一般都是通过小卖铺的公共电话，想要联系出门在外的人还得通过腰里别着的BP机。在现在的家庭中，座机已经很少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人手一部甚至几部手机。公交车上身着校服的小学生都在盯着屏幕，短信、QQ、微信的提示音不停地“滴滴”响起。据CNNIC于2015年6月发布的最近一期《2014年中国青少年上网行为研究报告》显示，截至2014年12月底，中国青少年网民规模已达2.77亿，占整体网民的42.7%，占青少年总体的79.6%，60.1%的青少年网民信任互联网上的信息，整体对互联网信任度高，依赖性强，安全意识较弱。中国青少年网民规模继续上升，而各地区间网民规模差距缩小。从网络依赖程度来看，58.4%的青少年网民对互联网非常依赖或比较依赖，青少年群体中，年龄越高，对互联网的依赖程度也就越高？q。
1. 互联网的“互通有无”为青少年打开了全新的世界
青少年充满了对外部世界的好奇和渴望，而网络恰好为他们提供了这样的便利。尤其是现在的“90后”、“00后”，出生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之后，因此许多孩子都是独生子女，加上平时学校布置的大量课后作业和成堆的课外兴趣班、学习班，束缚了青少年时空的自由支配，导致不少青少年没有朋友，也无从享受无忧无虑的少年时光。但是互联网的出现，让孤独、疲惫的青少年获得了一条休闲娱乐的新途径。他们可以在互联网上结交同龄的新朋友、通过浏览信息来打发时间，甚至不再需要现实生活中朋友的陪伴。但是，一旦离开互联网，青少年内心的孤独感和空虚感就会加剧。
2. 互联网为青少年亚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
网络最主要的特征还不是它传播信息的迅捷，而是它构筑了虚拟空间，并给人以“在场”的感觉和参与的自由？r。徜徉在网络海洋中的青少年，终于找到了可以自由自在存在的一片秘密领地。匿名的网络世界里，没有人知道自己是谁，他们可以在这里发泄对老师和家长的不满，抱怨社会的不公。在网络游戏中，他们不再是老师和家长眼中的差等生，而是众人崇拜的“大神”，网络让他们感觉重新找到了自己，发现了自己的价值。因此在互联网上，许多青少年创造出了与现实社会完全不同的另一个自己，并且坚信这才是真实的“本我”。
3. 互联网为亚文化的传播开辟了新的领地
互联网的出现，使得传统媒体的力量大大减弱，因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传统文化和主流价值观的传播。相比于传统媒体的舆论领袖和舆论导向作用的发挥，互联网上的内容为UGC（User Generated Content，即用户生产内容），用户可以在基本不受限的环境下制造、传播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因此内容更加多元化。一些网民的言论、文章、行为举止，也许登不上什么大台面，但是在网络世界被人追捧，并逐渐衍生为一种文化形式，从而形成了青少年亚文化。从最早的网络黑客、网络红客的诞生，到现在网络上流行的恶搞文化、网络火星文、“甄痔濉薄“累觉不爱”、“醉了”等网络用语的出现，都是依据这样的路径不断发展壮大的青少年网络亚文化类型。
二、青少年网络政治参与的亚文化氛围
纵观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亚文化纵然时常会经受到暴风雨般的打击和压制，但从本质上来说，它和主文化的关系并不像一个硬币的两面绝对对立，而是彼此依存、相互转化。如果把浩瀚的文化比喻为一棵大树，那么主文化就是大树的主干，亚文化就是树干上突出的茂盛树枝。尽管它们经常会被锋利的刀刃无情砍下，但是新的枝桠不久又会再次发芽、生长。像青春期的孩子一样，亚文化所带有的反叛性，意图对传统、保守、高高在上的“家长”有所突破和改变，但是又始终无法彻底剥离，有时甚至被主文化所同化，进而成为主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1. 青少年亚文化的缘起与嬗演
文化研究的发源地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最早开始对青少年亚文化加以系统研究的是英国的伯明翰学派。所谓青少年亚文化，是指在青少年群体中存在的，不同于主流文化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它以显著区别于主流文化的风格和样式表现出来，为社会上处于从属地位的青少年所接受？s。在伯明翰学派之前，青少年亚文化往往被看作是社会的“麻烦”，是消费社会的结果，是青少年与父母之间“代沟”过深的结果。伯明翰学派则坚持从社会结构和社会矛盾的视角去看待青少年亚文化？t。由此可见，青年亚文化首先出现在西方国家，是在一定的历史因素和社会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青年亚文化是以“反文化”的姿态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的新型文化，也被称之为幻觉文化，它高喊要反对资产阶级价值观和美国传统的生活方式？u。二战后，西方一些欧美国家的经济得到了恢复并迅速发展，带来了社会结构、生活方式的转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工人阶级的瓦解。而对于青年工人阶级而言，则出现了一种“世代意识”，他们试图颠覆一些传统的观念和习惯。同时，移民的风潮带来了各种新形式和音乐、文学等艺术形式的传播，例如非洲雷鬼乐和摇滚乐这两种看似不同风格的音乐结合下产生了“朋克”，名噪一时的莫过于冲撞乐队，为青少年提供新的发泄渠道和张扬个性的工具。他们开始热情地迷恋这些新式文化，意图填充自己内心的空虚，彰显自己的与众不同，获得话语权，从而形成了多种多样的青少年亚文化形式，如朋克、摇滚乐、摩登族和嬉皮士等。 中国的亚文化最初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迎着改革开放浪潮的催动，束手束脚的青少年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春天。他们开始接触到一些新的文化形式，他们脱掉了身上宽大的蓝色棉布装，扔掉了手里的报告文学，而牛仔喇叭裤成为了青少年的新宠，摇滚乐也开始在国内乐坛崛起，受到诸多青少年的喜爱。进入21世纪后，互联网的普及成为加速青少年亚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青少年网络亚文化。青少年网络亚文化特指在网络传播语境下生成、发展并借助网络新媒体及网络技术而得以传播和再生产的青少年亚文化形态？v。从一开始的网络游戏，到现在的网络社交，都让青少年体会到一种网络亚文化的“狂欢”。
亚文化的产生是在诸多因素相互作用下形成的。德国心理学家艾瑞克森曾提出人的心理社会发展理论，将人生分为8个阶段。从青少年主体自身来看，由于青少年仍处在自我认同与角色混乱时期，亟需对自我角色进行明确和定位，寻求认同感，获取自我同一性。对于那些成功获取自我同一性的青少年来说，他们对自己充满了自信，对生活充满了美好的憧憬，目标明确，因而经常可以收获满足的喜悦。但是在各种因素的驱使下，当青少年的心理、智力、能力、需求无法达到统一时，他们就会产生消极的人生态度，对生活没有目标，迷茫、颓废、失望、混乱，因而青少年群体急切地想要找到自己的人生出口，打造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
从现实的客观社会因素来看，大部分青少年仍在学校学习，与社会接触较少，基本上处于和社会脱轨的状态。同时由于教育的不平衡，不少学生没有得到老师应有的引导和关爱，甚至成为了老师眼中的“坏学生”。同时，传统教育的标准化要求，学生就像是生产线上的一颗螺丝钉，被打磨成一个模样。过于单一和简单粗暴的社会评价标准，使学校一味地追求培养学习成绩好、认真听话的“好学生”，而忽视了对学生个人能力和特长的开发，因而不少青少年找不到归属感，迫切地想冲破现实标准的束缚。而当学生离开校园回到家，许多家长由于工作繁忙且没有掌握科学的教育方式，对孩子关心不够，甚至把孩子当成不顺心时的“出气筒”，由此，青少年很少感受到父母的关爱和家庭的温暖;尤其是在提倡“辈分”的中国，子女和父母经常处于一种等级高低区别的框架下，很少平等地对话和交流，导致许多青少年遇到问题不愿和父母沟通，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当今社会现实下青少年的自我认同危机。
在经济持续发展、生存压力变大的背景下，许多曾经怀有着凌云壮志的青少年开始走入社会，但是他们发现现实并不像他们曾经想象的那般美好，而成功也不像小说里写的那样简单。一边是现实的打击，另一边是社会价值观对于金钱、权力、美女帅哥的大肆宣扬和崇拜，让青少年再次陷入了迷茫。他们找不到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道路，因而急切需要发泄自己的种种情绪，寻求心理的安慰。从某种角度来说，青少年亚文化中激烈地对抗性和反叛性，就是他们对现实不满的写照，也是他们内心深处的呐喊。
2. 互联网技术在青少年亚文化中扮演的角色
在互联网兴起之前的青少年亚文化，其丰富的反抗性、叛逆性、边缘性、颠覆性等特征均为学者研究的重点和难点。但在互联网普及之后，青少年网络亚文化逐渐兴起，作为青少年亚文化中尚处于成长阶段的一支，也日渐呈现出了专属于它的一些新特点。
（1）亚文化的形式和内容快速变换
互联网的即时性，使网络内容以核裂变的速度加以传播，更新换代极快。以新浪微博的热门话题榜为例，它每天都在以每十分钟更新一次的频率不断刷新，在一天之内就会有多达几十条消息接连登上热门头条。而处在信息海洋中的青少年，由于好奇心强，且对信息的辨别能力不强，往往未加深入了解就盲目追逐，因此经常不断变换着自己所认同的亚文化形式。以各式各样的网络流行语为例，也许今天大家都在说着“好累，感觉不会再爱了”，明天就发现又出现了“累觉不爱”的说法，而那些还在把“好累，感觉不会再爱了”挂在嘴边的人，甚至会被朋友们嘲笑“OUT”（即过时、落伍）了，因此，在互联网的强大作用下，不断涌现出新的亚文化形式，而同一种形式的亚文化的内容也每时每刻都在得到丰富和刷新。
（2）亚文化的符号性杂糅
在传统的青少年亚文化中，无论是西方青少年对于摇滚乐、涂鸦的热爱，还是中国青少年对于崔健、韩寒的痴迷，其亚文化的符号形式可能体现在音乐、文字、服饰、发型、妆容等各种方面，却没有条件实现多种形式互相杂糅，相互融合，因而比较单一。然而，互联网的出现为亚文化提供了一个融合的平台。青少年亚文化由当初较为固定的某一种形式变为如今多种符号的交汇、融合，在一种亚文化形式中涵盖了声音、图像、视频、文字等多种符号类型，如流行的网络游戏、网络自我展示等。青少年可以调动自己身体的各个器官，尽情享受，乐在其中。
（3）青少年从被动的接受者成为主动的创造者
因互联网的低门槛、人人均可接入，青少年获得了话语权，成为了网络亚文化的创造者。他们不再像20世纪90年代的青少年那样，模仿着港台明星夸张的穿着打扮、等待收音机里播放某个自己喜爱的摇滚乐队的乐曲或是阅读某位特立独行作家的小说，因为在大数据时代，他们已经从亚文化被动的接受者变为了主动的创造者。以网络亚文化中的自拍文化为例，青少年拍摄自己的肖像并将其上传至自己的网络空间内，展示和彰显自我，整个活动的执行者和参与者都是青少年自身，他们自己创造出自己所喜爱的文化并热烈迷恋。
（4）青少年同时追求多种亚文化
互联网把缤纷复杂的亚文化内容呈现在青少年的面前，为他们彰显自己的个性、满足自己不同方面的需求提供了途径。他们不再满足于某一种类型的亚文化带给自己的体验，而是寻求更多元的自我。这些熟悉互联网的青少年，可以用“火星文”写出表达自己心情的“甄痔濉保也可以在上传自拍照的同时扮演某位明星的狂热“粉丝”，甚至有的青少年还把“濉薄“雷人”等网络词汇写进自己的考试作文中。青少年网络亚文化不仅改变了作为网民的青少年群体，而且还延伸到了现实生活中。 （5）强化了亚文化的“文化”特质而弱化了早期亚文化的反叛属性
网络新媒介的无深度感、暂时性、分裂性和全球化特征促使在其基础上生成和传播的青少年亚文化不再坚持抵抗任何单一的政治体系、主流阶级和成年文化，他们甚至不同程度地弱化了某些“抵抗”的特质？w。对于网络时代的青少年亚文化来说，青少年往往并不是出于与主流文化和价值观进行对抗的目的，而更多地是单纯的喜欢、好奇、发泄、寻找乐趣。此时，亚文化的“工具性”被大大弱化，而其文化特质得到了彰显。以“火星文”的出现为例，火星文其实就是在汉字的基础上，利用形声字、形音字、繁体字等为原本，夹杂着一些英语、日文等简单文字和符号而创造出来的一种字体。因为其怪异、个性、有趣的符号特征，吸引了诸多青少年的目光。青少年喜欢用火星文在网上聊天，改写自己的个性签名，为的就是彰显其与众不同的个性，追逐潮流。但是回归到现实生活中，这些青少年依旧会使用正规的汉字书写、交流，而不会因为喜爱火星文就对传统汉字文化有所抵触和抗议。
（6）互联网有助于青少年形成自我认同
互联网塑造出“我向幻觉行为”，这实质上是一种自我欣赏的自我表演，而互联网虚拟世界的特征通过输入感知模拟道具和布景，最终使虚拟世界中的行为者“入戏”，从而也形成了一种自我认同？x。网络环境下的青少年亚文化形式，有时候更像是一种自说自话的自我狂欢，互联网赋予他们看似无边无际的自由、虚拟的成就感和万众瞩目的偶像气质，也许就是被网络放大后的美好幻想。可以说，青少年真正享受和需要的就是这样的体验和环境，但是一旦脱离网络世界，一切美好都将不复存在。虽然如此，这种虚拟的存在仍然有助于青少年增强信心、强化自我认同，帮助其寻找人生方向。
对于如今的青少年来说，把主流化的政治参与活动与发展青年亚文化的平台――互联网完美结合，通过互联网进行政治参与，一方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打破这种虚拟幻想，让青少年真正认识到自己的身份定位，了解自己所拥有的权利，也更理性地认识到互联网的本质;另一方面，互联网使青少年可以充分挖掘政治参与中自己感兴趣的话题，赋予政治参与活动个性化特征。最近发生的高中生参选人大代表一事就充分折射出青少年群体通过互联网参与国家政治、行使自己政治权利的影子。虽然与成年人和社会精英相比，青少年网络政治参与的人数少、力量小，但是，他们早晚有一天会长大，更加完善、健全的民主社会的建立在他们肩上指日可待。
三、青少年亚文化视域中青少年网络政治参与的新赋权
在大数据时代，由于青少年身份的后台匿名性，使其有了更多的参与机会和参与热情。在现实生活中，我国对参选的人大代表的要求是年满18周岁，而且参与的渠道相对狭窄，这就大大限制了青少年政治权利的行使。与此同时，青少年的心智发育成熟越来越早，他们开始对事物有自己的看法和要求，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完全代表和维护青少年群体的利益。据报道，在西方民主政治制度较为完善的国家，近年来投票率连续下降，现实政治生活中出现了政治冷漠的现象，而主体对象正是青少年群体。而在国内，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政府对舆情的研判能力提高，及时掌握民意，并加以积极回应，这大大提高了青少年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和效能感。与此同时，利用大数据分析青少年的喜好和习惯，推出特定的适合于青少年政治参与的版块和页面，从而促进其网络政治参与活动的频度。显而易见，对公民或公民社会来说，大数据造就了一个权力开放式社会，以更多的时间、更广的空间、更高的效率助力公民参与社会政治事务？y。
1. 数据公开，提升了青少年网络政治参与中的存在感
在大数据时代，无论是政府、企业还是普通网站，都具备了更广泛的开放性。尤其是在网络社会，政府一方面需要收集互联网用户在政治参与中产生的各种数据，如表达的话语内容、频率、形式、途径，并根据这些表象的信息分析出其参与的态度、习惯、行为趋势等;另一方面，政府也本着对公民负责、公平的原则，开放一些普通用户之前无法获取的数据和权限，以此了解关系到民生、百姓、环境乃至国际局势的相关数据。这种交互式的方式，让网民不再单纯地觉得自己是数据的提供者，他们更有权利获取信息。对于青少年来说，这种参与模式会让他们更有成就感，培养其主人翁意识，有助于帮助他们获得归属感和存在感，打消其对人生和未来迷茫的态度。同时，青少年适当地接触社会，有利于培养其大局意识和民主意识，树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2. 交互的数据呈现，激发青少年网络政治参与的热情
在传统的政治参与形式中，因为参与环境相对封闭，公民往往会感觉自己是一个孤立的个体，在参与时孤立无援，找不到同伴，甚至听不到与自己不同的声音。另一方面，在参与后得不到反馈，看不到参与的现实效果，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公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但是在大数据时代，用户在产生信息数据的同时可以了解到其他用户的数据，而政府在利用大数据抓取软件收集用户信息后，也可以快速地给予公众公开的反馈和应答。尤其是对于青少年群体来说，他们虽然追求“与众不同”、“特立独行”，但他们内心同样需要社会的认同。在互联网上进行政治参与，参与主体的参与行为会被快速传递到其他参与者一端，方便青少年寻找自己的“集体”，一旦青少年在集体中获得了其他人的认可，就会大大激发其参与热情。
3. 海量、多样的数据内容，开拓青少年网络政治参与的眼界
青少年的年龄段决定了他们仍处于一个对外部世界充满了好奇和探寻的状态。对于刚刚步入青少年期的孩子来说，他们刚褪去了儿童的稚嫩，摆脱了家庭和学校对孩子与政治的“隔离”状态，因此对于他们来说，政治是十分新奇而有趣的。因而，应该抓住青少年这个关键期，培养青少年对于政治长久的兴趣度以及民主思维和参政意识。相对而言，传统的政治参与活动形式较为单一，内容较为枯燥，政治课本上的知识又往往停留在“纸上谈兵”，与现实政治生活有一定的“脱节”，因此往往难以吸引青少年的关注。而在大数据时代，文本、图片、视频、音频等各种结构化和非结构化的数据一齐呈现在青少年面前，任由其挑选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和形式，给予青少年充足的选择的自由和权利，由此大大拓展了其知识的广度和深度。 4. 构建社会网络，扩大青少年网络政治参与的广度和深度
罗伯特・邦德（Robert M.Bond）等人曾做过一个实验，通过对6 100万Facebook用户发送美国大选的相关政治动员消息，来比较网络社会网络和面对面社会网络影响政治行为的路径。结果发现，这些消息不仅直接影响着网民的政治自我表达、信息搜寻和投票行为，而且还影响了接受者的网友甚至网友的网友。也就是说，在大数据时代，用户彼此之间的影响大大增强？。正如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所说，在大数据时代，重要的是相关关系而非因果关系。对于青少年来说，他们由于自我定位尚不够明确，因此存在着一些模仿和追随的行为，由此，结合青少年的这种特性，在大数据时代，完全可以在青少年的彼此互动中将这种参与热情扩散到整个青少年群体。
5. “透视”每一个青少年个体，满足其网络政治参与的个性化需求
在大数据时代，每个用户的行为习惯、偏好都在随时被记录、分析，如果将这些数据内容整合在一起，可以建构出一个只属于用户个人的“后乐园”。举一个身边的例子，有个朋友为了打发无聊时间，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在淘宝上搜索“骨灰盒”的价格，让他没想到的是，后来当他打开其他的网站页面时，竟然在右下角弹出了关于骨灰盒的广告，让他啼笑皆非。可以说，这个广告就是针对其个人而发出的，其他的用户除非有过相同的搜索历史，否则绝不会收到这样的内容推送。不懂大数据的人会觉得这件事很神奇，但是懂大数据的人就会告诉你――这就是大数据的力量！因此，如果能将这种个性化服务延伸至青少年网络政治参与领域，不单单设计出能针对整个青少年群体的网络政治参与模式，甚至可以针对每一个青少年个体进行个性化设计，针对不同的青少年个体对于政治内容的关注程度，“帮”他们筛选出他们可能更喜爱的相关信息，设计出更便捷的参与渠道，必定会大大促进其参与行为。
四、大数据时代青少年政治参与存在的问题及其规避
当然，从青少年亚文化的视域来看，我们同样应该关注大数据带来的安全挑战：大数据中的用户隐私保护、大数据的可信性和如何实现大数据访问控制？。在“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大数据时代，就连具有成熟判断能力的成年人而言有时候都会陷入网络谣言、网络暴力的陷阱，更何况是那些初出茅庐的孩子们呢？所以在大数据时代，对于青少年网络政治参与万万不可盲目乐观，掉以轻心，进而导致网络政治参与的无序甚或危机。
1. 剔除大数据泡沫，利用其真实价值
据统计，2013 年中国产生的数据总量超过0.8ZB（相当于8亿TB），两倍于2012 年，相当于2009 年全球的数据总量。预计到2020 年，中国产生的数据总量将是2013年的10倍，超过8.5ZB？。在海量的数据面前，想要抓取全体数据是大数据收集方面至今仍未克服的一大难题。而正是因为那些被漏掉或者忽略的数据，可能就会带来数据的偏差。例如，利用微博也能分析流感的发生，但微博的使用者大部分是年轻人，而季节性流感的袭扰对象多为抵抗力较弱的老年人和儿童，因此基于微博的判断代表性不足？。一旦把微博上搜索的数据看作数据的整体，而忽视了较少使用微博的老人和儿童，就是对于数据的遗漏，从而带来了数据分析结果的失真。
除此之外，可能存在数据内部真假混杂的可能。在大数据时代，互联网用户就是数据的生产者，但是由于使用者的文化程度、使用意图、年龄、职业等分布不均，难免会出现其所提供的数据虚假的现象。除此之外，也不排除一些不法分子故意制造虚假数据混淆视听的情况。而这些虚假数据一旦被不知情的工作人员抓取并分析，所得出的结果就会与实际产生偏差，甚至“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2. 重视个人数据安全，加强隐私立法
在大数据时代，也许一位常居北京的网民刚刚搜索了上海的天气信息，立刻就会收到飞机票购票信息、酒店预订信息的推送，我们很难简单回答，这样的情形到底是方便了我们的生活，还是打扰了我们的生活。如果这位网民刚好因为需要出差而查询外地天气，那么这种服务就是有用的;但如果他只是想查看自己在上海上大学的女儿那里的天气，那这些所有的信息就成为了垃圾和骚扰。关键问题是，大数据并不了解用户“为什么”而搜索，只知道是“谁”发出了“什么样”的搜索行为。因此保护隐私安全，关键还要从“人”入手。在大数据时代，想要自己产生的数据丝毫不被泄露，可以说是不可能也没有必要的。由此，也导致出卖别人隐私信息而获取不义之财等乱象，要规范这种行为，单纯依靠企业或个人的道德自律是远远不够的，国家立法机关应该尽快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对于泄露、滥用、买卖数据资料、侵犯个人隐私的行为依照法律条款予以打击和惩罚。
也许有人认为，网络是匿名的，那么只要保证数据来源的模糊化不就等同于隐藏了用户的个人身份吗？其实不然。在数据交互应用下，单纯对数据的来源进行匿名，实际上起不到保护用户隐私的作用。数据商完全可以通过数据的交叉综合，如性别、爱好、年龄、居住地等这些因素综合到一起，从而达到精准定位，进而锁定用户，对其造成伤害。因此，应从数据的采集、分析、发布预测到大数据应用的每个环节都保证好数据的安全性和私密性，在公开数据资料时应有选择的发布，对于可能会侵犯个人隐私的内容加以保护。
3. 善用大数据技能，提高网络政治参与的有序性
由于青少年还处于心智发育不健全、与社会接触较少的阶段，因此对于一些大数据的分析、参透能力差，这就更需要媒体、部门在大数据分析过程中注意将大数据信息可视化，不要为了显示所谓的专业化，而刻意将数据用一些过于学术化、晦涩的方式表达出来，以免打击青少年政治参与的热情，使其陷入烦躁、混乱的情绪中，甚至不再进行政治参与活动。比如，海杜普（Hadoop）即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可视化软件，能够对大量数据进行即时处理，淘宝、百度等大型商业网站就利用海杜普来完成每天数以亿计的访问量数据存储、查询统计以及用户行为分析等。
除此之外，青少年网络政治参与缺乏一个健全的引导机制。尤其是对于某些敏感问题，网站如果只是简单地加以屏蔽，限制发言，那么对于处于认知不成熟的青少年来说，就极易陷入认知混乱中。所以，青少年一方面应该善于利用数据挖掘、分析和可视化技术展现海量数据中的价值，另一方面应力避网络政治参与中的非理性与群体极化现象，从而形成网络政治参与的有序机制。
4. 培养青少年的大数据观念，增强网络政治安全意识
未来必定是大数据的时代，因此从青少年开始，就应该有意识地培养他们的大数据观念。过去，我们是比较轻数据的，这种“轻”主要体现在对于数据的精确度上的舍弃，关于数据问题经常处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上。这从中国的语言习惯也可以看出。许多外国人经常会觉得中国人说话是一门艺术，“马上到”“一会儿来”这种词汇总是让他们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马上”到底是多久？正如《大数据》一书的作者涂子沛所说：“中国数据意识的淡薄，由来已久，我甚至认为这是‘国民性’的一部分，漠视精确，缺乏用数据来说话的素养，在国家的管理上，也缺乏以数据为基础的精确管理，有时甚至是刻意回避数据”。
数据的开放其实是一种社会民主，在严苛的封建专制国家，是不可能出现透明化的政府运作和数据公开的。而青少年通过互联网参与到政治活动中来，扩大了参政议政的主体，正是一种民主形式的扩大和丰富。当然，大数据时代青少年的政治参与伴生着政治安全问题，青少年一方面强烈依赖着网络，另一方面对政治安全问题认识不清，网络政治安全知识匮乏，网络政治参与的法律意识和道德意识淡薄。因此，培养青少年的大数据观念，增强网络政治安全意识势在必行。
生活无处不数据。在互联网上遨游的网民更是无时无刻不在产生着数据。对于青少年来说，应该重视对身边数据的收集和保护。一方面不要小看细节数据，在生活中、学习中就培养起数据意识，尊重数据的客观性，培养自己的分析和综合能力，提高对于数据的敏感性和严谨性;另一方面要随时注意数据安全，提高自己面对数据时的冷静判断力和辨别力。与此同时，也不要过度迷信数据，而应该把数据与生活结合起来，用心去感受和体会深层次的“数据”和浅层次的“现象”之间的微妙关系，才能更好地利用大数据积极有序地参政议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