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以自由主义著称的美国有着保守主义的一面。美国保守主义具有内涵与风格两种含义：不同阶段的政治经济体制与社会文化机制具有深层的内在一致性，这种具有确定性内容的、持久稳定的体制根基即保守主义的“内涵”；各阶段的制度调整与规范变迁是渐进的，修正形态从未超越体制根基所设定的底线，这种社会发展的渐进性、连续性就是保守主义的“风格”。保守主义的风格由保守主义的内涵所成就，是制度理性发育成熟的结果，其条件是：制度根基本身承载着现代的生产方式，具有容纳异端的空间和自我改造的能力，能够自我更新，并与外部环境的大趋势保持一致。
关键词：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内涵；风格
美国留给外界的第一印象往往是自由、开放、张扬、纵欲的，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代表，也是金融投机、消费主义、同性婚姻、涉枪犯罪等等的先锋。然而，在这个“自由”美国的另一面，却是一张截然不同的“保守”面孔：沿用两百多年的刚性宪法、严格的企业管理、强烈的工作伦理、无处不在的宗教力量、平静的小镇生活，以及最重要的――那种没有真正的极左与极右、“革命”与“反革命”，社会长期保持渐进发展、周期循环的稳定状态。美国的形象何以如此矛盾？如何理解这个“保守”的美国？看似张扬纵欲的美国，为什么能够保持稳定而持续的发展？本文将结合20世纪以来的美国历史，就此问题试做探讨。
一、“保守主义”的两种用法
问题之所以显得复杂，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人们不自觉地在两种不同意义上交替使用“保守主义”（conservatism）一词，从而造成了语义混乱。在一种意义上，保守主义指由特定的制度、政策、观点主张构成的、具有明确“内涵”的概念，具体包括：强调私有产权和自由市场权利的经济原则，注重控制与秩序、信仰和权威的社会原则，以及主张有限政府和外部安全的政治原则；在另一种意义上，保守主义指上述制度、政策和思想的存在和运行所带来的社会稳定状态与渐进连续的发展“风格”。1在“内涵”的层面上，保守主义对应于自由主义，二者共同构成美国制度体系和思想源流中的两极；而在“风格”的层面上，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形成对照，是美国社会发展的基本特点。
美国保守主义的两种用法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联：内涵决定了风格，风格维系着内涵；要解释保守主义风格的成因，必须理解保守主义的内涵。关于美国保守主义的内涵，还需要联系到自由主义。在美国，“自由主义”（liberalism）、“保守主义”的含义与欧洲不尽相同。欧洲的自由主义是与启蒙思想相联系、从绝对王权和国教制度下突围而出的一系列思想主张的集合，如强调私有产权、自由放任、自由贸易、有限政府、公民权利、新教教义等；保守主义是发端于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对法国大革命的批判，由保皇派、天主教徒或保守派新教徒等持有的思想主张的合称，强调有限理性、政府权威、等级秩序、有限权利、因循传统、渐进变革、财产权至上，以及对直观性、具体性、特殊性和相对性的偏好等原则。2按照这个标准，美国实际上具有深厚的“自由主义”根基，而缺乏典型意义上的保守主义传统。即便在欧洲，保守主义也具有现代性的基础，是传统性向现代性的过渡形态；而在美国的语境下，保守主义的现代性成分更多、更鲜明。所谓“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其实是从原有的自由主义体制中分化出来的两支源流：自由主义是由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进步主义发源，至罗斯福新政正式确立的修正自由主义，主张顺应形势变化对原生自由主义进行修正与发展，强调政府对经济社会事务的干预、支持开放的社会规范；保守主义则立足于原生自由主义这一“传统”，强调私有产权、市场自由和与之对应的社会规范，极力抵制变化、维护根基。
保守主义的内涵为社会的稳定运行提供了制度基础，使社会发展表现出明显的连续性，从而形成了保守主义的风格；而这种保守稳健的风格又增加了体制本身内部拓展的空间和自我维持的机会，巩固了保守主义的内涵。
二、美国保守主义的内涵
纵观美国历史，不同时期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形态存在着很大差异，但外在差别的底层，却有着强韧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正是由处于不同时期、不同地位的保守主义内涵连缀而成，其中贯穿了美国制度体系的内在根基。
第一个阶段是保守主义的原点――原初自由主义确立的时期，从北美殖民地时代开始，至19世纪中期成熟定型。原初自由主义包括两个要素：（1）以私有产权和自由市场为基础的经济体制。私有产权在殖民地时代的早期形式，表现为以土地作为股息向殖民公司的垦殖者提供分红、按人头分地、使移民获得自由永佃权等。[1]（P163）北方遍地开花的小作坊和大工厂、繁荣的殖民地贸易，以及日益商品化的农业经济，都是自由市场权利的标志。（2）以清教工作伦理和传统社会规范为架构的社会文化机制。清教伦理所教导和支持的敬业精神、牟利动机、自律意识、禁欲主义等，在富兰克林的《自传》、《穷查理年鉴》中那些生动晓畅、朗朗上口的格言警句中就有充分体现，比如，“工作时就像你会活到一百岁似的，祈祷时就像你明天就要死似的”[2]（P7-14），“要想说服人家，应晓之以利，而非以理”[3]（P54）。传统规范蕴藏在一个庞大社会网络之中，以稳固而有序的核心家庭为基础3，加上守望相助的邻里关系、实行自治的村镇与教区，包裹于其中的个体由此获得内在归属感和约束力。经济体制为自由生产和经营的个体权利奠定了基础；社会文化机制则确立了权威与秩序、信仰与公德。两个看似矛盾的体系互融共生，搭建起原初自由主义的基本框架和底层结构，这就是保守主义日后所捍卫的“根基”。
第二个阶段是老保守主义兴起的时期，从19世纪末开始，在罗斯福新政和战后初期达到高潮。内战后，国内市场的扩大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铺开激发了资本兼并的浪潮，美国的资本经济进入了一个“抢占、开发和进步”的时代[4]（P774），机会平等的前提削弱了。此外，社会流动的扩大、现代科学的发展使传统社会机制的权威性和约束力严重下降。面对新的形势，改革派认为应该修正原有信条，借助人为干预确保社会的自然进化不偏离正轨，开启了自由主义之先声；反对派则认同现状的合理性，抵制变革，拉开了保守主义的序幕。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天平在20世纪20年代明显倒向保守主义，罗斯福新政之后，开始向自由主义倾斜。 老保守主义主要有两大分支：一派聚焦社会经济问题，主张自由放任、反对干预主义。这一思想流传甚广，在学术界、政界、司法界各有表现。社会达尔文主义在当时的美国社会科学界风行一时，最强硬的社会达尔文者、耶鲁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威廉・G.萨姆纳（William Graham Sumner）对自由放任有一个颇为经典的推论：“自由，不平等，最适者生存；不自由，平等，最不适者生存。前者推动社会前进，支持其中的最优秀者；而后者使社会退化，支持其中最低劣者。”[5]（P25）老保守主义在政界的代表除了以总统胡佛为代表的共和党保守派之外，还有国会中与共和党结盟的民主党保守派议员。司法界是保守派的大后方。从1898年最高法院确认“契约自由”原则、保守派宣称“司法革命”胜利时开始[6]（P129-132）[7]（P104-105），至1935年宣布《全国工业复兴法》等新政立法违宪为止，美国的司法保守主义达到高潮；另一派主要担忧社会文化传统的蜕变，极力捍卫正统宗教与价值观。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拒绝向生物进化论妥协，誓言保护美国“最优秀的传统”，发起纯洁学校运动，阻止达尔文生物进化进入公立学校课堂。
在这一阶段，老保守主义的保护使自由资本的潜能得以充分发挥，推进到垄断资本的高级形态，体制的根基得以充实和巩固。然而，老保守主义式的自我捍卫主要是基于本能，很强大，但也很局促。它对任何挑战与变革都表现出盲目的恐惧和僵硬的抵制，以致破坏性逐渐超越了创造力，使体制陷入结构性危机。体制的自我维持，需要一种经过挤压之后，变得更灵活、更自觉的保守主义。
第三阶段是保守主义重建、复兴的时期，自二战结束至20世纪70年代末。二战后，自由主义在国家政策体系中占据了绝对优势。在经济领域，不断扩大的政府干预刺激了战后的长期繁荣，开创了美国经济史上的“黄金年代”，但也增加了财政负担，导致竞争力流失。在社会领域，自由主义的高涨在推动平等化进程的同时，也招致了某些社会运动走向过激。在此背景下，处于守势的保守主义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进行自我调整，重塑了新的保守主义传统，等待复兴时机。
新保守主义同样在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两个方向上展开。[8]（P362-363）经济领域的新保守主义者即自由放任主义保守主义者，关注“市场自由”的维护。其代表人物哈耶克（Friedrich Hayek）指出：自由市场和最小化政府不但能确保自由，也能导向最合理的结果，因为“在未经设计的情况下生成的秩序，能够大大超越人们自觉追求的计划”[9]（P3），而全面的计划控制在经济上不可能、政治上很危险，“不仅是一条通向极权主义的道路，而且是一条通向我们文明的毁灭的道路”[10]（P195）。社会保守主义者也称传统主义者，从宗教的角度看问题，强调“社会规范”的保持。他们谴责自由主义所倡导的多元化、平等化走过了头，物欲膨胀、社会失序、信仰衰落皆由此而来，只有复兴传统宗教、重建价值规范和社会权威，才能抑制无度扩张的私欲，维护秩序和公益。[11]（P45-47， P137）在各流派纷纷扰扰的竞争与联合中，新保守主义逐步从学术界扩散到教育、传媒、艺术等社会各界。20世纪60年代以后，形形色色保守主义的行动委员会、基金会、智库、民间社团应运而生，比较知名的有美国企业研究所、胡佛研究所、战略研究中心等。保守主义从学术和社会领域向政策议程的回归之路并不平坦，但始终在推进。20世纪50、60年代，国会中形成了由反对干预主义的北方共和党人和抵制民权立法的南方民主党组成的跨党派保守联盟。1964年，共和党极端保守派代表巴里・M.戈德华特（Barry Morris Goldwater）获得共和党提名，参加总统大选，分散的保守派势力得以初步汇聚。到了号称“黑暗十年”的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形势急转直下，深陷“滞涨”困境，政府干预失灵、凯恩斯主义光环消退，新保守主义终于赢得了越来越多的认同，一个由不满于通货膨胀和高税收的白领阶层、在南部“阳光地带”上崛起的新兴中小企业主、对60年代的社会混乱深感忧虑的中产阶级父母，以及右翼宗教团体等保守群体组成的“新出现的大多数”逐渐浮现。1980年，新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罗纳德・里根当选总统，标志着新保守主义全面复兴。
挤压中的保守主义被迫接纳了一些体制演绎的新元素、新成分，完成了自我更新和蜕变，态度更加灵活务实，舍细节而保根本，从盲目固守到选择性守护，重在重申自由市场和传统规范的老药方来激发体制的内在活力。
第四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新保守主义的回归与延续时期。里根上台后，立即着手推行号称“里根革命”的新保守主义改革。改革派选择性地糅合了不同新保守派的主张，以减少政府干预、还权于市场和社会为原则，以减税、削减福利、解除政府管制、扶植小企业等举措为中心，兼及宣扬美国精神、重塑社会秩序和公共宗教等社会改革。尽管里根改革带来了中产阶级萎缩、社会冲突激化、财政赤字攀升等诸多问题，但美国确实借此摆脱了“滞涨”危机，再度成为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
新保守主义的价值并非主要体现在“回归”中，而更多依赖于能否“延续”。“里根革命”在经济体制方面奠定了此后政府的施政方向和基本议程，在社会文化领域间接促成了社会风尚的保守化转向。老布什在经济政策上几乎完全模仿里根，社会政策没有里根保守，却也曾向国会提交过一项内容广泛的家庭与社会重建法案。1993年民主党再度执政后，美国的保守力量不但没有萎缩，反而日趋社会化、多元化，囊括了公司国际主义者、经济自由主义者、右翼平民主义者、国家安全军事主义者，以及基督教民族主义者、基督教神权政治论者等诸多群体。[12]（P417-418）抵制高税率的“茶党运动”的兴起，显示了右翼势力在草根阶层的扩展。
20世纪90年代以后，冷战的终结带来了新的世界趋势，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经济全球化，亦即市场全球化、竞争全球化，其结果就是多元化与两极化的拉锯。面对诸多新兴经济体的挑战，美国只能以强化内部竞争、提升自身能力来应对。新保守主义改革的意义，正在于看到并回应了这个要求，将发展思路从平等取向、弱化竞争、注重协调重新转回效率取向、激励竞争、刺激扩张上。市场化作为具体政策主张，是政府-市场二元体制中的一极，充当着体制微调的工具；而作为一个大方向，则已进入两党的政策底层，标注着体制的根基与内核。 总体来看，保守主义的内涵揭示了一个基因稳定的“保守美国”的面目。它在美国历史上阶段性地或隐或现，但从未真正离开。它所捍卫的“传统”，本质上是“现代的”。这种现代的“传统”是美国的立国之基，也是理解美国一切问题的前提。
三、美式的保守主义风格
自建国至今的两百余年间，美国制度形态和社会风尚发生了很大变化。变革往往由危机引导，最终以平和的改良收尾，整个过程折射出连续、稳健的保守主义风格。如果说保守主义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保守派所保留之传统的内容和结构上，划定了变革的底线，那么，保守主义的“风格”则主要取决于自由派修正传统的幅度和方式，显示出变革的上限。
“另类的”平民主义运动。保守主义首次遭遇的重大挑战，来自在19、20世纪之交的中西部农业集团。内战的结束开启了西部开发的热潮，但短暂的农业繁荣过后，由生产过剩、盲目开发、过度投资造成的投机泡沫渐次表现出来，东-西部、工-农业、大-小资本等一系列不平衡发展造成的两极化效应也愈加明显，反垄断、反精英、阴谋论的平民主义思维在受害最深的中西部和南部州的小农场主集团中迅速蔓延，农民协会、绿背纸币党、农民联盟等农民组织先后涌现。1892年2月，各地平民主义者正式组建了全国性的政党――人民党。它积极组织参加州级选举和1892年总统大选，创下了美国历史上第三党参加大选的最高得票纪录。[13]（P149）虽然人民党在党纲中（Omaha Platform）提出过取消联邦银行、铁路和电信国有化、实行个人所得税、赋予妇女选举权、参议员直选等许多在当时相当激进的主张[14]（P439-444），但行事风格却是温和的。从19世纪80年代的兴起到19世纪末的衰落，从形形色色的农民组织、独立人士到人民党，各类平民主义者都遵循一个共同的底线――绝不逾越宪法。
美国的平民主义实属“另类”，缺乏典型意义上平民主义者的传统观念和暴力性、破坏性行动，不但承载了较多的现代性思维，行动风格也是温和、建设性的。美国平民主义的现代属性取决于其主体力量的现代属性：作为运动主体的小农场主集团本是自由资本体制的原生主体，先天的商品化基因使其对体制保持着内在的依赖性；领导地方运动以及被选入州议会或州政府的政治领袖，往往不是真正的农民，而是担任过地方公职、与体系关系更密切的律师或商人。[15]（P48-51）这样构成的平民主义者并不想触动体制，反倒要回归体制的原初状态。
罗斯福新政的尺度。美国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的体制性危机莫过于“大萧条”。一战结束后，以及最终被选入州议会或州政府的人，美国恢复了自由放任政策，消费繁荣刺激着经济增长，造就了一个“浮华”、“狂欢”的20年代。然而，财富分配的日益分化、缺乏支撑的“名义消费”，以及不断堆积的股市泡沫，最终促成了1929年大萧条的爆发。美国在应对这个前所未有的大危机时走了一段不短的弯路，无论财政部长安德鲁・梅隆的“让危机自我清理”，还是总统胡佛的局部微调，都没能发挥效用，1932年春，美国经济已近谷底，全部私企税前利率从1929年的98亿美元变为巨亏30亿，人均可支配收入（按1947年不变货币计算）下降了30%，失业率由3.15%飙升到23.6%。[16]（P100，P82，P83）守成之路已走到尽头，结构性调整势在必行。罗斯福在他的竞选演说中表达了对时局的看法：“我们过去所理解的机会均等已经不复存在……这一切都要求重新核定原有的价值观念。”[17]（P8-9）既然公共权力的本质是“公众的信托”，政府就应该得到公众信任，为约束私人资本、平衡收入分配、建立公共诚信、捍卫自由政体做出努力，这就是“1936年美国的哲学”。[18]（P152-154）[16]（P113-119）
不过，重大危机催生的罗斯福新政并非对原有体制的颠覆，而是一种有尺度的结构拓展和功能完善。罗斯福新政的全部内容都紧扣一个目标，即确立一种人为协调机制，控制市场竞争导致的非市场化后果。为达此目的，罗斯福尝试了两种思路：1933年的第一阶段新政，以《全国工业复兴法》为中心，确立一种政府监督下的行业自我管制来规范生产秩序；1935年的第二阶段新政，转而以1935年《社会保障法》为中心，以政府设立公共社会福利保险体系的形式来改善收入分配。至此，自由主义的内涵被重新界定，成为政府干预、平等主义的代名词，自由市场的单极体制变为市场主导-政府调控的二元体制。“自由主义”（liberal）一词被新政派占用后[18]（P157），维护原初自由主义的一派便退为“保守主义”了。
罗斯福新政时期的美国，既没有发生激进的革命，也没有大规模动乱，体制结构与功能的重要转型在平稳中推进。在政府一面，罗斯福始终与“野蛮的激进主义”保持距离，通过“可行的重组方案”避免危机[18]（P157）：先是与核心的大资本集团结盟，失败后转向以新中产阶级为主体，包括南方贫困白人、北方黑人、新移民、大城市产业工人、中西部小农场主等边缘群体在内的广泛群体寻求支持；在民众一面，尽管饥饿游行、静坐罢工、冲突骚乱时有发生，也有人喊出过“革命”、“引进墨索里尼”等极端口号，但主流民众的社会心态保持稳定、存有希望，在坚持中等待复苏的到来。
“伟大梦想”背后的连续性。美国体制受到的更深刻的修正和质疑，不是发生在大萧条和新政期间，而是经济繁荣的20世纪60年代。与平庸的50年代、焦虑的70年代相比，“60年代”是拥有“伟大梦想”的时代。首先是社会保障领域的平等之梦。罗斯福新政之后的20余年间，美国主流社会对于社会福利仍抱有成见，保障体系的覆盖面和发展速度都比较有限。直到肯尼迪总统上台，价值的天平才明显向平等一端倾斜。1964年，约翰逊总统发动的“伟大社会运动”加速了社会平等化的进程。短短五年内，约翰逊政府推出了三部民权立法、1965年《社会保障法》修正案、各类职业保障法、消费者权益保障法和反贫困法等公共立法，增设了医疗援助、医疗照顾计划以及很多教育补贴和住房项目，以养老、医疗、失业、住房和教育五大保障体系为支柱的“社会安全网”基本搭建起来。其次是社会文化领域的自由之梦。自由仍然是美国的主流话语，但内涵已悄然生变：个体权利与社会规则、工作伦理与消费精神等彼此平衡、相互制约的传统规范出现倾斜，个人自由凸显、公共意识退化，生产自由退缩、消费自由强化。 然而，这个“伟大梦想”的时代也不是割裂于美国历史之外的，它的底层结构中仍然体现出强韧的连续性。最直观的表现就是美国福利国家的滞后性和不典型性。二战结束之初，由英国首倡，西北欧国家纷纷踏上创建“福利国家”的道路，而美国却沉浸在大众消费社会的理想中，到1960年以后转向福利国家建设时，已比欧洲国家晚了十几年，而其福利保障体系的发育也远不如欧洲健全。在这个不典型的福利国家体制中，干预主义只是加强了垄断资本的国家化色彩，并未改变其属性，施加干预的政府、接受干预的资本和作为受益者的新中产阶级第三方相互妥协、共同“分利”：大企业客观上可以获得稳定的市场份额和赢利水平，新中产阶级由此得到了较好的福利和就业保障，而政府则渴望得到更高的支持率。在社会领域，尼克松称之为“沉默的大多数”（silent majority）1的主流中产阶级，在60年代的民权运动、新左派运动和女权运动等此起彼伏的社会反抗运动中，充当着稳定的“压舱石”：他们相信权力体系总体清明，接受自由企业和个人主义的信条，信任体制的公正性和公众在重大问题上的最后决定权。而且，即便是更为激进的新左派，甚至于反文化派，所要表达的也只是一股“叛逆”的“文化情绪”2，而非真正具有颠覆意义的新理想、新秩序。
总之，20世纪60年代是一个因理想主义而失衡的时期，而非因激进主义而革命的年代，变动中既有真实的社会进步，也存在无意义的混乱喧嚣。它是对政府干预功能的一次“探底”，为体制的修正形态提供了一次充分扩张的机会，同时，又从反面为下一阶段市场化的回归提供了刺激和准备。
党争背后的“新共识”。美国20世纪最后一次重要的体制调整，发生在克林顿时期。在老布什时期，里根改革的红利递减，负面效应日益显现。最直接的后果是诱发了财政赤字急剧膨胀。里根时期积累下的财政赤字是1929年以来财政赤字总额的近两倍。在老布什任期内，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又上涨了20%。与此同时，大规模的裁员风潮、就业不稳定加上生活成本上升，导致中产阶级萎缩、社会冲突激化。从1990年底开始，美国经济又进入了一个衰退期，贫困率从12.8%上升到14.5%，失业率从5.3%上升到7.4%。[19]（P315）民主党的克林顿政府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上台的。
然而，克林顿改革的总体思路其实是自由主义的自我调整和对新保守主义大方向的认同而非逆转。克林顿“清算”里根遗产的一个主要表现是逆转了里根时代最重要的改革举措――减税，上调高收入阶层的累进税税率，增加税收以消化巨额财政赤字。但除此之外，克林顿的主要改革都继承和发展了市场化改革的大方向，只是变换了策略：从强调减少政府对市场的消极干预，转为强调政府对市场的积极扶植；从声称“拆散福利国家”，改为宣称塑造“作为第二次机会”的新福利国家。[20]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主党与共和党实际上一直在这种市场化、去福利化的隐性“新共识政治”下行事，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也没有出现根本的变化。两党间的看似日益加剧的“分裂性”，其实一方面是双方在大方向基本一致的前提下，刻意凸显自身特性、强调彼此差异，以拉拢选民的结果，另一方面是双方在默认相互制衡的大格局之后，对对方的越界企图更敏感、更容易在具体问题上固执己见的表现。
19世纪末以来，原生自由主义的日益扩张改变了自身的利益结构，原有体制无法再有效协调内部各集团间的平衡，从而招致各集团在不同阶段上、以不同的方式发出抗议，连缀成自由主义这条线索上的一系列变革。然而，从平民主义的抗议到罗斯福新政的结构性调整，从肯尼迪-约翰逊时期修正体制的充分扩张再到克林顿时期的实质回归，都没有根本背离保守主义所守护的体制根基，而是从另一个方向上发挥着调节功能，参与塑造了美国社会发展的保守“风格”。
四、保守主义的效用、条件与限度
对保守主义的评判是一个颇受争议的话题。C.赖特・米尔斯（Charles Wright Mills）对保守主义的制度内涵提出过尖锐批判，认为美国的社会流动日趋固化，一个由企业界、政府和军方精英结盟的“权力精英”，维系着一个“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体系”[21]（P447）；诺曼・波拉克（Norman Pollack）对美国的保守主义风格深感遗憾，认为在此“狭隘的意识形态谱系和线性的历史流程”中，难以发展出真正公平的政体[22]（P20）；罗伯特・艾萨克（Robert Isaak）则担心美国式的“保守主义的自由主义”过于软弱，无法应对来自高效率的集权体制的冲击和挑战。[23]（P4）客观地说，任何体制都有走向保守的意愿和趋势，保守主义承载着个人与社会自我维持、寻求稳定的本能。然而，本能可否转化为现实，取决于制度的内在属性。也就是说，体制的结构内涵决定了自身是否具有自我维持、自我修复与自我完善的能力，塑造着自身的发展风格。一种具有保守风格的体制，既不会轻易受激情蛊惑，也不会过于僵化堕落，是制度理性发育成熟的结果。由此来看，美国保守主义的存在是有意义，也有条件的。
首先，保守主义所捍卫的制度根基必须承载着较先进的生产方式，可以自我维持。正如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所说：“保守主义思想改善了旧的思想和行为方式，使其上升到反思的高度，并因此而使它们避免被埋葬，同时也创造出一种富有成果的新思想方法。”[24]（P193）原初自由主义是现代的，以其为基础的老保守主义本质上也是现代的：它立足于以私有产权和自由市场为中心的经济体制，以由基层社会组织和信仰体系构成的社会机制为辅助，形成一个既有扩张动力又有规范能力的自我满足的体系。这个体系向垄断资本的过渡是一个经济两极化、社会多元化的过程，但也是一个制度理性化、整体现代化的过程。垄断资本是一国经济实力的支撑，与国家利益不完全对立，老保守主义兴盛的半个多世纪，正是美国经济地位迅速上升的时期。可见，保守的愿望是普遍的，但保守风格的形成却需要一个现代的前提，只有拥有自我维持和发展的能力，才具有“自我沉积”的资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