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评论》要我把在几个月前发表的费尔巴哈的著作放到《爱比梅丹文选》（法国巴黎大学出版）里面，我为我能够以简单回答一些问题的方式来做这件事情而感到高兴。在“哲学宣言”的这个标题下，我搜集了费尔巴哈在一八三九年到一八四五年之间所发表的这一些最重要的作品和文章：《黑格尔哲学批判》(一八三九年)、《<基督教的本质>导言》(一八四一年)《哲学改革临时提纲》(一八四二年)、《未来哲学原理》(一八四三年)、《<基督教的本质>第二版序》(一八四三年)和一篇回答斯蒂纳的抨击的文章(一八四五年)。
这个选集并没有收录所有费尔巴哈在一八三九年和一八四五年之间的作品，但是它呈现了在这些历史年代期间他的思想的本质。为什么用“哲学宣言”这个标题呢？这一措辞不是费尔巴哈自己的。
我冒昧地提出来有两个理由，一个是主观的理由，另一个是客观的理由。任何读过有关《哲学改革临时提纲》和《未来哲学原理》这些作品的人都会了解，它们的确是有关要解除人的锁链的这种理论揭露的一些宣言、一种热情的宣告。
费尔巴哈大声地唤醒人类。他撕掉世界史的假面、破除了神话和谎言、揭开了人的真理并把真理还给了人。
时机已经成熟了。人类孕育着一场即将到临的革命，这场革命将使人类能够占有它自己的存在。
最后会让人类自觉到这点，而且他们将在实际上成为名符其实的人，即自由的、平等的和博爱的人。费尔巴哈的“哲学宣言”这种训诫就它们的作者个人来说，的确是一些宣言。
对于阅读它们的读者来说也是如此。尤其对于一八四○年代彼此根据“德国的贫困”和新黑格尔哲学来论争的青年激进知识分子来说，更是如此。
为什么说一八四○年代呢？因为这些年代是考验这一哲学的时代。在一八四○年，相信历史是有一种目标——即理性和自由的王国——的青年黑格尔派，期待着王位继承人实现他们的愿望，即结束专制和封建的普鲁士制度、废除检查制度、迫使教会服从理性，一言蔽之，即建立政治、知识、和宗教自由的社会制度。
可是这位所谓的“开明的”继承人（即当时的威廉四世(Frederick William IV)一即位，就马上恢复了专制制度。最后的这一肯定和再肯定，对于成为一切他们希望的基础和概括的理论来说，是一种可怕的打击。
在原则上，历史应该是理性的和自由的；实际上却只是非理性的和不自由的。这些事实提供了一个可以学习的教训，这一矛盾就是可以学习的教训。
可是如何才能掌握住这一矛盾呢？在这个时候《基督教的本质》出版了，接着就是有关《哲学改革临时提纲》这本小册子。这些作品也许还不曾解放过人类，可是它们的确把青年黑格尔派从他们理论的死胡同里解救出来。
正是在他们大混乱的时刻，对于他们彼此所问的有关人和历史的这个惹人注目的问题，费尔巴哈给了他们一个正确的答案！我们能在四十年之后在恩格斯身上看到这种宽慰之情和热情的回响。费尔巴哈的思想恰恰就是这样的一种“新哲学”：它使得黑格尔和一切思辨的哲学“成为空白”；把哲学头脚倒立的世界再度扳正过来；谴责每一种异化和每一种幻觉，不过也把异化和幻觉的原因说出来，使得历史的“非理性”可以以理性本身的名义加以思考和批判；最后把“思维”和“事实”加以调和，使世界矛盾的必然性和从世界矛盾中解放的必然性可以获得理解。
正是因为如此，一如老年恩格斯所必须承认的，新黑格尔派“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正是因为如此，他们接受他的书，把他的书当作是宣告未来哲学道路的宣言。
我应该补充一下，这些宣言是“哲学性的”。因为十分明显，每一件事情都还是在哲学里头发生的。
可是哲学事件也已经变成了历史的事件了。这些作品有什么是特别引人兴趣的呢？首先，它们具有历史的趣味。
我硬是不选择这些一八四○年代的著作，不只是因为它们是最著名的和最具有生命力的（实际上它们一直撑到一些存在主义者和神学家巴望它们成为现代趋势的起源的今天），但也主要是因为它们属于一个历史阶段，具有一种历史的角色（当然是在一个有限的圈子里，可是是具有广大前途的角色）。费尔巴哈在青年黑格尔派运动的理论发展危机中既是“见证人”也是“参与者”。
要了解一八四○年和一八四五年之间的青年黑格尔派的作品，必须要读费尔巴哈的作品。尤其，这显示马克思早年作品充满费尔巴哈思想的程度。
不仅马克思从一八四二年和一八四五年的术语是费尔巴哈的术语（异化、类存在物、完整的存在物、主语和谓语的“倒置”等等），而且可能比较重要的是，基本的“哲学的问题设定”也是如此。像《论犹太人问题》或《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这些作品，没有有关费尔巴哈问题设定的这一背景就没有办法理解。
自然，马克思的论点远超出费尔巴哈直截的偏见，可是理论架构和问题设定都是相同的。利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马克思确实是一直到一八四五年才真正“清算”了这一问题设定。
《德意志意识形态》是指出有意识的和明确的跟费尔巴哈的哲学和他的影响决裂的第一本着作。对费尔巴哈的著作和马克思早期的作品进行比较研究，就使从历史角度来解读马克思的作品有其可能，而且能够理解他的发展理解得更多。
这一从历史角度的理解是否具有任何的理论意义呢？当然。一旦费尔巴哈从一八三九年到一八四五年这些年的作品我们都读过了，那么就不可能搞错传统用来证实对马克思所做的“伦理”解释的绝大多数概念的来源。
这些著名的说法，诸如：“哲学的未来世界”、“主语和谓语的倒置”、“人的根本是人本身”、“政治国家是人的类生活”、“哲学的扬弃和实现”、“哲学是人解放的头脑，无产阶级是它的心脏”等等，都是“直接”从费尔巴哈借来的或者是直接受到他启迪的说法。一切马克思的唯心主义的“人道主义”的说法，都是费尔巴哈的说法。
大家都公认，费尔巴哈一如这些宣言所显示的，总是思考到政治，可是几乎很少谈论到政治，马克思不只是引用了费尔巴哈的说法或者重复费尔巴哈的说法而已。费尔巴哈全部的关怀重点是宗教的批判、神学的批判，而且关怀以思辨哲学著称的神学的世俗伪装。
相反的，青年马克思首先心中萦绕着政治，然后是萦绕着就它来说政治只是“天堂”的东西：即异化的人的具体生活。不过在《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等等以及甚至通常在《神圣家族》里头，他只是把伦理的问题设定应用来理解人的历史的一名前卫的费尔巴哈派。
易言之，我们能够说，在《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把异化理论（这是说费尔巴哈的“人的性质”的理论）应用到政治经济学之前，马克思在这时只是把它应用到政治和具体的人的活动而已。重要的是，我们应该要承认这些费尔巴哈概念的真正来源，不是为了想要按照特性（这是马克思的特性，那是费尔巴哈的特性等等）的标准来评估每一件事，而是为了要避免把马克思只是借来的概念和问题设定，说成是马克思发明的。
甚至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要承认这些借来的概念不是一个接一个孤立地借来的，而是整个一套借来的：这套确实是费尔巴哈的问题设定。这是重点。
因为孤立地借来一个概念只具有偶然的和次要的意义。孤立地（从它的脉络中）借来一个概念，并没有限制借东西的人比对他所借来的东西的那一背景来源（例如在《资本论》里头从亚当?斯密、李嘉图和黑格尔那里把东西借来）。
不过，借取一组系统方面相关联的整套概念，借取一种真正的问题设定，它约束到了借东西的人这就不是偶然了。我认为，把「哲学宣言」和马克思的早期著作拿来比对，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有两三年的时间马克思确实是支持费尔巴哈的问题设定的，马克思自己完全认同这一问题设定，而且我们要理解这一时期他大部份说法的意义，甚至在这些影响到后来研究题材（例如：政治、社会生活、无产阶级、革命等等）的地方以及因此看来可能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地方，就必须把我们自己放在这一认同的重心上面，研究所有它的理论推论和推断结果。
我觉得，这一要求是重要的，因为如果说马克思支持一整套的问题设定是没有错的话，那么他跟费尔巴哈决裂、他著名的“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就意味着他采用了一套“新的问题设定”，即使这套问题设定把一些老旧的概念整合了，但是这样做也是把它整合进了赋予它们一种全新意义的整体内了。我很高兴能够用马克思自己常用的取自希腊史中的譬喻说出这一点：在对抗波斯人的战争遭到严重的挫败之后，特米斯托克洛斯Themistocles劝告雅典人离开故土，把他们城邦的未来寄托在另一种自然环境中——海上。
马克思的理论革命确实是这样：在他的理论从它的旧领域——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哲学领域——获得解放后，他把他的理论建立在一片新的领域中。" 不过我们能够以两种方式来考察这一新的问题设定：首先，在马克思的成熟期作品中——《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资本论》等等。
可是这些著作并不包含任何关于马克思理论立场的系统化表述，可以把它拿来跟黑格尔哲学在《精神现象学》The Phenomenology of Mind、《哲学全书》Encyclopaedia、《大逻辑》Larger Logic或者费尔巴哈的哲学在《未来哲学原理》里的那些表述相比。马克思的著作或者是争论性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或者是实证性的研究（《资本论》）。
被含糊地称之为马克思哲学的那种他的理论立场，确实是活跃在这些作品中，不过是被埋藏在它们里面，跟他的批判的或者是具有启发性的关怀混淆在一起，而且也很少有人（如果有的话）因为是要讨论它们本身的缘故而明显地以系统的和广泛的方式加以讨论过。自然，这一情况确实使解释者的工作难度提高。
在这方面，关于费尔巴哈的问题设定的知识以及关于马克思跟费尔巴哈决裂的原因的知识，能够帮助我们。因为通过费尔巴哈我们就间接地接近了马克思的新的问题设定。
我们能够找出马克思所决裂的问题设定是什么，我们能够发现这一决裂所“打开”的理论的眼界。如果说我们通过一个人拒绝什么就能够知道一个人，同样我们通过一个人支持什么也能知道一个人这句话是没有错的话，那么完全如同马克思那样的一位思想家，是应该可以像通过他后来所说的话那样通过他跟费尔巴哈的决裂来加以说明的。
因为这一跟费尔巴哈的决裂在构成马克思明确的理论立场这一关键时刻发生，关于费尔巴哈的知识因而也就变成是接近马克思富有理论意涵的哲学立场的一种不可取代的手段。通过这条途径，我觉得还可以更清楚地理解到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关系。
如果说马克思和费尔巴哈之间有这种决裂，至少就批判黑格尔的最后的哲学前提来说，在批判黑格尔是从费尔巴哈的观点（这是说，从马克思后来拒绝的观点）出发来进行批判这一范围内，我们应该认为在大部份的马克思早期著作中所能找到的这一对黑格尔的批判是不合适的，或者不正确的。在目前的情形，有一种经常而且也是无知的倾向，通常是为图省事，认为即使是马克思后来修正了他的观点，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能够找到的对黑格尔所做的批判还是有道理，能够“保留”下来。
可是这样做就忽略了这一基本的事实：在马克思了解到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批判是“从黑格尔哲学本身内部出发”的批判，费尔巴哈确实把黑格尔大厦的主体“推倒”了，可是他还是一名保留黑格尔最后结构和基础（这是说，黑格尔的理论前提）的哲学家时，马克思自己跟费尔巴哈分手了。在马克思看来，费尔巴哈是停留在黑格尔的领域里，他既是批判黑格尔的人也是黑格尔的俘虏，因为他只是把黑格尔自己的原理拿来对付黑格尔自己。
他没有改变过“领域”。对黑格尔所进行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确实是取决于这一领域的变动，这是说，取决于拋弃费尔巴哈抵死不从可是还被局限在那里的这一哲学的问题设定。
为了以对于当代的争论发生作用的方式来概括马克思和费尔巴哈之间这一特殊对立的理论意义，我应该说，在这场首先跟黑格尔然后跟费尔巴哈进行双重决裂当中，生死攸关的东西就是“哲学”这个词语的确实意义。跟古典的哲学模式相互比较，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能够是什么呢？或者说得确切一点，跟最后的理论家是黑格尔，还有费尔巴哈费尽心力想解脱可是又没法解脱的这一传统哲学的问题设定决裂的理论立场能够是什么呢？回答这一问题的答案，绝大部份都是能够以否定的方式从费尔巴哈那里、从马克思早期“哲学信仰”这一最后的证词（即在马克思舍弃这一借来装扮自己真正特质的形象之前，用以自己思索的最后一面镜子）那里取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