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全国两会刚刚落下帷幕，中纪委便再抛猛料：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徐建一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既然严重违纪违法，仇和、徐建一被拿下实乃咎由自取，不足为怪。耐人寻味的倒是，迥异于别的落马高官，仇和曾是名噪一时声名远扬的“政坛明星”，也是屈指可数既有诸多光环又饱受争议的“奇葩”高官。显然，这只落马“老虎”很有解剖的附加值。
2015年两会期间，仇和在小组讨论会上虽发言不多，但仍很淡定自如。在3月13日云南小组讨论会上，该省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发言期间，谈及“地方政府欠钱”问题时，仇就曾回应称：“我们这种体制，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应该是世界上最廉政。”联想到他履新昆明市委书记后也曾如是闪烁其词地唱高调，“我到昆明工作，人地两疏，和大家无亲无故；从未共事过，与大家无恨无怨：只身一人，无牵无挂；所以，工作一定能无恃无畏。”
要命的是，假若他真的能知行合一言行一致，他夸下的海口或许还有实现的可能性。不幸的是，与其他落马贪官在任时“雷语”成为落马后笑柄一样，夸“世界上最廉政”的海口话音甫落，大话就被他自己不攻自破，这不能不说是个极大的讽刺，确实是个黑色幽默。仇和落马，不啻于再次告诉人们，贪官必虚伪，别被他们忽悠卖了还替他们数钱。
仇和“铁腕”施政曾饱受争议。一度时期，他曾隔三差五地推出惊世骇俗的“仇式新政”，周期性掀起官场热议冲击波和媒体关注亢奋，堪称赚足了公众眼球。在主政宿迁和昆明期间，因为施政风格饱受争议，他也被称为“最富争议的市委书记”。《南方周末》曾报道，仇和的施政起点，都是由“治官”开始。在宿迁，他扳倒了前沭阳县委书记等贪官，撤换了不作为的干部；在昆明，已有1200多名官员因“影响软环境”被问责。他曾被贴上“个性官员”“改革官员”等光环，并“得来全不费工夫”地获得媒体一而再再而三的炒作“红利”，为其他官员刮目相看自叹弗如。
仇和曾经获得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主办的“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杰出人物”奖，获奖辞是：“仇和是荣获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杰出人物中唯一在任地方省部级领导干部，也是唯一的省会城市市委书记”。
然而，政坛既非表演舞台，更非走秀T台。你可以做“个性”官员，但必须记住：再大的官，也有权力边界，不可独断专横越界胡来。仇和落马，就像先前所有“个性官员”、“能人腐败”发案一样，其实无异于再次提醒现下那些以“个性”自居的官员们：神马并非浮云，为政要注意民主决策，恪守权力边界、敬畏规矩法律才是正道；对专事监督的官员们而言，仇和落马实际上也是在提醒：对所谓“个性官员”“明星官员”，要多长一双眼睛格外“关照”，别让他们身上五花八门的光环成为腐败的“障眼法”。
2015年，原江苏省委常委、南京市委书记杨卫泽拉开新年省部级贪官落马的帷幕，之后一发不可收拾，国家安全部副部长马建，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陆武成，浙江省政协原党组副书记、副主席斯鑫良，江西省政协副主席许爱民，河北省委常委、秘书长景春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栗智，现在又轮到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他们一个个前赴后继跑到监狱里去面壁思过。仇和以及徐建一的落马，无疑也再次告诉官员和世人：中央的厉言狠话不是唬人的放空炮和“武松来了”，而是言出必行行之必果的真刀真枪；这也再次警告那些屁股不干净尚未发案的潜水贪官：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躲了初一跑不了十五；更是警告官场那批还在跃跃欲试顶风作案的“贪大胆”们：手莫伸，伸手必被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