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文章以秦城的历史渊源为主线，阐述了古城的由来和历代古城存留的迹象，文中引用了大量的真实史料和试掘的出土文物完整论述了古秦城的真实面目。文章在最后的论述中对秦城真面目阐明了个人明确的观点。
[关键词]古城；悠久；文化；渊源；试掘；论证；面目
天津北部宝坻历史悠久：素有“宝坻县（今撤县建区）县内有县；城内有庄；城外有城”的说法。在宝坻城西南十余里，有一村名甘泉，当地人将“泉”字读成“县”音，因而称县内有县；城区内东北角有一庄，名叫“苦熬庄”，因而称城内有庄；城东南约十里处，有一古城址“秦城”，故有城外有城之说。
今天的古秦城从何得名？它在此沉睡了多少年？它的兴衰史涵盖多少故事？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有关秦城的传说很多，而现今文献史料记载者甚少。因此，许多专家学者，对此城一般“各抒己见”。这样，对秦城的文化内涵就出现颇多争议。我在此予以论证。
传说秦城，是唐王征东得胜回朝经过此地，为剿反僧在此筑城，唐王帅军每人兜一兜土筑城，取土地点是在今天津市宝坻区口东镇石各庄村北，石各庄村北确有常年积水芦苇丛生的大洼淀，这就是传说中建秦城而形成的洼淀。因此，当地人对此洼淀称“营淀洼”，又因唐太宗李世民初封秦王，所以，这座古城故得名“秦城”。
在学术上，有的专家写文章说秦城为古北平郡治，也有的学者将秦城定位为雍奴县治，但，这些说法都没有确切的依据和文献史料记载。
1977年，天津市考古工作者和宝坻文化馆文物工作人员，对秦城遗址进行了试掘钻探，重点钻探了城垣外50米的范围。1989年和1990年，考古队对该城进行了试掘。发现夯土台基两处，灰坑一个，不同时期的儿童瓮棺葬47座，土坑木椁墓8座。通过试掘得知，筑城以前有商周和战国早期文化遗存。古城及其使用时期的城墙、建筑基址和相关堆积，年代为战国晚期至秦。
城垣四面设门，皆位于城墙中部，今已成豁口。试掘中清理了东门、北门两处。门口外设瓮城。在20世纪70年代开挖潮白新河时，在南门处出土了大量板瓦、筒瓦和瓦当。
城内北高南低，平均落差1.6米，地面散落陶片到处可见。只因表土层下有三合土夯实的台基才不会长庄稼和草。
在试掘清理过程中，只发现一个灰坑，位于城中北部高地之上，灰坑为筒形，口径约1米，四壁垂直，深0.7米，底平，填土松散，浅灰色，出土许多瓦片，其中有两件烧变形的完整的板瓦。
以泥质灰陶为主，另有加贝壳的鱼骨红陶、夹砂灰陶。多轮制，绳纹为主，亦有一定数量的弦纹。器型有：钵、罐、盆、簋、网坠。
石斧1件，黑灰色岩石制成，横断面呈椭圆形，双面刃，刃部有砍砸痕。长18、刃宽7厘米。
在试掘中，共清理了比西汉稍早的翁棺葬3座。分别位于城东北角和东门口南墙的内坡上，为汉文化层以下，并打破城墙的夯土层。葬具有红陶釜、灰陶瓮、为当时儿童的葬具和葬式。
位于城东北角城墙内坡，西汉地层之下，打破城墙夯土，墓口距地表0.25米，墓坑椭圆形，长1.03、最宽处0.53米。葬具有两个红陶釜套盒。瓮棺内残存头骨、肢骨和上颌骨，随葬陶纺轮一枚。
试掘中，共发现土坑墓8座。分别位于城墙内坡和北部高地建筑基址上。
位于城墙内坡墓葬3座，皆位于城墙内坡，这三座墓葬，从墓葬形制上看应为同一个时期的汉墓。
位于城内北部高地建筑基址上的墓葬5座，单人葬4座，双人葬一座。4座单人葬，于表土层下开口，墓葬平面为长方形。棺最大2.8×9.9，最小2.2×0.85米，头部上方有的没头箱，以放置随葬品，箱子保存较好，头箱长方形，长1.3、宽0.85米，均为仰身直肢，头向北。器物组合为壶盒、罐盆、瓮壶盒三种。合葬墓仅一座，位于城内北部高地上，平面为长方形，两椁两棺，东西并列放置，头箱内放置随葬器物，仅见陶罐，肢骨保存基本完好。
在八座墓葬中6座有随葬品，以陶器为主，亦有铜矛、铁带钩等。陶器均为轮制，泥质灰陶居多，少量夹砂灰陶。基本组合有：壶盒、罐盆、瓮壶盒以及仅见罐四种，多为素面，亦有局部饰饰纹、弦纹，个别饰物上饰红黑彩绘。
随葬器物有：陶罐、陶壶、三足陶盒、陶瓮、陶盆、铁刀、铜矛、铜簇等。
在试掘中共清理汉代瓮、棺葬44座。除一座葬于城东北角城墙内坡，打破西汉地层的瓮棺外，余者43座均为城东门口内的道路上。路东西向，由碎瓦片铺成，宽4―5米，略高于两侧地面。路东高西低，现存路土28米，路西段大部被沼泽相黑土覆盖。瓮棺打破路土，其中有35座压在黑土层下面，只有东部高处的7座瓮棺不在黑土层分布范围内。 瓮棺葬具，红陶釜的形制组合可分为三种：第一种，均为釜，南北向。第二种为组合物。第三种组合釜，共2座，均为东西向。
城东门口内废弃的古路上，埋葬的43座儿童瓮棺葬，打破战国晚期的地层，因此，其年代上限早不过汉代初年。Ⅰ第一、二种组合的瓮棺，皆被汉代沼泽沼泽相地层叠压，此沼泽相底层的形成应与汉代发生的水波东有关。所以其下限不晚于东汉早期。第三种组合的瓮与天津北部天津市武清区兰城遗址西汉晚期地层中出土的红陶釜相同。
通过出土文物可知，该古城是建在商周遗址之上。20世纪70年代，村民烧砖瓦在城内取土时，曾出土过商周时期的遗物有：陶环、融腰、鬲足等，遗物出土位于城内北部高地偏西。在这次试掘中，于城西北高地，亦出土了早于古城的遗物，内涵两个不同时期的文化遗存。
出土遗物，以夹砂褐陶为主，其次为泥质红陶、灰陶、多细绳纹，局部抹光。主要器形有：鬲、罐、盆、、碗等。这些陶片可复原的经天津市考古工作者对古陶器的充分论证，证实为只有一只陶碗。
以夹蚌红陶和夹蚌灰陶为主，亦有泥质灰陶。夹蚌陶均饰粗绳纹，泥质陶多为素面，主要器形有：鬲、鼎、纺轮等。
其中鬲可分三型。其一，宽口沿平出，方唇，鼓腰，腹部饰粗绳纹，夹蚌灰陶，沿面有一道凹弦纹。其二，夹蚌红陶，口沿外翻，沿面有三道弦纹，腹部饰粗绳纹。其三，泥质灰陶，瘪裆，素面鼎仅见足部，夹蚌红陶，马蹄形。纺轮利用废陶片磨制而成，夹蚌红陶，一面饰粗绳纹，椭圆形，对钻孔，直径5.5厘米。
辽代文化遗存主要分布于城内北部靠近北城墙下的高地之上，以T黄褐色土，土质松软，含有红烧土块和渣，深达一米多，出土有白资片，沟纹砖等辽代遗物。
清理残窑址一座，位于城北门口东城墙内坡，窑打破城墙夯土层而建，平面呈椭圆形，直径4.8米。南面建火膛，用沟纹砖砌成梭形，火膛门在正南，为长方形孔。北部和中部为窑炕，窑炕为两层，下层用黄土做成，高出火膛0.5米，上层用沟纹砖垒，呈“炕形，”只砌出沿部，其余部分填土，窑残高2.25米。陶盆，泥质灰陶，敞口外翻，腹壁斜直，平底，饰弦纹，口径47.5、高24、底经23厘米。滴水残块1件，周边是圆点，直径15厘米，另有“绍圣元宝”铜钱1枚。
综上所述，考古工作者在古城试掘中的发现，全方位见证了古城址始建年代应在战国晚期。其中最为重要的依据是，城垣的夯土层中含有灰陶绳纹罐残片和红陶釜口沿等战国遗物，其中年代最有代表性的是南城垣夯土层中出土的明刀币，刀身与刀柄呈磐折。是燕国地区最常见的刀币形制。燕下都（今河北省易县南）遗址44号墓出土的刀币67枚，其中66枚属此类，同同出铁器等皆为战国晚期。灵寿“中山”古城内出土多种尖首刀和“明”刀币，独不见此刀币。因此，被认为其铸造年代应在（公元前296年）赵灭“中山”以后。沧县肖家楼一次出土刀币一万多枚，也不见此类刀币，说明其磬折刀币铸造年代应是乐毅代齐（公元前284年）以后。由此可见，秦城的营建应在“中山”乐毅代齐以后到燕国灭亡之前。另外，城内出土遗物也证实了战国晚期之特点。两处建筑夯土台基之上出土大量的筒瓦、板瓦，深腹盆、折腹盆、灰陶豆等，多见于燕下都13号遗址战国晚期文化遗存。秦城遗址F1建筑基址，出土的“长启”印的鼻钮，它的穿孔和钮都较细小，这是战国期私印的典型制法。
秦城内还出土了具有秦代特征的遗物，如深腹盆、饰山形纹的半瓦当等，这些遗物与赤峰蜘蛛山出土的同类遗物相同，并有秦始皇廿六年诏书陶量共存。在秦城还采集到一枚，刻有界格秦印风格的汉早期石印范。虽然秦城遗址出土秦代特征的遗物不多，但和秦王朝有着密切的联系。
秦城废弃于西汉初期，依据是：在试掘中，城内出土许多座打破战国文化层的西汉墓葬。随葬品以高领罐和矮领罐为组合的现象，在京津地区常见，此类墓在北京昌平雪山出土伴有西汉半两钱，昌平史家桥这类墓被定为西汉初期。综上所述，可知秦城始建的相对年代和废弃的相对的年代。也证实，秦城的使用年代并不是很久，如果按战国晚期（公元前296―汉初公元前206年），此城使用的时间不过百年，但距今已是两千余年的历史了。
另外，秦城是否雍奴县治。据文献记载：“自西汉早期以来，汉政权在这里陆续设置了两个县，即雍奴县、泉州县。”在试掘中，以证实，秦城废弃于西汉早期，雍奴县不可能在废墟之上。并且在这个时期，秦城已成沼泽水城，是不可能成为雍奴县治。《中国历史地图集》中，清楚的标注：泉州故城位于今天津市武清杨村西南“城上村”。雍奴县故城位于今武清区崔黄口镇西南“大宫城”。
试掘中只发现了辽代的窑址，并未发现唐代任何遗迹遗物，也未找到有关唐代其他文献史料的记载。《宝坻县志》对秦城的简短的记载，非常明了的道出，秦城的年代和他的文化的内涵。“治戊”就是防守的军事要地屯兵之城池。“秦始皇并燕筑城”，是讲，秦城建于燕国晚期，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亦修建使用过此城，故而得名“秦城”。
通过试掘，我们更进一步认识了秦城的文化内涵，为研究天津宝坻地域的历史沿革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史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