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提出的与东盟共建新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使得传统的“海上丝绸之路”概念焕发出时代活力，这将是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力推的战略构想。这一战略应超越“遏制―制衡”的“相对主义”思维模式，定位于实现“互构的普遍主义”。并且，具有中国主体性贡献的“天下”世界观及其所蕴含的“无外”原则，应当成为规划及践行新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所依凭的理念。
关键词： 新海上丝绸之路战略；互构的普遍主义；“天下”理念；“无外”原则
上述战略构想使得“海上丝绸之路”这一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概念又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和历史使命。本文拟在梳理新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形成过程的基础上，从形而上的角度检视有关新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实然解读和应然定位，并探讨指导新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理念。
一、新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形成
海上丝绸之路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传承的中外交往渠道和方式，关于其发展历程，国内外学界已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和研究，①笔者亦无新的历史资料可资补充，故仅结合本文主旨择其重点加以摘录。
据考证，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始自秦汉，兴于唐宋。[4]学界公认的关于早期海上丝绸之路航迹的记载见于班固所著《汉书》，其在“卷二十八下：地理志第八下”中述及：
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馀日，有湛离国；步行可十馀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馀，有黄支国……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5]
随着中华文明向心力的不断增强，海上丝绸之路也逐渐由互通有无的贸易通道转型为融物质与文化交流于一体的文明间对话方式。而且，以国家整体实力为后盾的官方出海活动，如郑和下西洋，在民间层面的物质与文化交流之外，又为海上丝绸之路注入了外交内涵。[4]（45-49）但自清代，尤其是鸦片战争以降，由于中国国力的衰颓及海上优势丧失，国家遭逢“数千年未有之变局”，[6]终日疲于“救亡图存”，传统意义上的海上丝绸之路亦走向没落。[4]（108）
及至当下，古海上丝绸之路虽已不再，但其仍是中国与有关国家共忆悠久交往历史的重要话题。例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3年6月6日由墨西哥总统培尼亚陪同参观奇琴伊察遗址时就曾表示：“历史上，两国文明交相辉映、互为借鉴，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在促进两国贸易的同时，推动了双方文化交流，在世界文明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7]
2013年9月3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参观中国―东盟博览会展馆时指出：“广西要抓住中国和东盟合作迈向‘钻石十年’的重大机遇，紧密对接东盟这个六亿人口的大市场，充分利用好西南中南出海大通道的独特区位优势，努力建设带动腹地发展的战略支点。”9月5日，官方媒体以《铺就面向东盟的海上丝绸之路 打造带动腹地发展的战略支点》为题报道了此次活动和有关谈话。[8]
二、新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定位
虽然目前中国有关新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阐述主要集中于经济领域，但国内外各界亦不乏从外交视角解读这一战略的目标及定位的尝试。此种尝试无疑是有益的，一方面，作为一个含义丰富的复合概念，历史上的海上丝绸之路本身就具有外交意蕴，更为重要的是，探讨新海上丝绸之路从提振经济到促进交流的各种作用，也有助于全面阐释这一战略的可能定位及影响。 综观有关新海上丝绸之路战略在外交层面的定位的解读，其中一种较有代表性的意见认为：“海上丝绸之路正成为中国‘升级’周边外交的一个生动案例。中国将以海上丝绸之路为媒介，在确保海洋领土主权的前提下推进海洋文化等软实力的海洋战略，提供海洋治理公共产品。”[13]毫无疑问，新海上丝绸之路所联系的各国与陆上丝绸之路的沿线各国一样，都是中国优先的外交方向，这使得分析者很容易将借由新海上丝绸之路“升级”周边外交的战略布局与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姿态联系起来，并将其识别为制衡美日围堵政策的手段。[14]
应当承认，上述以“遏制―制衡”为关键词对新海上丝绸之路战略定位的“被动式”解读是有其理论基础和现实支撑的。鉴于国家的战略规划属于社会文明范畴的高级“政治/文化/知识”活动，从中国精英阶层对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西方“政治/文化/知识”体系的研判出发，将有助于厘清“遏制―制衡”解读模式的思维逻辑。
西方的“政治/文化/知识”文明伴随着16世纪以来欧洲诸国在科技和经济发展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对全球意义上的“政治/文化/知识”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可以预见的是，上述“政治/文化/知识”综合体的强势地位还将维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而且，这种地位不仅存在于西方世界自我认知中，更通过其强烈的输出意愿变得更为显著。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一个“新帝国”时代似乎正在到来，“我们正眼睁睁地看着帝国正在成为事实”，[15]与过往“帝国”所不同的是，“这个‘新帝国’时代所依凭的……是信息、知识、资本和市场；更为紧要的是，‘新帝国’或其他支配者在这个时代的目的……是为了在世界中把各自民族认为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或理想图景当作物品加以推行，并经由推行这些民族价值或理想图景而将相关社会秩序或政治秩序强加给其他的国家。”[16]基于当下“政治/文化/知识”格局的强弱对比，我们有理由认为以西方为主导的“新帝国”时代所试图形成的“综合霸权”并不仅仅只是一种理论推演，更是一种现实的可能。
基于中国曾经辉煌的历史、强盛的国力和发达的文明，其精英阶层长期以来都持有一种本能性的“大国心态”，而近代中国所遭逢的种种冲击和挫败则是在绝大部分国人还来不及心理准备的情况下开始并持续的。这无疑使得中国精英阶层在客观现实与主观心态上出现了逆向的“扭曲”：一方面不得不承认自己在实在界中已不再是“大国”了，另一方面却又在观念界中并未认可“从是到不是”的转变为当然，经由长期历史型塑并沉淀的“大国心态”仍然萦绕于中国的精英阶层中挥之不去。或者可以说，中国的政治和知识精英从未放弃过重获“大国”地位的努力。当下的中国与初受西方冲击时的境况相比，虽已摆脱了“救亡图存”的重压，但仍面临着如何看待上述可能存在的西方霸权的问题。在此背景下，从中国的视角观察，作为“西方”这样一个“地缘/政治/文化/经济”复合概念在现实世界的代表，美国的一举一动，无论是战略调整，还是非战略层面的活动，都有可能在中国的政治和知识精英重获“大国”地位的渴望下，被识别为对中国的压制。
毋庸讳言，在无法确切判断美国或其所代表的西方世界的真实意图的情况下，对其保持警惕不仅应当，而且必须。然而，更需强调的是，如果因此就以“遏制―制衡”的被动式思维解读所有问题，则未免失之偏执。这种偏执的“遏制―制衡”思维在本质上属于“相对主义”的思维模式。不可否认，“相对主义”就其理论态度和品质而言具备对西方“政治/文化/知识”颇为自负的“单向度普遍主义”倾向的某种解构功能。但我们应当注意的是，对以西方“政治/文化/知识”为中心的“单向度普遍主义”倾向的抵御并不意味着这个世界上不存在普遍问题，事实可能恰好相反，当前世界的许多问题都需要当作普遍问题来理解和处理。而“相对主义”在理论上恰恰是在回避普遍问题，在实践中则更多是消极的回避合作，相当于“各说各的，各玩各的”。[17]这似乎意味着，“相对主义”是站在一种近似于本能的基础上强调“盲从西方”或“放弃抵抗”是坏的或者不可取的，或者说是立基于价值观上对西方“政治/文化/知识”霸权的伦理性批评。但就对由西方“政治/文化/知识”霸权而导致的西方话语支配进行批判而言，伦理的理由无法充当根本的理由，这只不过类似于再加上若干道德的谴责，虽然可以谴责得义正辞严以至于把说得不对的反着说回去，但由于无法回应当前广泛存在的普遍问题而在理论上仍然很虚弱。更为严重的是，退守“相对主义”表面上是为了求得互相尊重而反对西方“政治/文化/知识”霸权，但实质上却意味着“相对”中的各方都被贬值和抵制。有鉴于此，凡事均强调“遏制”与“制衡”，所反映的恰恰可能是基于对自身的不自信而形成的紧张心态，这不仅无助于中国重获“大国”地位，甚至可能使我们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渐行渐远。
当然，“互构的普遍主义”并非在口号式的号召下可以获致，虽然号召具备一定的道德感染力，但如果不将呼吁落实为具体的行动，我们不仅不可能以一种“主体性的中国”出现在整个世界知识体系的对话中，[16]（5）更不可能融入为理解和应对普遍性问题而形成普遍知识的进程中。
因此，笔者以为，就新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定位而言，应当是基于中国对21世纪国际社会生活主旋律的研判，综合考虑目前的地区及国际政治、经济和安全环境，以符合这一时代主旋律的发展国家间关系的方式，强化中国“政治/文化/知识”的主体性贡献，并进而参与形成普遍知识进程中的“政治/文化/知识”对话，以期达致“互构的普遍主义”。这一定位有助于我们突破偏执的“遏制―制衡”思维，并对新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所可能发挥的作用和产生的影响形成更为积极的预期。这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实际上，中美在这一问题（即新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笔者注）上不是冲突的双方而是合作对象，是做加法而不是做减法。”[14]
三、新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理念
在这一问题上，寻求曾经辉煌并切实带动世界文明对话的传统海上丝绸之路的启示不失为值得一试的合理路径。与其后欧洲国家同样通过航海活动推进的地理大发现所伴随的血腥和暴力相较，综观中国经由海上丝绸之路对外交流的历史不难发现，即便是像郑和下西洋这样携有军士和武器的大规模官方远航，②也几乎是在和平状态下进行的。这种和平的获得固然得益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先行者们宽容礼让的个人修为，但若需对其进行更具理论意义的解释，恐怕还应归因植根于中国历史并成为中国政治文化体系内蕴的“天下”理念。
在中国文化和思想体系中，“天下”是一个具有多维意义的概念。③而其中最为关键的，则是“天下”所表征的最大规模的思维尺度和思想框架。这一点与生长于西方“政治/文化/知识”体系中的“民族/国家”思维方式迥然不同。在“民族/国家”的思维尺标下，世界是一个单纯的地理空间和被认识的对象。而“天下”尺标则是一个包含但不限于“国家”的、足堪与“世界”相适配的概念，[21]换言之，倘要为思考超越国家规模的问题设置一个最大化的概念尺度和解释框架，非“天下”尺标莫属。
况且，“天下”观念的重要意义还尤其突出地体现为它所蕴涵的“无外”原则。④在中国，思考有关社会的问题一般倚赖着三级分析单位，即“家”、“国”和“天下”。首先，“家”是“一种先在的人际制度和给定的生活场所，它具有纯粹属于家庭概念的先验生活形式和道德意义……个体形成家庭只不过是‘进入’了家庭这一先验形式而不是‘组成’了家庭。”[18]（66）在“家”这样一种关系模式下，个人对私利与公益的比较和算计在理论上甚至可以趋向于无，家庭中成员间的关心和个人责任感则可趋向于极大化。于是，家庭模式便可既在理论上，又在实践中催生一种最接近绝对意义上的和谐境界的“无外”关系。这种和谐境界的理论可能和实景再现也就意味着：中国思想中先验完整的“家”是推导对人而言最完美的生活环境模式的前提。因此，根植于“家”之概念的“无外”原则也就有理由成为处理各种“共同体”内成员间关系的更优方案。由此，中国思想在思考其他共同体的关系结构时，就会很自然地将“国”看作是更大的“家”，“天下”则是最大的“家”。既然“天下”也是关系意义上的“家”，那么“天下无外”便是其内生之理。
事实上，就新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所依凭的时代背景而言，“全球化”的最初动力虽来自于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但在西方地方经验中生长出来的“异端情结”和“民族主义”却极大地威胁着“全球化”的观念与进程。[22]在“异端情结”和“民族主义”的共同驱使下，西方惯性地四处寻敌，四处为敌――要么消灭“敌人”，要么因“敌人”一时无法被消灭而将世界理解为“文明的冲突”的格局中。
历史的原因遮蔽了“无外”原则相当一部分的作用。⑤但在现代，在“文明的冲突”被理解为一种得到了部分经验事实支持的世界演变趋势的情况下，“无外”原则却焕发出了必须予以重视的时代意义。依据这一原则，“天下”之中的“所有地方都是内部……这样一种关系界定模式保证了世界的先验完整性”。[18]（51）当然，出于人之常情，中国也曾自视为“天下”的中心，但正是基于“无外”原则，在中国的意识中，“自我”与“他处”之间的关系可能有远近和亲疏之别，“他处”或许是遥远的、陌生的甚至疏远的，却不是与“自我”对立的和有待征服的。 在这样的意识下，中国思维中不存在将“他者”看作敌对的“异端”的因子，也不存在产生“民族主义”的土壤。 还需进一步明晰的是，当“天下”基于“无外”原则而给定了一个先验完整的世界之后，处于“天下”之中的“自我”便据此有一种先验的责任，这种责任要求以一种追求“和谐”的情怀来处理与“他者”之间的关系。并且，要达致这种“和谐”并非是唯我独尊地征服或同化他者。在中国思想中，“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这就意味着，中国所追求的“和谐”境界是一种“和而不同” 的境界，或者可以说，在“天下无外”中所承诺的“和谐”是立基于多样性共存的基础之上的和谐。
将世界各国纳入“天下”这样一种关系界定模式，既确保了世界的先验完整性，又保证了不同地方基于历史的多样性，这可能是唯一能够满足当下“全球化”所要求的国际社会生态标准的世界制度。而假如像西方“政治/文化/知识”霸权思维那样把世界看作是有待一统的分裂模式，那么世界的完整性就要么通过在后的对他者的征服，要么通过在后的“普遍化”自己来实现，两种路径异曲同工，都满载着顺昌逆亡的血腥味道，其代价是取消了作为生态活力必要条件的多样性。
基于以上分析，在将新海上丝绸之路战略作为宏大的“中国梦”战略的外交延伸时，以符合时代气息的“天下”理念诠释新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以“无外”原则践行新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实施，有助于在心理上消除新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所激起的东盟诸国由于种种原因而对渐趋强大的中国所产生的疑虑和不安，更有助于使中国与东盟从“经济共同体”提升至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
注释：
① 例如，在国际层面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丝绸之路：对话之路’综合研究项目”（Integral Study of the Silk Road： Road of Dialogue）中，曾于1990年开始分四个阶段对海上丝绸之路进行了考察。就国内而言，由蓬莱、扬州、宁波、福州、泉州、漳州、广州、北海和南京等城市协同开展的申请海上丝绸之路加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计划则将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推向新的高潮。
③这一概念除物质意义上的“天”下之“地”外，还在经中国早期思想家的不断阐发下被赋予了居住在“天”下的所有土地上的所有人民及其“民心”的含义。并且，“天下”同时也是最大规模的思维尺度和思想框架，即所谓“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
④在“天下”理念中，与“天下”相配套的还有另一重要概念――“天子”。“天子”是具有人格意义的“天”在世间治理世界的代表，即“君天下者曰天子”。既然“天子”乃“君天下”者，再经由“四海之内若一家”以及“天子无外，以天下为家”的层层推导，就必然意味着“天子”应具有“无外”的气质与情怀，这便使“天下”理念在原初意义上就蕴涵了“无外”原则。
⑤历史中的中国文化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于其影响力可以扩及的范围里罕有可与之抗衡者，由“天下”理念而出的“无外”原则在当时并不具有十分明显的作用。
参考文献：
[2]沙畹.西突厥史料[M].冯承钧译.北京：中华书局，1958.167.
[5]班固.汉书[M].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2005.1330.
[6]梁启超.李鸿章传[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85.
[8]李克强在参观中国-东盟博览会展馆时强调 铺就面向东盟的海上丝绸之路打造带动腹地发展的战略支点[N].新华每日电讯，2013-09-05.
[21]赵伯雄.周代国家形态研究[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