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当代生态文学已经成为一种自主性、社会参与性、地方性及对文化根脉的挖掘性非常强的文学活动状态。精神生态是自然生态的延伸或派生论域，由自然生态到社会生态再到精神生态的演化呈现出人的生命有机化过程。生态文学与精神生态的互动，基于人的存在的整体性、有机性而合理展示文学体验的精神品质。生态文学需要展示人的生命活动有机性，不仅将人的活动及艺术体验对象放置在人的存在的多重生态关系中，着力阐释及评价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而且致力于促合精神生态运行的有机性，在激情涌动中促成人的生存的生态健康。
[关键词]生态文学;精神生态;生态体验性;有机性;健康性
当代生态文学起因于问题意识，缘发于地球人对所处生态境域变异、环境状况不佳、肌体及精神“绿色”生存面临挑战而产生的深度忧虑;对何以掌控生存与发展的永续性，开发与保护（包括文化资源和遗产）的协调性，现实与未来的一致性等问题而并生的精神焦灼;对如何能够生态有机性地矫正人们背弃“万物一体”的态度及占用资源的不择手段，祈望“诗意栖居”的精神向往。当生态文学不断凸显对造成生态问题及环境危机的人类活动方式的深度反思，并旨在表达一种对人的生命有机性存在及和谐生存的精神召唤时，它业已成为一种自主性、社会参与性、地方性及对文化根脉的挖掘性非常强的文学活动状态，其所合奏的人的精神存在同样是生态的、有机的及平衡态的。
一、生态文学与人的精神生态合理性
生态文学之所以有极强的社会参与意识、问题意识和批判意识，主要在于文学体验的精神品质。生态文学的精神性征，不可能不凝视人的有机性存在，不可能不关注人的生存，不可能不致力于提升人的生存质量，不可能不去推高人们对理想的追思及境界性生存体验的向往，继而体现这种精神体验的合理性。
我们将生态文学与精神生态进行同体审视及把握的原因在于：其一，生态文学活动理应凸显人的生存结构中生态体验的本真性;其二，生态文学活动中精神生态运演的特殊性，对人的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存在结构的影响更加明显，更加期望文学体验境域中的生态整体性、有机性;其三，文学活动的精神生态机理必由感性（包括自然物）生命支持，而被精神体验化、情感化，并审美化了。生态文学的逆向性、警示性及批判性所指，不仅限于针对某个生命个体、某种需求及欲望、对人的活动的某种现象，更针对人的生存整体，针对人类生成过程及其长期恪守的中心主义观念。事实上，生态整体之所以有存在的合理性，必然是基于有机过程性存在，是生命有机性之间的多样、多重及多向度的关联存在。
人作为生命有机性的活动体，并不限于肌体性的有机存在，更在于生命活动着的肌体/身体为基础的自然、社会、精神及文化的有机存在，也就是说，人的生命有机性是整体、系统、综合且复杂的有机性存在。在笔者看来，人的生命精神实际上就是对这种有机性存在的活化、阐释及情意化，是对其智慧性结晶及文化的沉淀与延续。文学不仅有机、情意与审美地表达人的有机存在及生命体验方式，而且当文学与生态、精神与生态结缘，其文学对生命精神的彰显，其审美体验性及表达既要凸显人的有机过程性运演状况，更会将文学作为人的精神活动方式的表达策略来应对人的生态有机性存在。生态文学理应在这种意义上被植生、阐发及归类，并充蕴人的精神生态。但生态文学并非一种特立独行的文学样态，在其情理交融、话语表达、构建策略及意义指向方面，文学性及审美性仍然是其基本的体验方式，仍然是人的一种精神融通、事理传达、观念互通及交往活动方式。
鉴于当代处于初创时期的生态文学更多地是将生态和谐性祈望与非和谐的现实矛盾相交织，并直视人的生存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因而往往会以动物书写、寓言叙事、危情表达、境遇陈述及创制地域模式等方式，将批判、警示及人类生存困境、精神困惑所造成的精神生态的非平衡态融入文学叙事及审美体验中，往往以问题性审美、批判性审美乃至爱意性审美、向往性审美展示其审美价值。如陈应松的神农架系列小说中所创制的“神农架”，既是一种自然生态境域，也是作家本人的生存境域、生命体验境域，也形成其文学叙事的场域。他的《豹子最后的舞蹈》便是以动物叙事的寓言方式来象征，以此表达一种“义愤”、反思及批判，似乎也在通过破解“最后”悖论而沉淀其审美价值。
二、生态文学与人的精神生态包容性
生态文学与精神生态的包容性基于人的整体性、有机性存在。人的精神活动的生态性，一方面得自于人的自然躯体活动的有机性，由个体存在的多样性组合而推进社会活动的平衡性、有机性，进而提升至精神活动的有机性;另一方面在于精神体验对人的社会活动、自然躯体活动的反馈性及引领性，进而显示精神生态的整体、有机性的调节与掌控，并能呈现一种“精神圈”的效应。生态文学与精神生态于其中不仅能够调节系统化、整体化的精神场或精神圈，而且形成复杂的包容性结构。
文学活动的“精神圈”效应具有包容性。其一，将人的自然感性的生命体验不断推演至人的整体活动状态。其二，文学的精神体验性既不孤立，也非虚幻，而由自然、社会到人的精神存在的有机性合成。它既是包容的、合成性的，也是结构性的、层次性的，能够显化人的活动“圈”的整体存在。其三，所包容的人的生命活动的整体性、有机性，使得文学的精神性得到润化、调节，并平衡人的自然、社会及自身整体有机的生命体验，进而趋于生态化，同时也使文学的精神特性本身显示出生态化的特点。生态文学不仅全面体现文学活动特性，并以这种整体性、有机性状态显化精神生态，通过引发人的活动的生态化体验，而凸显人的活动对自然、社会及自身的有机状态所产生的正反作用。从词语结构讲，精神生态是自然生态的借用、延伸及对应。从生态本来状况讲，精神生态不仅基于自然生态的基础性，体现生态平衡性、调节性、有机性等关系性的特点，而且通过人的精神体验的内在调控作用，助推人与自然的生态有机关系。就生态理论研究层面讲，精神生态作为自然生态的延伸或派生论域，印记着从自然生态到社会生态再到精神生态的演化及互构过程，既体认自然人化过程，更阐释人的生命有机化过程。人的生命有机化不是只限于人的自然生命的存在，而是人的整体性存在（自然、社会、精神及自我，包括个体之间的关系），是在人的精神活动的调节及导引下人的生命活动全体总动员。生态存在之根在于生命活动的关系性状况，不论是自然生物及人的生命活动（人也是自然物），还是人与自然生物之间的关系状态，其生命活动的有机性都基于物质、能量、信息转换及交换形成的“生态圈”。
美国生态学家巴里・康芒纳于20世纪70年代论述过“生态圈”问题。1990年，他在《与地球和平共处》中，进一步分析了生态圈与技术圈的冲突所导致的环境危机问题。康芒纳说：“由于人们生活在生态圈和技术圈这两个世界里，因而便深受这两个圈子争斗之苦。我们所说的‘环境危机’――即涵盖地区性毒品垃圾场和地球不断变暖等众多尚未解决的严重难题――是生态圈中保守的周期性循环的自我和谐的过程与技术圈中创新的线性的但与生态环境不和谐的过程两者之间因极不相容而争斗的产物。”①法国哲学家德日进在20世纪20年代也从神学的超验性角度研究过“精神圈”问题，他说：“在精神圈的透视里，时间和空间都真的人性化了――或者应该说是超人性化了。”②法国学者埃德加・莫兰从科学哲学角度将精神圈比作“大气层”，认为“精神圈”是包罗万象的结构体，并且将其奉为“观念的生命”。他说：“精神圈存在于一切观点、一切观念中，存在于人类每个主体与外部世界、与人类其他主体以及与主体本身的交往中”，“精神圈像一个准确意义上的人类―社会大气层一样包裹着我们。正如植物制造出了大气层的氧气，氧气对地球的生命从此不可少一样，人类文化也生产出了象征、观念、神话，它们变得对我们的社会生活必不可少。象征、观念、神话创造了一个供我们精神居住的宇宙”③。莫兰还将精神圈放在“生态自组织系统”中考察，并连接人类―社会所形成的心理圈、社会圈和精神圈三位一体的复合体。这种复合性结构，其错综交织的存在状态，必然使之对文学活动的作用也呈现复合性。
国内较早进行精神生态研究的鲁枢元教授曾划分了自然、社会、精神三重生态结构，这种“三分法”为近年来的生态问题研究提供了一个较好的思路，也使人们对精神体验状况的分析研究有了一个逻辑脉络。鲁枢元也在国内较早论及“精神圈”问题，他说：“生态学家们喜欢用‘多层同心圆’的系统模式描摹地球上的生态景观，认为在这个独一无二、美丽奇妙的天体上是可以划分出许多层‘圈’的。”其中，有“物理圈”“生物圈”“科学圈”及“社会圈”，“也许，在地球之上，在人类社会政治经济的上空，还悬浮着一个‘圈’，一个以人的信念、信仰、理想、想象、反思、感悟、追求、憧憬为内涵的‘圈’，该是地球的‘精神圈’。”④这里，他合理、准确地将这种“圈”既作为一种结构性存在，又视为地球圈的一个层面，也是由人的活动构成的高层次的“圈”。鲁枢元在《生态文艺学》一书中明确指出：“这是一门研究作为精神性存在主体（主要是人）与其生存的环境（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学科。它一方面关涉到精神主体的健康成长，一方面还关涉到一个生态系统在精神变量协调下的平衡、稳定和演进。”⑤尽管这是将精神生态比作“爱情在男女世界中的位置”来界定“精神生态学”，但却已经凸显出精神生态的基本特性及关联性。
我们还应通过考察精神生态的复杂性结构，通过关注主体内在的精神生态机制，及其与自然生态、社会生态之间建立内在联系等问题，来认识人的活动之生态反馈机制的必然性及有机性。生态文学理应通过体认这种有机性而坚实文学的精神特性及必要的责任性，启悟人们如何合理变更现有的生存方式而归复生态条件下的生存，进而拓展文学的价值。
三、生态文学与人的精神生态体验性
文学活动既是人的精神体验方式，也是关系性存在方式。人的精神体验既基于生命实体存在的支持，更得自于生命活动关系及由此显现的生态关系，因为不论是人的生命实体（自然躯体、社会交往及精神体验）及自然生物的生命实体，还是为生命活动提供多种多样生存滋养的自然、环境实体，相互间必然以物质、能量及信息的转换与交换而建立各种各样的关系，这就展示为生态关系。
人的精神体验的多向性、循环性得自于人的生命活动的生态关系，而精神活动本身亦能呈现生态体验状态。不论个体活动还是社会整体状况，即便出现非和谐、非自由的状态，实际上都是由人的精神问题，或因精神生态运行的平衡性、有机性受到了深度影响而产生。当下出现的生态问题、不尽如人意的环境状况及人的生存困境，实际上是人的精神生态的体验方式出现的问题，其结果必然使生命活动关系的平衡性、节律性变异甚至被扭曲，其有机循环性、反馈性被阻隔。因精神体验对人在生态条件下生存起到支配和调节作用，所以只有最终解决精神问题，从精神层面上认识到生态问题的严重性，且有效及合理地调节人的精神生态结构，构建和谐的生态反馈机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问题。当代生态文学就是以自然生物、自然资源、自然环境状况的遭际为阐释对象，揭示对人的躯体及社会存在关系，对人的精神―心灵方面遭受的种种危害，力主从精神层面上启示人们认识生态危害的严重性，引导人们在精神与心灵的震撼中寻求解困及救赎的方法。创作者们对过去人们已经行走的路程给予警示、反思甚至批判，但对生态文学的精神所指却总是体现当代性及未来性，旨在从人的精神体验状态中召唤一种关系的改变，祈望那种曾失却的整体、平衡、有机的生态关系的“复魅”。徐刚在《地球传》的结尾评析所谓“末日”说时发出呼唤：“‘末日’这一词语确实让人惊心动魄。可是如在未来的近万年之内，世界上所有国家、族群中的所有人，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敬畏自然、珍惜地球，让山川大地江河水得到休养生息，不再贪婪，不再无度地挥霍资源，我们的蓝色星球有没有可能美丽依然？我期待答案是‘有’，尽管我忧心忡忡。”①生态文学首先是围绕这种“惊心动魄”而展开。王岳川也认为：“所谓生态文学主要是指那些敏感地对现代世界生态危机加以揭示，对其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加以批判，对导致生态危机的现代文明加以反省的作品。生态文学并不将人类看成自然界的中心，也反对将人类的利益作为自然价值判断的绝对尺度。”②
生态文学的精神体验性满含对人的生命本真、自然万物存在的权利、人的生态交融以及人性自由的回归与召唤，其中的情感撞击必然显示审美追求。华文庸在长篇小说《可可西里的哭泣》的结尾处言说：“藏羚羊是可可西里草原上的精灵，它们是自由的生命力的象征，我们要保护它们，让它们世世代代无忧无虑地生长、繁衍、兴旺，保护野生动物，别让藏羚羊再哭泣。”①在这种悲切的情感涌动及召唤结构中，生态文学如若展示对生命价值的重塑及审美阐释，理应通过精神生态体验的复杂性、多向度的调节，而拓展并结晶其责任性及美学价值。该小说重笔抒写了被志愿者们拯救的黄豆（狗）、大个子（牦牛）、爱羚（藏羚羊）三个美学符号的指示意义，以偷猎者的残暴性反衬人的贪欲引发的人性之丑恶，同时表现人及自然生物都渴望爱与被爱，更期望人与自然如能在生命、情感中互爱且有机交融，不仅会得到肉体救助，更能获取精神―灵魂的救赎。在笔者看来，“生态文学本身的精神体验性对当下人们对利益追逐的热望，对人类强势欲望的难以抵御现象的批判性也表现了这种活动往往是带有逆向性，或者也属于一种另类性艺术存在。但它对生态现实的召唤，对生命本真状态的向往，对人的精神生态平衡所支出的特殊能量，以及对精神生态体验给定的特殊魅力，或许是能够有效地畅扬这种逆向性及非线性、无序性艺术体验”②。
当生态文学的精神体验性含蕴着人性智慧、道德、理想及信仰的精神性展示，在生态境域（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及精神生态的多重意义的合成）中凸显精神生态的调节性、合成性时，必然要通过生态与审美的融通性叙事，以辨正人的这种精神生态体验的平衡性而活化文学体验，介入对人的感性、情感及生命活动状况的审美析理及精神心灵的撼动。事实上，对人的生存活动的艺术审美的提升，也是对自然、生态及生命体验的介入，这不仅是经验提炼及参与，更需要由个体的身心共融来成就整体有机性的参与。
四、生态文学与人的精神生态有机性
生态文学作为整体性、系统性地展示人的生命活动有机性的文学体验方式，要致力于促合精神生态运行的有机性。精神生态有机性以生态化的平衡性、节律性及和谐性，通过自然生态、社会生态与人的精神体验的合理对接，以人的个体活动及社会存在关系有机与和谐，以物质与精神、感性与理性、情感与理智多向度、多层次的合成而呈现。
生态文学守成文学活动特性，在获得人的感性生命支持的同时，似乎对感性存在的理解及体认更深刻。因为它认识到：不论是个体活动的人，还是人与自然现象、自然生物建立各种各样的关系，首先需要建立感性、具体的关系，而个体的存在必然成为这种关系的中介，那么，关系的变异、环境污染及生态危害首先危及的就是人的感性躯体，而人对自然生物的危害首先殒灭的同样是其实在的自然躯体。人能够在生态条件下自由生存，始终不可脱离感性、具体的生命活动，精神生态的调节性、支配性也需获得感性存在的支持，方可呈现其有机性。生态文学对感性存在的体认显然不是对欲望、利益性的张扬，而是融入人的生命活动内里，深度剖析人的超限活动对人的自然、社会、精神的生态有机存在的影响，揭示所产生的生态危害、环境变异，人的生存伴侣（动植物）、地球家园之灾对人的生存的影响。陈应松的中篇小说《豹子最后的舞蹈》就以豹子家族的最后遭遇来反衬人类境况，其“最后”的忧虑作为提示符，起码启示两重含义：一重是通过最后舞蹈着的豹子的“无奈”，意味着濒于绝迹的野生动物的“无奈”;另一重则最为重要，即表现人的活动及最后境况的象征，隐含并昭示着：人只有改变对自然、对动物的态度，转换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方能面对自身真正的生活与生存状况，使人规避这种“最后”的状况。
精神生态必然从生命有机性关系中表征人的存在意义，生态文学对意义的提升也成为精神生态有机性的直接表征。人的精神体验形式尽管多种多样，但生命活动的有机性乃至精神生态运行的有机性，都必须以物质存在、以人的自然躯体性的存在为基础。用瑞士精神心理学家丹尼什的话说：“我们人类处在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交叉口。在这里，物质与精神相会合。我们一只脚站在动物的世界里，而另一只脚则站在精神的世界中;我们既可以过一种完全是物质性的、动物式生活，我们又可以超越动物本性而进入一个精神的王国。能够进行这种选择，正是人类自由的核心要义。”①恰是这种“交叉口”效应，使人的精神体验具有生态化运行的有机性成为可能，并富含超越性意义。
生态文学与精神生态调节有机整体性，其中任何精神及心理活动元素作为有机整体的构成部分，共同润化着精神生态的运行机能。这还表明，精神生态必须与人的感性肌体的有形运动相吻合，并与自然、社会及他人的一切存在形成有机感应与交融，形成多层次、多角度、多方位的结构及多重意义指向。《淮南子》中有这样的启示性话语：“是故精神，天之有也;而骨骸者，地之有也”，“夫天地之道，至以大，尚犹节其章光，爱其神明，人之耳目曷能久熏劳而不息乎？精神何能久驰骋而不既乎？是故血气者，人之华也，而五藏者，人之精也。夫血气能专于五藏而不外越，则胸腹充而嗜欲省矣。胸腹充而嗜欲省，则耳目清、听视达矣。耳目清、听视达，谓之明。五藏能属于心而无乖，则勃志胜而行不僻矣;勃志胜而行之不僻，则精神盛而气不散矣。精神盛而气不散则理，理则均，均则通，通则神，神则以视无不见，以听无不闻也，以为无不成也”②。这些话语从天、地分类中探究精神与形体的根源，严谨论证了天地、血气不仅具有指代性作用，并且是精神存在的根本元素。当天地与人的精、神、形、体各个部位、各种元件、各种要素形成生命合力或同体构合，在血气、脏腑及肉身形体运动中，就合成为整体性、有机性的生态结构，其内里显现的精神结构的确是实在的，并处于永恒运动中，是生命活动有机性的呈现。这段话还表述一个重要意义，即强调人的内守精神，保持精神活动的节度，节制对身外之物的过度欲求，或者只有节制“嗜欲”，才能够“耳目清、听视达”。
由此看来，内守精神首先是寻求精神生态的内在平衡，而其最为根本的方法就是节制欲望、平衡生命机能，可称之为内在有机性。这里也透视出，人的精神活动及精神生态的平衡状态绝不是虚幻的、抽象的存在，必然是与道、与天地自然，并同肉身之躯与形的存在相一致，可称之为外在有机性。生态文学与精神生态的一致性必然运演这种内在与外在有机性，以显示生态整体的有机结构状态。
五、生态文学与人的精神生态健康性
对于生态文学而言，体现反思性、批判性、建构性，运演精神生态体验及有机性，都在于祈望人的生存的生态健康性。从生态学角度讲，健康性的基础在于生态系统的健康，在于人的生命活动机制及条件的健康，其本义应该指人与生存环境之间建立的关系状况。关系的有机性及其和谐程度实际上就表现着健康的程度。所谓关系的和谐程度，其最简单的意义就在于生命能量的互换及机能更新、代谢程度，在于其综合能力的有机显现，其中必然包括肌体内部的自我调节能力及精神生态的调节性。美国生态主义者利奥波德曾说：“一个有机体的最重要的特点是它内部的能够自我更新的能力，这种能力被认为是健康水平。”①这里的“健康”主要是一个功能性概念，它显示稳定、活力、自我调节及自我更新能力，同时还从精神生态体验中表征人的心智及良知。利奥波德强调：“要人们‘像山一样地思考’，即从生态的角度，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保持土地健康的角度来思考，培育一种‘生态良心’。”② 生态文学与精神生态健康互动，一方面要呈现人的多重存在关系的生态和谐程度以及功能展示程度，另一方面要通过精神文化的功能性、审美性作用，协调人作为生态有机体的活动。健康性也是一个生存意义的标识，既凸显多重生存条件（外在与内在）的作用及意义上的支持性，也得自于生态反馈机制的有效性、融通性。但这并不限于人的躯体生存的健康，主要还是以人的生命体验的生态化、生命自由化的程度来体现，或者是以这种综合性的健康指数来体现。显然，生态化、生命自由化程度越高，能量互动程度越高，其健康性就越高，其中必然呈现由精神生态有机性而推演的人的自我更新及自我调节能力的高下。德国神学生态学家莫尔特曼曾言：“人类越是在存在的欢愉中而不是在行动与成功中发现他们生命的意义，他们就越能更好地限制他们经济的、社会的与政治的历史。正是近代历史的压力使人类成为神经质和病态的。他们只有学会在所有的活动中保持宁静和安详，才能恢复健康。”③在莫尔特曼看来，经济、社会、政治都有其功利的一面，近代工业以来人类社会的发展极度推演了这种功利性，恰是这种功利性造成人的非健康状态，而恢复健康主要在精神活动的作用。文学活动能够使人们从中获得更高层次的愉悦与快感，我们悟解生态文学的真意实际上就在于祈望人能在整体、有机状态下健康生存。由此，当我们认同其对极端功利性的批判，不断激发生态爱意之情，满含对生态美好生活的向往之时，就必然渴求在这种精神生态调节下获得较高的生存自由度。
生态文学不脱离感性躯体的能量抒发及生命活力的涌动，并助推精神生态体验性、有机性为人们提供健康性的生态支持。只有运演精神生态有机性，人的生存活动才能是全面的、完整的，人与外在自然进行物质、能量及信息的转换与交换所形成的生态化过程才能体现综合性、系统性及健康性。对人的生态健康来说，健康性的实现不仅需要外在的自然生态条件，需要社会生态的有序与平衡，更需要内在精神―灵魂的生态协调与平衡，或者是精神―灵魂生态的健康，合理而健康的精神―灵魂使人成为文化生态的生成物。人的健康肌体的活力包含多重内容：有自然躯体的健康，即有肌体的运动、进食、营养、代谢能力的平衡;有精神的愉悦与健康，即对生命存在的生态性关爱为核心的精神―心灵的平衡态;有肌体与外在世界形成的健康性的能流互动与信息互换机制。文学首先要得自于自然感性肌体的生态支持而作用于人的健康的精神―灵魂，并由此而调节人们那种涌动着的生命激情、活力及艺术感觉。生态文学不仅应在生态整体性、有机性条件下助推人的这种生存机能，其中不仅也会使这种艺术感觉具备“接地性”，而且会直视人的生存机能及有机性体验。对人来说，不断迸发生命的激情与活力是健康肌体的重要标志，而这种激情与活力很大程度上要得自于文学的情感涌动、审美的激励及艺术感觉的不断丰富。
尽管当下人们对文学精神的渴求趋于淡漠，实用、利欲占据了人的精神空间，但如果能够接受生态文学创作的感染，能够从中透视由人的贪婪所形成的野性，人们同样能够找回曾经的情感冲动、理性思索及审美理解，能够将对生存的实用、实在的祈求放归到有机性存在中审视和把控。新世纪以来诸多以“狼”为阐释对象的创作，挥洒着狼的野性、柔性及智慧。雪漠的长篇小说《猎原》就将这种狼性极度渲染，但整部作品中几近没有狼的出现，而只有人对狼、对多种生物的残忍猎杀，草菅人与动物的生命，实际上这里的狼及其动物的野性已经转换为人的野性，而人的野性恰是人的贪婪所致，是人的精神生态的非健康性所致。杜光辉的长篇小说《可可西里狼》也主要不是直接写狼，而是以王勇刚为指示符写人类之狼性对可可西里从资源到生物的极度危害。石技术员面对这种贪婪、极度膨胀的欲望以及由实用性、利益考量支撑起来的政府，不仅几近视而不见，而且也积极“参与”。最后，不仅自然的生命、丰富的资源惨遭涂炭，像仁丹才旺、李石柱这样对生灵的捍卫者，也惨死在“人狼”的枪口下。刘青汉在呼唤江河生态文学对人们的生态责任及良知的作用时也发出感叹：“人类对自然的理念、心肠和行动决定自然生态系统的命运……尊重自然必然是风调雨顺，战天斗地必然是灾难滔天，这是生态的内在秩序原理……天地之间的道不是人贪婪的眼睛在短时间内看明白的，人是相对的、暂时的、有限的，宇宙的奥秘是广大深远的。正常人面对生态的心态是敬畏、感恩、叩拜、顺从和珍爱，不是改造和打倒。一个健康的社会，是一个讲天理和尊重生态秩序的社会。”①当人的精神被“狼性”支配，这不仅仅是非健康性（由精神到肌体）的存在，而且这时的“人性”会充满野性，并且在精神、目的及技术的助推下的“狼性”会比动物更具野性、斗争性。在此状况下，即便是江河湖海这样人类生存的母体与滋养的源生地以及人类文明的摇篮，都无法幸免于这种野性的蹂躏。
人的生态健康性结构中，精神生态健康是重要健康指数，其最大特征在于由内而外的功能运作的有机性方面，而其基本职能总是作用于人的活动的内在有机性，其基本的组织结构也是通过这种内在有机性的作用力而实现的。这时的“有机性”就不仅仅局限于人的生命肌体性存在，而且包括人的整体存在，即人的自然、社会、精神及文化的整体有机存在，是由内而外、由外而内之有机性的存在。其内在的作用力不仅表现在通过人的精神―心灵结构的平衡态，通过完备人的知识、观念、信仰、道德、艺术乃至审美等精神体验方式而合成特殊意义上的人格结构，更重要的还在于通过实施精神健康的组织职能来调控人的整体有机性存在。文学活动不断注入生态观念，充蕴着生态体验性，不仅参与人的整体有机存在结构的建造，而且会对其起到有机调控、情感滋润、关怀意识的养成以及锻铸健康肌体的作用，使参天化育、万物一体、诗意栖居的情意及理念充实人的精神肌体活动。这就表明人不同于动物自然肌体性的存在，人更是一种精神性存在，并且人的一切活动方式及目的是在精神生态的有机状态中实施的，而生态文学必然对其起到不断完善的作用，并助推其不断行进在生态有机的过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