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化与社会治理具有紧密的耦合关系，先进文化可以为社会治理提供有力支撑。现阶段我国社会文化保障的缺失严重制约了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进程。实现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转变，需要高度重视道德文化等非正式制度安排的作用，综合运用包括文化在内的多种社会治理工具来改进社会治理方式，通过培育公民文化、重塑信任文化、加强文化建设等举措建立完善社会治理的文化保障体系。
关键词：社会治理体制创新;文化保障体系;公民文化;信任文化;文化建设
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5）02-0068-04
基金项目：2014年度山东省社科规划青年项目“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研究”（14DGLJ10）;山东省法学会2014年度法学研究课题“改进和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和机制问题研究”[SLS（2014）G20];2014年度青岛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青岛市基层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研究”（qdskl1401093）。作者简介：孙涛（1981-），男，山东淄博人，中共青岛市委党校讲师，山东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社会治理研究。 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于全面深化改革进行了科学设计和系统部署，把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列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任务，并对如何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进行了深刻阐述。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转变，反映了我们党治理理念的高度升华，体现出我国的治理模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面对复杂而艰巨的社会治理形势，对于如何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理论界和务实界从经济、政治和法律等多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而对于精神文化因素在社会治理中地位作用的研究则相对不足。作为一种社会治理工具，在完善和推进社会治理的各种因素中，精神文化因素的作用越来越突出。从精神文化层面对社会治理问题进行研究分析，利用文化因素来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建立并完善社会治理的文化保障体系，已经成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重要路径选择。 一、文化与社会治理的关系辨析 英国人类学家泰勒提出，文化是一个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其他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综合体。[1]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一旦形成，便能以一种无形的力量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且以不同的形式和渠道发挥其特有的作用。 1社会治理与精神文化具有紧密的耦合关系。文化是社会系统中的一个要素，内含于社会其他要素及其相互作用之中，具有规范、整合、教化、沟通、认知、传承、凝聚和娱乐等功能，无论是国家发展还是社会进步都离不开文化的引领和推动作用。社会治理也同样要有良好的思想文化条件，离不开文化的引导与推动。社会治理是对整个社会系统的调控和管理，其中包括社会关系、社会生活、社会活动等诸多方面，而这些方面又都蕴含着礼仪、风俗、习惯、伦理、道德等文化内容，如果离开了文化，离开了文化的意义，社会系统便难以维系。实现有效的社会治理，必须从文化战略上统筹考虑，因为我们所处的客观环境在不断变化，只有关注和研究人心人性、国家民族根本的文化精神，才能把握决定着国家民族社会历史的发展方向，制定合理的社会治理政策，实现社会治理目标。[2]与法律法规、体制建设、政策政令、纪律规章等社会治理工具相比，文化因素具有三方面优势，一是当前的社会治理方式对人的行为外在控制是有限的，而文化本身具有的认同、融合、规范、疏导、调谐等作用却深入人心，形成内在的影响。二是通过运用文化因素来推进社会治理是最节俭、最高效的途径，文化因素推进社会治理可以省却社会控制和社会监督等中间环节的成本投入。三是文化因素对社会治理的维护和保障是积极的、建设性的，因而也是稳定的。文化因素一旦转变为人们的信念，就会使行为者积极主动地为这种信念作出努力。[3]可见，文化在社会治理方面具有独特的作用和必要性。 2精神文化可以为社会治理提供有力支撑。任何制度背后都有一套价值体系作为支撑，社会治理体制也需要一种内在的精神文化支撑。社会治理体制创新客观上要求作为非正式制度的精神文化因素相应转变，实现价值观念、道德伦理、生活习惯、思维方式等非正式制度安排的同步变化，形成新的文化精神和社会心理基础。[4]一般而言，文化的社会治理功能对社会和人的影响和控制不具有强制性，它发挥作用的过程是人的思想和行为从内而外的转化过程，因此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持久性。道德文化是制度的价值基础，制度是道德文化价值的展现，作为非正式制度的文化因素可以为创新社会治理的各项正式制度提供有力支持，具体来看，一是各类社会治理制度需要人们在道德心理上予以认同，否则难以在实际生活中被人们尊重、爱护并自觉遵守。二是良好的社会治理制度需要“有德之人”来掌管和执行才能实现良好的目的。三是一定的道德情感是维护制度的又一道心理防线，具有荣辱之心和是非之心可以让社会治理制度实现变得更加可靠。四是道德文化可以填补社会治理制度覆盖不到的地方，并柔化制度所形成的社会秩序。[5]因此，培育良好的社会道德文化可以为社会治理制度的制定和实施提供有力保障。 二、文化保障缺失制约我国社会治理发展 1公民文化缺失限制了社会治理的发展。从历史实践上看，建立在传统自然经济生产方式、封建宗法家族制度以及完备的专制集权政治结构基础上的传统政治文化是一种臣民文化，难以培育和促进公民文化及公共精神。普通民众因为依附于官府和家族，其言行受到了严格管控，没有独立的人格，缺乏自主意识和能力，与这种政治文化对应的是公共精神的严重缺乏。在当代中国，公共精神缺乏问题不但没有有效缓解，反而因为社会的急速转型而被强化。在个体自主性日益彰显、社会价值取向趋于多样化的今天，凝聚社会向心力和社会认同成为一个重要任务。由于信仰缺失，传统文化被破坏和解构，市场经济的不成熟对精神层面的冲击，精神家园失落、人情淡漠及价值迷失等“公共精神贫乏症”日益严重，人们自主意识确立但社会责任意识缺乏，工具主义和利己主义盛行，权利意识增强而法制意识不足，平等意识强化而契约意识不足，重等级轻平等、重人治轻法治、重权威轻个性、重权力轻权利的传统观念还大量存在，极大地限制了社会治理的发展。 2信任文化不足制约了社会治理的优化。社会信任是社会运行的前提条件，也是社会治理的重要道德基础和价值理念，良好的信任关系是社会组织和社会成员之间的黏合剂，是社会凝聚力的重要来源。信任还是一种重要的道德规范，作为人与人之间一种善意的期待和相互之间交往的行为准则，在规范、控制和约束人们社会行为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我国目前处于社会快速转型时期，原先的“熟人社会”逐步向“陌生人社会”转变，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纽带的传统人际关系网络被逐步打破，原先支撑社会信任的政治、经济、文化基础的变迁直接导致原有的信任体系失效。社会信任的缺失已经渗透到社会的每个角落，体现在社会生活及社会关系的方方面面，重塑社会共识已经成为迫切需要。社会信任缺失会导致社会权威难以树立、社会共识难以凝聚、社会秩序面临挑战，不同阶层和群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增多，这会导致更多的社会对立和不信任产生，从而形成一个“加速恶性循环圈”。[6]重建社会信任文化已经成为建立良序社会、实现有效社会治理的必由之路。 3文化建设滞后影响了社会治理的进步。文化是民族的血脉，也是人类的精神家园，它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十八大报告提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充分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目前来看，在创新社会治理过程中，“制度主义”的影响力很大并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同，但对于文化建设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和文化建设的滞后已经极大制约了社会治理的发展。文化建设与社会治理之间存在相辅相成的密切关系，一方面，文化建设可以提高国民素质、丰富文化生活、引领社会思潮、加强道德建设、化解社会矛盾、培育社会心态、提升软实力、促进社会全面发展，在创新社会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另一方面，社会治理又可以通过完善体制机制、加大资源投入、健全服务体系、推进文化建设、保护知识产权、弘扬中华文化、防范敌对势力等方面的工作，对文化建设产生深远影响。 三、建立完善社会治理的文化保障体系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改进社会治理方式要坚持综合治理，强化道德约束。按照这一要求，要着重从培育公民文化、重塑信任文化、加强文化建设等三个方面建立完善我国社会治理的文化保障体系。 1培育公民文化，形塑公共精神。社会治理说到底是对人的服务和管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需要培育以平等和协商、参与和责任、信任和宽容、团结和协作为核心的公民文化与公共精神。第一，推行国民教育，提高公民主体意识和参与精神。主体意识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助推器”，参与意识则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润滑剂”。市场经济制度建立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一方面为塑造“公民性”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也对公民的主体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于公民素质可以通过后天教育和实践活动逐渐积累并成熟起来，许多宪政民主国家通过较早地开展公民教育，使公民在感性和理性层面对政治运作和治理过程都有了较深的把握。创新社会治理体制，需要通过推行国民教育培育公民文化，改变长期以来忽略公民教育的状况，提高公民的主体意识和参与精神。通过推行国民教育把相关知识、技能、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有意识地、正式地、系统地传授给受教育对象，使其认同并接受社会主流价值观，训练并鼓励受教育对象按照这些观念和规范去行动，进而形成适应现代社会治理环境的行为模式。第二，提高公民素质，增强公民认知能力和法治理念。公民的政治认知能力是指公民对国家政治知识和治理过程的认知和了解，具体包括对本国宪法、政治体制、政治团体、权力运作程序、政治运行规则及政治价值观念的认识和了解，提高公民素质要着力提高公民的政治认知能力。现实来看，如果公民对政治制度及治理过程都不甚了解，就难以形成正确的政治认知，容易产生政治偏见，导致非理性政治行为，进而影响社会稳定。法治是现代治理体系的重要基石，法治理念是公民素质的重要方面，可以引导和规范公民的政治参与行为，使其通过理性合法的方式表达利益诉求。提高公民素质要着力培育公民的法治意识，通过学习法律、懂得法律，掌握法律知识;通过运用法律、维护法律，保护自身权益;通过尊重法律、服从法律，形成法律信仰。第三，增强公民理性，培育公民宽容意识和妥协精神。理性是人类特有的精神力量，公民理性是公民文化的重要方面，特指公民在参与社会及政治活动中调节和控制自己欲望及行为的能力，宽容意识和妥协精神是其中的两个重要方面。宽容意识是不同主体在相互理解基础上彼此间的“宽大对待”。各主体在相互宽容的氛围下可以用和平合法的方式来处理社会公共事务，达到自己的目的，从而避免暴力和冲突。从妥协精神方面来看，学会妥协是完善的公民人格的重要一环。不同主体间的相互妥协可以在承认对方利益的同时保护自己的利益，是一种“双赢”的选择。通过相互妥协可以保证各方的基本利益，进而形成良性政治循环和社会稳定。从二者关系的角度看，宽容和妥协可以相互促进，各主体彼此间的宽容可以达成更高层次的妥协。 2重塑信任文化，增进社会团结。信任文化代表了社会的基本价值取向，是一个社会的基本道德规范和准则，是构成社会主流文化和价值观的重要部分。信任文化的培育可以把人们对真善美的追求内化为潜在意识和自觉行动，使信任成为人们的一种习惯，从而形成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培育和发展社会信任文化是巩固社会治理基石的长期战略。第一，规范公共权力，重建政府信任。政府行使公共权力、从事公共管理都必须以公众信任作为前提和基础。近年来，部分官员贪污腐化，政府行政行为失当、公共政策偏失、机关效率低下等问题影响了政府形象和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政府公信力受到了严峻考验。一个诚信社会的建立，首先是政府的诚信，政府公信力是建立整个社会信任的基础，重构社会公信力应当从政府入手。重建政府信任是一项系统工程，一要以公民为中心，以公平正义为导向，注重维护和创造公共价值，及时回应公民对政府的期望，实现公民的诉求。二要从法律上推进行政法治建设，从道德上加强行政伦理建设，以此来减少政府行为的随意性和不可控性，规范和约束政府行为，降低权力被滥用和被私用的风险。三要提升政府治理能力，这其中包括应对风险能力、持续创新能力、协同合作能力、公共服务能力等多个方面。四要在政府和公民的互动和交往中培育信任关系。建立政府和公民之间常态化的交流方式，提高公务人员的专业素养和服务能力，构建多元化信任策略。[7]第二，完善相关制度，建立市场信任。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信用经济，同时又是一种靠驱动个体利益来运转的机制，并不会自动产生着眼于社会整体利益的道德意识。现有的许多不诚信、不道德行为与信用体系的不规范、不健全有很大关系，重建市场信任势在必行。首先，政府要建立完善有利于重构市场信任的制度体系，发掘市场经济体系自身蕴含的诚信伦理道德潜力，并使之成为全社会的行为规范。强化对市场的监管，防止并矫正市场失灵问题。完善信用记录制度，增加失信问题的经济成本和法律成本。其次，要注重通过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来完善诚信体系。市场经济中资本追求利润、个人追求利益的机制有对道德和诚信排斥的一面，而社会发展则要求讲究诚信和道德、从整体上推进公平正义，这种“二律背反”的矛盾需要通过弥补市场的缺陷来实现社会发展的整体平衡。再次，通过实现平等来实现普遍信任。实践证明，世界上贫富差距大的国家普遍社会信任度低，而贫富差距小的国家普遍社会信任度高，二者成反比例。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于实现共同富裕，所以既要通过市场机制把蛋糕做大，更要通过完善市场机制把蛋糕分好，在追求公平的基础上实现社会信任。第三，积累社会资本，增强人际互信。社会资本是一种建立在信任和互惠基础之上的合作关系，而信任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不同人群之间的互信是构成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中国人之间的相互信任不是人与人之间的普遍信任，而更多地存在于血缘和宗族之间，例如“老乡信任”“家族信任”“熟人信任”，在公共生活领域的诚实程度及合作水平有待提高。增强人际互信需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认识进一步增强人际之间信任的条件。经济利益、社会认同和自我实现是增强人际信任的驱动因素。如果人际信任能够带来合作双方潜在经济利益的提高，或者能够增强社会对个人的认同并促进自我价值实现，那么相互之间的信任就更容易形成并维持。[8]二是注重从自下而上的社会路径和自上而下的政府路径两个方面培育人际互信关系。前者主要靠增加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来增加社会资本和信任，让社会发挥自身的组织与监督功能，在社会日常运转中产生社会信任体系。后者主要靠政府制定政策及法律法规，增强社会的平等和公平等措施来增加社会资本和人际信任。 3加强文化建设，重塑价值体系。加强文化建设，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应该从引导主流文化、繁荣群众文化、弘扬传统文化等三个方面着手，筑牢社会治理创新的精神文化基础。第一，引导主流文化，确立道德规范。以文化建设推进社会治理体制创新是党委政府的重要任务，要通过引导主流文化确立全社会共同遵守的道德规范。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加强科学理论武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把握社会治理方向、凝聚社会治理共识、形成社会治理合力、走中国特色社会治理道路具有重大意义。现实工作中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树立并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9]二要加强对社会舆论的引导，改进舆论监督工作。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以正面引导为主，最大限度增加社会和谐因素，按照有利于党委政府改进工作、有利于解决社会问题、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的原则搞好热点引导和舆论监督，提高舆论引导能力，建立尊重、自律、负责的公众舆论环境;通过各种方式加强对网络舆论的引导。按照“积极引导、依法管理、整体管控、确保安全”的原则建立网上舆论动态监管机制，加强网上思想文化阵地建设，把握网络舆论工作的主动权。第二，繁荣群众文化，搭建文化平台。繁荣群众文化必须紧紧围绕创新社会治理的根本目的，发挥群众文化自身特有的社会价值和功能，通过提高公众素养来增强社会凝聚力与和谐度，进一步夯实社会治理创新的群众基础。繁荣群众文化首先要建立和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以公共财政为支撑，以公益性文化单位为骨干，以全体人民为服务对象，以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为主要内容，完善覆盖城乡、结构合理、功能健全、实用高效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10]其次，加强群众文化的管理工作。改革长期以来以行政管理为主的群众文化管理体制，综合运用行政方法、法律手段、经济杠杆等多种方式，打破部门、区域、民族甚至国家的界限进行协同合作，实现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加强对不良文化的监管力度。再次， 创新群众文化的内容和形式。全面贯彻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发展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倡体裁、题材、形式、手段的充分发展，推动观念、内容、风格、流派的积极创新。[11]通过上述举措发挥群众文化引领风尚、娱乐大众、传承文明等重要作用，增强社会活力，增进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交流和互动，为促进社会和谐有序、实现有效社会治理提供精神文化平台。第三，弘扬传统文化，挖掘当代价值。传统文化是“在文化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完善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道德风尚、审美情趣等一整套社会意识、社会心理及行为习惯”。[12]一国的传统文化决定着一个国家社会治理的基本理念和发展走向。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厚重的传统文化，其间蕴含着丰富的社会治理思想，解决当前社会治理中的各种难题，还需要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中国传统社会一直秉持“家国同构”的管理思维，在社会管理中将政治方式寓于伦理方式之中，注重道德教化，提倡“德主刑辅”，相信“因果报应”;在生活方面重亲善、讲人伦，在维护家庭及宗法观念中追求“齐家、治国、平天下”相互贯通的终极社会理想。总体来看，传统社会管理思想包括伦理道德至上的治国理念，亲和有序的社会秩序，教育、制度及诱导相结合的社会管理系统，“民为邦本”的政治统治思想，由“家国一体”观念所延伸出的社会动员模式。[13]我们要重视研究和发现传统文化的积极因素，为社会治理创新注入新的动力。注重集体主义与个人发展相统一，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互渗透，发挥道德教化的作用，做好“人心管理”工作，凝聚社会共识。在以人为本和公平正义理念的指导下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实现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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