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新疆于田县15个乡（镇）1200名农户的调查数据，在纠正气候变化适应性政策参与变量和气候变化适应性政策类型变量可能存在内生性偏误后，采用三阶段回归分析模型综合检验了以政府为主导核心的外界干预适应性政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户的决策过程和决策类型同时影响着生产的投入和产出。而不同的社会经济变量、空间环境变量和实物资本变量对农户生产要素支出和产出也有着显著性影响。适应性政策效果与农户的选择行为、个体特征、所在区位、资本投入等关系紧密，是影响农业投入与产出的重要因素。政府应该保证农户可获得足够的资金支持，继续加强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农户的教育和培训力度。积极推进上述外界干预适应性政策有助于提高农户应对各种极端自然灾害和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和农业生产水平。
【关键词】气候变化；外界干预；适应性政策；农业生产
【中图分类号】C924.2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码号】1674―0351（2016）01―0113―15
一、 引言
从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2007）开始，一直居主导地位的阻止气候变化行为逐渐向强调减缓和适应并重，而气候系统的惯性，使得不管温室气体减排的规模有多大，适应措施都不可或缺。此时，基于农户自身资源属性的自我规避型适应性行为和以政府政策等为主导的外界干预适应性政策纷纷出现。其中外界干预适应性政策因其能最大程度整合外部资源，通过行政强制性或者权威性获得政策机制和资源协调的双重优势，而被各国广泛采用。我国政府也在积极实施外界干预性适应性政策，以期在有效应对各种极端自然灾害的同时，提升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实现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但受农户个体特征、对气候变化认知程度、行为选择偏好、政策不确定性、资产专用性等因素的影响，外界干预适应性政策易出现政策供给与农户需求不一致的现象。例如，Johanna Hageback et.al（2005）[1] 189-212和Anderson S et.al（2009）[2]78发现，政府干预性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并没有显著提高农户收入和整个区域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张倩（2011）[3]171-195认为，强制性推行牧户定居政策和草场承包制度增加了农牧户生产成本，降低了农户收入和自我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因此，自上而下的强制性适应性政策不能解决农牧户面临的生产约束，更无法降低气候变化风险程度。谭灵芝等（2012）[4]67-78的对比研究发现，政府主导的适应性政策并未显著提高农户生产收入，却可能因为脱离区域实际，间接降低了整个区域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与上述观点相反，一些研究者则认为外界干预适应性政策对于农户农业生产具有“聚集效应”。即外界干预性政策可以更好的通过行政强制力集中优势资源，特别是在“以水定地”的干旱区，水资源的合理分配可以加快各种生产资料的集中，进而改变农户分散居住和各种应对气候变化基础设施建设和措施分散投入的不利状态（Gwendolynne Young et.al，2010； T. T. Deressa et.al，2011）[5]17-19，[6]23-32。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2007）[7]的研究表明，选择“制度”的改变和基础设施建设等以政府或决策部门为主导的适应性措施可以更有效的改变农户收入结构。Ole M. et al（2009）[8]804-816对塞内加尔适应性政策的分析发现，政府通过转换土地利用方式和推动农户改变现有生计策略等方式，可以较为显著的提高农户收入，并可更好的适应气候变化。李西良等（2013）[9]5353-5362认为，外界干预适应性政策催生了以干旱区家庭牧场为单元积极、灵活应对极端气候的格局形成，利于草地可持续利用，增加农牧户收入。
因此，外界干预适应性政策一方面为农户提供了更多的措施保障，节省了农户自我适应的成本支出；另一方面，气候变化及其影响存在典型区域性特征，在我国现有的强制植入的自上而下决策方式下，如果政策本身缺乏很好的因地制宜调整机制，且在政策执行时，没有有效的调动基层组织和农户的策略响应，地方政府和农户很有可能缺乏继续推动和执行某种适应性政策的动机，现有政策措施则无法显著增加农户收入（齐晔等，2013；谭灵芝等，2013）[10][11]10-16。塔西甫拉提・特依拜等（2010）[12]认为现阶段在西部生态脆弱区推行的一系列适应性政策，如生态移民，禁牧定居、参与式水权管理政策等，中央政府及省级政府的层级推动模式，却因普遍存在忽视农户微观特征、区域发展现实和诉求等问题，往往在基层地方政府执行过程中出现“中梗阻”。农户在未能获得实际收益或者对收益预期过低时，多消极应对。郑艳、王毅等（2010，2011）[13]在对宁夏银川市和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农业适应性政策调查分析发现，外界干预适应性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可能因为不必然有激励机制，导致农户对政府推动的各种适应性政策普遍存在参与不足甚至抵触现象。
从上述文献综述看，直接探讨外界干预适应性政策对农户农业生产程度和影响因素的文献还十分鲜见。显然，这在中国政府提出加强农业领域适应性水平的背景下具有重要的意义。从研究方法看，多是采取农户访谈的对比分析或采取焦点小组访谈，结合气象数据，分析农户适应性行为及应对气候变化的可能结果（Hageback et al . 2005[1]；Thomas et al . 2007[14]1339-1386）。上述研究方法可详细获知气候变化对农户农业生产的影响方向，但其结果往往出现各种影响单元无法确知影响程度和具体因素。此外，外界干预适应性政策对农户农业生产的模型估计中可能遇到内生性问题。产生内生性问题的可能原因在于已有研究忽略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相随相生性（simultaneity）。从模型的解释变量来看，农户对适应性政策的决策选择、政策类型变量与对农户农业生产影响之间存在相随相生性。因为，农户对决策的选择偏好影响不同决策类型的选择，而选择外界干预适应性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增加或降低农户的生产要素投入和主要农作物收入，反过来又会影响农户决策选择。而已有研究多由于未观测到农户自身特征（如年龄、性别、家庭收入、个人社会网络等）可能会与农户的决策行为及政策类型选择具有相关性以及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不考虑这种因素而直接对其进行回归分析，得到的结果可能会产生内生性偏误。 有鉴于此，本文将力求弥补以上研究的不足，通过使用工具变量和三阶段回归方法，在检验农户对外界干预适应性政策采用变量和决策类型变量内生性问题的同时，讨论外界干预适应性政策对农户包括地膜、农药、种苗、化肥、灌溉等各项支出在内的农业生产投入及主要农作物总收入的影响。本文其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数据来源与分析，第三部分建立了计量模型，第四部分是计量结果及其分析，最后是本文简要结论与政策含义。
二、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
（一）数据来源
新疆于田县地处东经81°09′-82°51′，北纬35°14′-39°29′，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昆仑山中段北麓，东倚砾石戈壁，与民丰县相连，西临荒漠草甸与策勒县相望，南部与西藏自治区接壤。东西宽约30-120km，南北长466km，地形呈牛腿状。受大陆性干旱气候的长期作用和山盆相间地貌格局的影响，发育着典型的绿洲、荒漠生态系统。植被总覆盖率约为11%，多为骆驼刺，芨芨草等耐旱植物，地下水普遍埋深在2-5m，个别地区超过7m。全县年均降水量47.7mm，但年均蒸发量2432.1mm，是年降水量的51倍，属于典型的干旱区。克里雅河是当地主要的灌溉水源，水资源相当紧缺，塔里木河分水后，于田绿洲人均水资源量为897m3，仅为全疆平均水平的76%。居民以维吾尔族为主，占总人口的97.8%。农业是新疆于田县的主要产业，全县GDP的85%来自于农林牧部门，超过70%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或者与农业有关的产业，但多是小规模的混合作物种植和牲畜养殖。由于依赖传统耕作技术、过度放牧和森林砍伐造成土壤退化等，由气候变化导致的农户生计脆弱现象普遍，也催生了各种适应性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特别是新疆近十年来在塔里木河沿岸实施的大规模水土保持政策，于田县作为塔里木河上游流域最重要的水土保育区域之一，已经具有了较为丰富的农业发展和抵抗各种极端气象灾害的经验，体现了当地适应性策略的多样性。
本文数据来源包括两组，一组是于田县近30年（1982-2012）①的气象数据，包括气温、降水量、大风和沙尘天气等气象数据，以及近30年极端气候灾害事件。另一组数据来源于课题组在2012年7至8月对新疆于田县进行的农户调查。调查样本采用两阶段分层随机抽样方法和配额抽样相结合的办法，具体步骤如下：在于田县以乡（镇）为层，在每个层内随机抽取2-3个行政村；在每个被选中的行政村按照村规模大小随机抽选1-2个居民点；在每个被抽中的居民点内按照住宅分布等距抽选20-30个居民户，如果被抽中住户不符合要求或不愿意接受调查，由访问员在其近邻中选择替换样本住户。调查对象主要为35岁以上、70岁以下，在本地居住或农业生产经验超过25年以上的农户。调查对象中受访者85%以上为少数民族，年龄在40-70周岁的占92.9%，初中及以下学历的占72.8%。被调查者的社会经济属性统计数据与新疆统计年鉴中和田地区社会统计数据基本一致，体现了该地是少数民族聚居，且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社会经济特征。样本规模为1200份左右，扣除答项有遗漏者，有效问卷为1172份，有效率为93.3%。表1为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与多元线性回归一样，Logstic回归模型对样本量有严格的要求，按照经验估计，一般因变量统计较少的那一类除以10就是模型可以分析解释的自变量数（张文彤，2010）。对本研究来讲，不参与适应性政策的人数较少（387：785），因此，本案例仍可选择38.7个自变量。而本文选择自变量个数为21个，分析效果应该较好。
（二）适应性措施类型及描述性统计
根据被调查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人口构成、气候变化、极端自然灾害等主要特点，结合焦点小组讨论和深度访谈，以及统计数据、过去研究的文献、相关政策文件的汇总与分析等，最终认定被调查地区六类最为主要的外界干预适应性政策：调整土地利用结构、水资源再分配、增加地膜覆盖面积、生态移民、禁牧及家畜圈养、劳务输出（表2）。
表2列出了政策参与农户选择干预适应性政策的实际情况。在全部样本中，不论被动或者主动，67.29%的被调查农户都选择了一类及以上的外界干预适应性政策。在参与的农户中，对六类政策选择比例分别为24.23%、32.19%、26.03%、12.96%、10.11%和67.29%。其中，67.29%的农户愿意选择劳务输出的应对方式，除了可以缓解资源压力之外，也希望获得更多非农收入。而32.19%的农户选择水资源的重新分配，则希望可以更好地满足中下游地区及远离水源地农户用水需求。农户选择适应性政策的原因大多是希望获得更高的收入（34.02%），降低气候变化风险。尽管如此，54.63%的农户认为其并未从这些政策中获得更多收益，对政府推行的适应性政策也并不了解（32.74%）或者不完全了解（51.06%）。在干旱区，农户多逐水而居，居住相对集中，加之与外界隔离的生活环境，农户间较城市和其他地区交往更为频密，一些应对措施通常会在一个大家庭开始使用，如果有效，就会在亲戚朋友和邻居间传播开来，进而可能成为整个社区共同实施的方法或遵守的规范。因此，在于田地区，亲戚朋友间互相传播的政策推广方式更为普遍和易于接受。此外，对于政策是否具有长效机制，50.31%的被调查者认为政策经常会变，40.27%的农户拒绝选择新的应对政策。
（三）政策参与户与非参与户生产要素投入及农作物总收入描述性统计对比
表3列出了全部样本农户中适应性政策采用农户和非采用农户（以下简称“参与农户”和“未参与农户”）的主要农作物总收入及主要生产要素投入情况。使用描述性统计方法，识别采纳外界干预适应性政策的农户与没有采纳的农户在生产要素投入和主要农作物总收入上的差异，初步判断外界干预适应性政策是否影响了农户的农业生产。从表3可以看出，政策参与农户的主要农作物总收入高于未参与农户，除种苗之外，其他生产要素投入均值也高于未参与农户，特别是化肥、地膜、人工等要素等高投入现象最为明显。2005年以来，新疆地方政府在特别干旱缺水地区实施良种补贴政策，以推广节水抗旱作物，故种苗支出费用减少。 对某种适应性政策的采纳，意味着某种新的生产方式的使用或者改变现有种植结构，这些都需要前期大量的人财物投入。如增加地膜覆盖是目前干旱区农村中最为有效的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方法之一，但是增加地膜覆盖面积前期投资较高，且多属于一次性投资，只有足够资金支持的情况下，农户才倾向于选择增加地膜覆盖面积。此外，因为没有时间序列数据，特别是近十年来实施大规模干预适应性政策以来的数据，我们无法判断政策参与者的投入是否一直高于未参与者，也无法确知是否有其他因素影响这种差异。而这种投入和收入的差异是影响农户进行决策的主要判断基础。此外，在解释这些差别时，也无法确知农户真实的决策行为，以及影响决策行为的外生变量。因此这种描述性统计并不能明确说明政策参与者与未参与者的差异。
三、极端气候事件对于田县农业生产的影响
（一）极端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高温、降雨减少和降水变率等的增加对新疆于田地区低收入和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体影响最为显著。由于气候变暖导致农业需水量增加，供水的地区差异也会增大。为适应生产条件的变化，农业成本和投资也将大幅度增加。但强化农业的土地利用模式又会造成克里雅河中上游地区天然林被大规模砍伐，大量的二氧化碳直接排放到大气中。传统的以有机肥料为主、实施轮作休耕的种植方式的改变，天然草场过度放牧引起土壤退化和侵蚀。而极端高温和极端低温共同出现的年份极易发生旱灾和虫灾，也容易出现春夏连旱，对农业生产影响极大。长时间高温增加了地表水分在烈日下直接蒸发量，降低了植被在防风固沙和降低流沙移动速度方面的积极作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加了风灾和旱灾的发生几率。查阅于田县近三十年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可发现，大灾年份农业生产总值偏低，而民政救助支出普遍较高。如遇春季降水量增加与升温的叠加，则融雪性洪水风险增大，其中于田南部山区和克里雅河灌区最易发生洪灾。洪水集中了大量泥沙，造成渠道堵塞，危害农田水利设施安全，并且增加农田土壤中的沙质含量，不利于土壤保水和肥力积累。河水中大量的易溶性盐类也会增加土壤次生盐渍化发生的概率。
而从于田县极端气候事件发生时间分布看，近三十年中共发生旱灾8次，沙尘暴110余次，洪灾7次，其中4次旱灾和3次洪灾都发生在近十年。而沙尘暴从上世纪80年代末起，年均发生3次以上，近十年，沙尘暴发生次数则增至年均4次以上，强度和持续时间也有所增加。由此可见，沙尘暴和旱灾是于田县主要的气象灾害。极端气候灾害对当地农牧业带来极大的风险。这种伴随极端温度、降水而同时出现的干旱、洪灾和风灾等协同灾害是于田县自上世纪末以后农业生产出现困难的主要原因。
气候变化导致的极端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和农户生计造成急速而广泛的影响。根据于田县1982-2012年的灾害统计资料分析，于田县年均受灾面积4.1万亩，其中成灾面积1.7万亩。特别是1998年以后，受灾面积和成灾面积等上升趋势非常明显（图1）。
从灾害损失看，20世纪80年代年均损失粮食数量及其占粮食总产的比重分别是3.34万吨和16.79%，到90年代急速升至6.92万吨和19.5%；而到2000年以后（2000-2012）下降至4.26万吨和14.68%。见表4。
其中，1998年旱灾和2008年风灾是于田县历史上的重大灾害。在农业主产区，成灾面积达30%以上，当年农业总产值下降61.3%。在灌区和绿洲-荒漠交错带，超过70%的农户生计受到影响，其中，27.3%的人口因灾返贫。新疆农业生产是以水定地，特别是大旱年份，径流量的减少会直接造成农牧业大范围减产，甚至颗粒无收。如果把旱灾和农户对水资源减少的感知结合起来分析，会发现于田绿洲农户对干旱缺水感知最深，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灾害和负面影响叠加对农户的农业生产和农业生计影响最大。而在牧区，从2000年开始连续多年的大风和旱灾，引致天然草场大面积消失，使荒漠向绿洲内部延伸的速度和范围不断扩大，导致牲畜数量每年下降10%左右，仅在2004年由于山区融雪性洪灾，牧草的丰沛引致牲畜总数有少量增长。
以农户为视角，剖析极端自然灾害、农业灾害和农户生计脆弱性，发现在于田地区，自然降水不足或水资源分配与农业生产需求匹配不均是造成农业自然灾害的驱动力。农户对各种极端自然灾害的应付能力不足是导致干旱和风灾等极端自然灾害成灾的原因。
（二）农户对影响气候变化的因素认知描述
分析被调查者对气候变化的认知，是其选择适应性政策的前提和基础。我们关于被调查者对引起气候变化的因素来自对开放式调查结果的总结。调查过程不设定选项，只设定问题，由被调查者直观地讲出其认为引起气候变化的原因。总体而言，被调查者认为在于田县，农业集约化程度低、灌区人口密度过高、水资源的过度使用、天然林砍伐、天然草场的过度放牧、传统耕种方式的改变、超量使用化肥、土地资源严重退化、土壤沙化和盐碱化等是引起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而不合理的资源开发政策和忽视负载资源环境基础之上农户生存发展意愿的环境保护政策则加剧了人类活动对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表5）。
在于田地区，农业生产的脆弱性既受区域水资源可利用量的限制，也与农户的种植结构、灌溉支付能力和对农业的依赖程度有关。广种薄收的非集约化种植模式需要更多的土地和水资源，而灌区人口密度过大，也会对水土等资源提出更多需求。在农业科学水平一定的条件下，为了得到更多的农产品，增加开荒面积成为首选，但是增加的耕地面积必然需要更多的水资源来灌溉，这就打破了原来水资源的供需状态，经常造成绿洲内部分耕地以及边缘交错带的植被因缺水而大面积枯死。不合理的灌溉方式，如大水漫灌，未在上下游间建立良好的资源利用协商机制等造成水资源过度使用。这些行为都会破坏土壤表层植被，加大流沙移动速度，降低水域对热量的吸收作用，从而引致干旱和大风及沙尘等极端天气事件增加。
在于田绿洲，超过90%的被调查农户认为上述问题的存在，除了与其自身发展需求而导致的不当利用有关之外，政府不合理的资源环境保护政策和社会经济发展政策则起到了催化作用。如许多被调查者认为上下游水资源分配政策并未完全考虑不同区域间人口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水资源分配过度倾向于下游地区，由此反而加剧了中上游农户对水资源的掠夺式使用。事实上，近些年来上游对下游的配水量已经有所下降，与此同时，灌溉面积也在逐年缩减。集中供水方式在春夏灌溉高峰期，也无法保证农户的日常生活用水，却因为长期抽取地下水，造成了大量天然草场和天然林枯萎、退缩；退耕还林还草和休牧补贴不足以维持农户日常生活，大量青壮年劳动力不得不到城市寻找工作，而应对气候变化导致的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需要更多的青壮年参加，大量劳动力的离开，也降低了整个地区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等等。
五、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模型运行结果
表6列出了农户采纳外界干预适应性政策的Logit模型估计结果。结果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荒漠地区、从事农业时长、户主受教育程度、是否以农业为主要收入、借贷比、是否宗教人士等变量对干预适应性政策选择概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族别、山区等变量的影响为负显著性。其余变量没有显著性影响。
在第二阶段，本文运用SPSS16.0统计软件对1172名被调查农户的相关数据进行多元Logit回归分析。在处理过程中，通过极大似然估计的统计量概率检验（p
经过多轮迭代和11轮优化拟合，得到影响最为显著的12个自变量：户主从事农业生产时长、抚养比、是否以农业为主要收入、族别、灌区、山区、荒漠地区、户主受教育程度、借贷比、农用地面积、家畜价值、适应性政策选择概率。
进一步，对模型引入的12个变量作显著性检验。首先对所有自变量偏回归系数进行似然比检验，判断是否其全为0。当模型中没有引入自变量时，-2倍的对数似然值为1532.454，当引入自变量后，则为1328.213，二者之差为204.241，p
表8是对适应性政策类型选择回归估计结果。以劳务输出为比较的基准，本文中6个适应性政策类型，最终得到5个标准logit模型的系数。
根据表8可知，农户选择适应性政策的预期概率越大，越倾向于选择劳务输出、调整土地利用结构和水资源再分配，但最不愿意选择禁牧及家畜圈养。这个结论也与我们对适应性政策选择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一致。而不同的外生变量对适应性政策类型选择的显著性影响也不尽相同，如从事农业生产时间越长的农户和维吾尔族农户更倾向于选择水资源再分配和劳务输出。不同区域，如山区、灌区和荒漠地区，由于区域间气候特征、水资源丰沛程度、应对自然灾害设施水平、农户收入构成等差异，对外界干预适应性政策也显示出不同的选择偏好。
表9是第三阶段回归的估计结果。从Breusch-Pagan 独立性检验结果看，模型卡方值为17.03，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远远超过了临界值，这说明方程系统之间的误差项之间确实存在着相关性，本文使用的SUR模型是合适的，它可以显著提高模型估计的效果。
（二）计量结果及分析
1.8个回归方程的估计结果显示，在控制了其他影响因子的条件下，采用外界干预适应性政策会显著提高地膜支出，但会降低种苗和灌溉支出，对其他支出和主要农作物收入没有产生显著影响。有两个可能原因：一是干旱区农业适应性政策多偏重节水和高产，通过实施良种补贴和滴灌等节水设施，重点强调防风固沙和水土保持，从而显著增加地膜支出，降低灌溉和种苗等支出；二是可能与我们调查的时点有关。许多适应性政策需要累积到一定时间才发挥效益，农户不可能短期内就从这些政策中获益。近十年，70%被调查农户改变了作物种类，特别选择耐旱性强和效益好的经济作物，但前期的投入成本过高，从播种到挂果周期较长，农户需要采取其他方式维持生计。而2007年才开始的大规模生态移民，相当一部分农户目前尚处在勉强维持生计的阶段，缺乏足够的物资、资产、社会网络等积累。
2.农户对不同适应性政策的选择概率也会对各种生产要素投入和主要农作物收入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农户选择土地利用结构调整和水资源再分配，会显著增加种苗和地膜的支出，主要农作物总收入也明显增长，但灌溉投入减少。八十年代末期到九十年代中期于田地区大规模的土地开发活动，使于田绿洲的资源环境基础产生退化性改变，导致各种自然灾害频仍发生。进入二十一世纪，当地政府通过调整农林牧用地比例，在荒漠地区和克里雅河沿岸大力种植牧草和灌木，防治沙尘和水土流失。在农业中则加大了耐旱经济作物的比重，并通过上下游流域水资源的重新分配、提高农田地膜覆盖率、实施喷灌、滴灌等节水措施，减少水资源灌溉量，增加了中下游地区农田灌溉面积和农户收入，加上国家退耕还林还草政策的实施，于田绿洲生态环境有局部好转，农作物总收入增长显著。而地膜的大规模使用，会显著降低灌溉支出，但地膜、人工和农机（如地膜机）的支出也较为明显。
3.农户选择生态移民的概率越高，其种苗和灌溉的支出越高。在于田地区，生态移民主要是将生活在退耕还林还草地区、极度缺水地区的农户迁移到灌区和城市近郊等。尽管在理论上，农户实施生态移民可以获得更好的生产生活条件，这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农户选择生态移民的可能性。但在实践中，这种效应可能会受其他因素的干扰。在于田地区，以荒漠内绿洲为核心的生产方式，加之与外界隔离的生活环境，农户间多宗亲团聚式居住。而生态移民则可能割裂原有的相对封闭的生活环境与社会网络，因此难以在短期内实现资本的积累。上述结论从调查和计量分析也可发现，即农户并不偏好选择生态移民，特别是年长的农户。迁移农户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首要任务都是进行农业生产，因此其生产投入也主要集中在种苗购买和灌溉方面。
4.禁牧及家畜圈养概率值越高，人工支出成本也越高。禁牧和家畜圈养之后，传统的仅需一人就可完成的天然放牧却因为农户的日常生产细分为了耕种和养殖，需更多的人力投入到牧草种植、青贮 、以及草料购买等，人工成本支出增加显著。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尽管禁牧和家畜圈养是于田地区现阶段最为直接的保护草场和流域等脆弱生态环境的重要手段，但是，实施休牧和牲畜圈养之后，农户需购买草料以备冬用，而由于大部分耕地已成为草地或林地，这些草料除部分由当地种植的苜蓿提供之外，还需大量从其他地区购进。根据调查，草、料和青贮成本已占总成本的29%，这种方式极大增加了养畜成本。而退耕还林还草的补助尚不足以补偿农牧户的损失，近年来频繁发生的干旱、大风等极端气候灾害使植被生长面临更为严酷的条件，畜牧业因此遭受严重的损失。草场承包制和休牧制度限制了农户传统的低成本的通过转场方式和“逐水而居”的移动放牧方式应对各种自然灾害风险的可能性，购买草料和异地借租草场的方式又增大了农牧兼业户的养畜成本，其结果是农牧户在无法依靠耕种维持生计的情况下，又因为养畜成本的不断上升降低了农牧户最为重要的经济收入。如果不能切实降低养殖成本，让农牧户获得更直接的收益，这种禁牧和家畜圈养必然难以持续。从长期看，农牧户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也会相应降低。 5.家庭特征变量方面，户主从事农业生产时长、是否以农业为主要收入等变量对种苗、地膜和灌溉支出都有显著的正影响。在干旱区，水资源是决定耕地面积、作物种类和农业收入的最主要因素，而增加灌溉、增加地膜覆盖面积、种植耐旱作物是最为有效的增产方式。根据调查，只要在家庭经济情况允许的情况下，农业生产经验丰富的农户和以农业为主要收入的农户最倾向于选择这三种更为安全有效的应对措施，特别是在极度缺水和缺少水利灌溉设施的绿洲-荒漠交错带，这个比例最高。此外，户主年龄越大，对风险更加厌恶，也多选择增加灌溉这种直接的增产方式，从而户主年龄对灌溉支出影响也为显著。维吾尔族长期生活在干旱区，已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适应干旱区生态环境的农业生产方式，更倾向于遵守已有的种植模式和种植结构。调查发现，许多维吾尔族农户，特别是居住在于田山区和荒漠地区的农户仍坚持广种薄收和大水漫灌的耕种方式，也因此，对灌溉支出影响最为显著。
6.在地区与空间环境变量中，以荒漠地区考量外界干预适应性政策对各种支出和主要农作物收入的影响，可发现，其对种苗、地膜和灌溉等支出皆为正向显著，但对主要农作物收入无显著性影响。囿于水资源的稀缺，荒漠地区被调查农户的主要支出集中在节水方面。特别是那些远离水源地的农户，一旦遇到旱灾和风灾等极端自然灾害，就会导致生产生活无以为继，加之荒漠地区分散的居住环境和恶劣的自然地理条件，农户长期暴露在气候变化威胁中，造成越远离水源者，对水资源有关支出越强化，但这种强化也因为荒漠地区土地贫瘠和可耕地面积不足，农业产出较低。灌区是于田县最主要的农作物产地，其拥有充足的水源和较为完善的水利设施，增加化肥投入可以显著提高农作物收入，但充足的水源也引致灌区的农户对地膜的支出降低。于田县南部山区降雨量比其他地区多，昆仑山的春季融雪也可解决部分农户的灌溉和生活用水，其对水资源稀缺性不敏感，加之山区农户多为农牧兼业，种植收入所占比例不大。实施抗旱种苗和作物、增加地膜覆盖面积和灌溉对其增产增收意义较之其他区域不显著，却会加大生产成本。因此，山区对种苗、地膜和灌溉的支出显著性影响都为负。
7.在各种人力资本变量中，根据模型估计结果，户主受教育程度越高和接受过政府的技能培训都会增加种苗和地膜等支出，但前者对化肥和灌溉支出影响为负向显著。教育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农户获取信息和分析信息的能力，使其能更清楚地意识到气候变化对社会经济和环境的负面影响。在于田地区，受教育水平在初中及其以上的农户对近十年气候变化的影响认知更为强烈，因此更易于接受和采用新的作物品种和节水方法以应对气候变化。这部分群体对化肥等对土壤、环境的负面影响多有较强的认知，对水土保护也更为敏感。政府是否提供农技服务对种苗、农药和化肥的支出呈正向显著性影响。但调查发现，许多农技人员仍多强调农药和化肥的使用对增产的主要作用，这除了与农技人员自身的知识结构有关之外，也可能和其私下销售某类化肥和农药的行为有关。
8.社会资本变量方面，借贷比越高，地膜支出和主要农作物总收入也越高。尽管增加地膜可显著提高农业生产效率，降低水资源的使用，但前期投资较高，只有资金支持足够的农户才更倾向于选择增加地膜覆盖面积，从而出现借贷资金越充足，农户地膜支出越高的现象。此外，改变农作物种植结构，意味着可能需要增加新的投资，也可能存在不可预见的风险从而降低农户的预期收益。获得借贷则可在较大程度上缓解农户资金约束的压力，并降低未知的农业生产风险，进一步增加主要农作物总收入。
9.实物资本变量方面，农用地面积的增加会显著提高种苗、化肥、地膜、灌溉、农机的支出，并提高主要农作物总收入。而家畜价值越大，农作物总收入则减少。尽管养殖业是提高农户收入的重要手段，但家畜价值越大，意味农户在牲畜养殖方面支出更多，会降低农作物总收入，对其他相关支出影响也不显著。农资价值越高，对农机支出也越高。调查也证实：农资投入较大的农户，多为种田大户。自有农机设备可减少人工支出和设备租赁费，提高生产效率，因此他们增加农机支出的激励较强。
六、结论与政策启示
总体而言，农户的决策过程和决策类型同时影响着农户生产的投入和产出。而不同的社会经济变量、空间环境变量和实物资本变量对农户生产要素支出和产出也有着显著性影响。尽管许多农户并不是自愿参与外界干预适应性政策，但在生态脆弱区和干旱区，种植业生产和对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中，政府主导的外界干预适应性政策，可极大影响农户的生产生活行为。农户正从过去单一的农业活动转向现在多种经济活动，这种转变也增强了他们对气候变化的应变能力。本文的政策启示是：第一，政府的政策应该保证农户可获得足够的资金支持，以增强其改变种植结构和生产策略的能力和灵活性。例如可通过发放短期贷款以应对极端气候灾害对农业的影响；利用长期无息或贴息贷款发展畜牧业和林果业；政府财政应加大生态环境涵养区和保育区的转移支付和生态补偿，以提高当地农户可持续生计和自我发展能力。农户对极端灾害的感知和应对措施主要取决于灾害对其生产生活的影响程度和政府灾害应急救助水平。如果政府的各种救助迅速到位，可降低农户对极端自然灾害的感知强度，农户也更愿意配合政府，采取各种应对措施，提高自身适应性能力。第二，继续加强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实施节水措施。在干旱区，对水资源获取的难易程度是决定农户应对气候变化脆弱性能力的最主要因素之一。水利设施的建设和资金投入应考虑干旱、大风和洪灾等极端气候灾害对农户水资源需求的影响，加强在山区融雪区域和克里雅河流域上游等地的防洪设施建设，减少季节性洪水和融雪性洪水对中下游地区生产生活的影响。实施水资源储蓄，增强整个流域抵抗干旱和大风天气的能力，同时配合新疆地区在塔里木河流域实施的节水灌溉补贴计划，在主要耕种区推进节水灌溉。充分考虑不同区域间人口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实施上下游水资源协商分配制度，避免上游地区掠夺式使用水资源造成中下游地区生产生活无以为继，以及大量天然草场和天然林枯萎、退缩。第三，继续加强农户的教育和培训力度。继续在偏远牧区、林区等宣传义务教育，提高适龄儿童的入学率。配合新技术和新品种的推广，提高农户对新技术的理解力和执行力，扩大新的节水技术和抗旱品种的受众群体。此外，政府还需进一步拓宽气象信息、农业技术信息等服务路径和范围，通过适宜的宣传途径和手段，多层次、多渠道地让农户了解气候变化信息，及时根据条件变化更正其适应行为。 注释：
①气候研究中经常以30年作为一个标准研究时间段，1971-2000年是IPCC认定的一个典型的气候评估时间段（IPCC，2001）。但鉴于农户对灾害性事件的记忆时长，以及本文研究需要，本文以1982年为研究起始年，并将时序延长至2012年。其数据亦以此时间段进行收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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