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法律意识是人们对社会客观想象的主观反映，即人们关于法和法律现象的思想、观点和心理的统称。对乡村公众进行法律意识教育，其目的在于进一步促进乡村公众基本具备必要的法律知识、法律思想观念和健康的法律心理，做到学法、懂法、依法办事。
从全国范围来看，我国目前对乡村公众法律意识教育的现状是：乡村公众法律意识依然不强，对乡村公众实施法律意识教育缺少足够的物质保障，公众对法律意识教育态度消极，法律意识教育不能持久深入。本文借助发生在安徽省的四个“涉农大案”，从真正树立乡村公众的法治观念问题、法律意识教育应当解决的伦理问题、权力的问题、人民监督员制度乡村化问题、权利观念问题等五个方面就对乡村公众实施法律意识教育应当解决的理论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提出了改革普法教育制度、培育法律意识教育的新环境、提高乡村公众的素质、对乡村公众的法律意识教育应体现“以人为本” 、建立依法治村的监督机制、法治与德治并举、培养大量维护法律正义的守护者等七个方面的思考，以便进一步促进我国对乡村公众法律意识教育。
论文关键词：乡村公众 法律意识教育 探讨 2009年2月14日，中央电视台第93期《面对面》栏目播出了专访：《陈桂棣、春桃：调查中国农民》。栏目中谈到了四起影响较大的“涉农”案件：“丁作明被杀案”、固镇县小张庄村“恶霸”张桂全“残杀村民查账代表案”、发生在灵壁县大高村的所谓“抗税事件”和临泉县王营村村民反映村干部乱收费等问题反遭打击报复的“白庙事件”。
笔者认为，这类案子，就全国而言，并非带有一定的普遍性。但是，在反映中国农民的受法律意识教育的程度上，它们无疑是带有里程碑式的案件。
本文拟以对这四个案件的共同性作为分析的主要文本，就这四个案件在乡村公众法律教育方面所具有的预示意义，以及由此引发的一些问题，谈谈个人的一些看法。
一、案件背后的反思 1993年2月21号，由于清查村集体账目触及到了少数村干部的利益，遭人诬告的利辛县路营村村民代表丁作明被打死在派出所里。 固镇县的农民对村里面财政表示了怀疑，大家选出来村民代表行使他们的民主权利要求查账。
但是就是在查账的过程当中，村民代表被村委会副主任张桂全和几个儿子不到五分钟的时间杀死四个、杀伤一个。 1995年，临泉县白庙乡王营村的村干部巧立名目随意收费，并且态度蛮横，激怒了村民，他们多次向县、乡两级政府反应却没有结果，村民代表王俊彬等人反而被开除党籍，甚至被警方通缉，致使他们有家不能回。
通过对上述案件的简要了解，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我们基层干部的素质急需提高。我们的执法人员在面对事件发生的时候应该秉公办事，应该是按照法律的原则去办事①。
但是从产生问题的深处来讲，乡村公众的法律意识尤其是村组干部的法律意识有待进一步提高。 我们反思一下：普法教育十多年了，为什么还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乡村的公众懂法、守法、依法办事的人真正有多少？我们究竟还要走多久，才能迎来中国法治的现代化？笔者认为：中国有13亿人口，9亿在农村，只有探讨和研究中国9亿农民的法律意识教育，提高整个乡村公众的法律意识，中国实现法治的现代化口号才有了实际意义。
法律意识是人们对社会客观想象的主观反映，即人们关于法和法律现象的思想、观点和心理的统称。它包括对法的本质、作用的看法，对现行法律的要求和态度，对法律的评价和解释，对人们的行为是否合法的评价等②。
简要的说，就是指依法办事、依法行政、依法活动、依法律己、依法维护自己权利的意识。对乡村公众进行法律意识教育，其目的在于进一步促进乡村公众基本具备必要的法律知识、法律思想观念和健康的法律心理，做到学法、懂法、依法办事。
二、我国目前乡村公众法律意识教育现状的剖析由本文开头所述的四个案例，结合我国在乡村公众法律意识教育方面的实际，我们将会得出以下结论：
（一）法律意识依然不强。乡村由于经济的落后、地方风俗习惯的影响和儒教的潜移默化，“顺民”思想依然浓厚。
对于作为权利主体的损害，碍于面子或“官官相护”思想的长期沉淀，他们中的多数不是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是忍受或者私了。在我国西部地区，据统计，能正确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占调查对象的21.2%，不能正确认定的占72.4%，回答不上的占5.3%。
虽然经过三个五年计划的普法教育，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有所提高，但由于受到传统和现实的影响，其维权、护权意识依然淡薄。
（二）法律意识教育依然缺少足够的物质保障。在乡村，由于经济发展的滞后，特别是农业的主体地位，造成了对乡村公众的法律意识教育自然就缺乏必要的资金和物质保障，对乡村公众的法律意识教育主要依托于乡村学校，而学校由于条件的有限和办学的目的、对象不同，不可能长期开设法律课堂，进行法律意识教育。
因此新法律的出台不可能一下子就为乡村的公众所了解、掌握和依法办事。
（三）乡村法制运作机制的不健全，导致部分公众对法律意识教育态度消极。 执法的机制不健全。
首先是执法主体的整体素质不高。主要表现在高学历的人才少，个别执法人员道德修养较差，执法方式粗暴。
“丁作明被杀案”中的派出所副所长只用了“加加温”三个字，就断送了 一个非常好的农村青年的性命。其次是执法的责任不明确。
乡村的执法人员由于是街坊邻居、亲戚朋友等相互熟悉的原因，在执法中常操作不规范，没严格依法办事。工作中互相推诿、互相扯皮，给执法工作带来不利的影响。
最后是“以罚代刑”的现象严重。这主要是执法部门利益驱动的结果。
法律监督机制不健全，执法犯法的现象依然存在。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是内部监督不力。
法制系统内部“把领导人的话当做法，不赞成领导人的讲话就叫做‘违法’，领导人的话变了，‘法’也跟着改变③”的观点长期困绕乡村公众对拥有执法权力者的“谦让”。二是外部监督不畅。
主要表现乡村的司法系统对人民群众的监督往往置若罔闻。并且外部监督渠道较为闭塞，信息来源不广，其监督作用就德不到应有的发挥。
（四）乡村法律人才匮乏导致法律意识教育不能持久深入。一方面，在乡村法制队伍中，专门的法律人才少，各种非法律“出身”人才多，这就使中国的现有法律意识教育面临着量的扩展和质的提高这两方面的压力。
另一方面，对乡村公众的法律意识教育存在缺乏连续性、教育面过窄的局限性。现在乡村的法律意识教育还是主要依托学校教育，依靠社会力量进行的少。
这就导致了乡村的法盲数量与城镇相比基数大，受法律教育人群的年龄结构偏低并使终身法律教育几乎成为一种空洞的口号。更为主要的是乡村的公众的素质普遍低下，严重制约法律意识教育的深入进行。
三、对乡村公众法律意识教育应当解决的理论问题 通过案件背后的反思，我们会发问：提高基层干部的法律素质行之有效的途径在哪里？法律意识教育与地方性知识存在多大程度的冲创？普法已经十多年了，我们对乡村民众的法律教育是否存在途径上的误区？笔者认为，对乡村公众法律意识教育应当考虑以下问题，促进理论和实践有机的统一。
（一）关于真正树立乡村公众法治观念问题。 所谓法治观念，就是依法治理国家、经济、社会的观念。
在乡村，由于我们国家有很长的封建社会历史，由于我们过去有长期按照领导人意见办事的习惯和作风，以至有一些领导干部特别是基层的干部和相当多的群众法治观念淡薄。要彻底摒弃人治思想，真正树立乡村公众法治观念需要进一步从观念上明确以下三个问题，解决对法律的模糊或者偏面认识 1.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
因为法律是有最高国家权利机关制定的，它是人民的意志、党的意志、国家的意志的体现，应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它应当也必须受到每个人无条件地遵从。2.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即任何人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权利平等、义务平等、违法受追究平等。在中国这个人民民主的国家没有凌驾于法律之上，超越法律之外的特殊公民，都必须受制于法。
3.法大于权。就是说我们国家的任何权力都是宪法和法律赋予的，任何人不得以权代法、以权压法、以权乱法。
（二）法律意识教育应当解决的伦理问题。对乡村公众的法律意识教育应充分考虑当地的道德、民俗、习惯、乡规民约等方面，依托地方性知识并使法律意识教育在地方化的语境中去进行。
尽量减少地方性知识对实施法律意识教育的不利影响。
(三)权力的监督问题。胡锦涛同志指出“在整个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
”那么怎样才能依法治国？简单的说，就是要严格依照法律的规定处理国家事务。进而言之，就是国家的管理者应该依法办事。
由于权力现象在人类社会广泛存在，我们在这里仅讨论权力的一种，即国家权力，它是指在特定社会关系中一方主体对另一主体所拥有某种优势力量的体现。在中国，一切权利属于人民。
人民通过科学分工的各种国家机关来行使权力。一定的国家机关享有法定的权力，同时它又受到其他国家机关的法定权力的配合和监督。
就是说，司法机关要受到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政府，也必须受到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政府机关的违法的具体的行政行为，也要受到司法机关的监督，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和罪恶。这是人类历史证明了的千真万确的真理。
从本文的四大“涉农”案件可以看出，对乡村干部权力的监督不力会导致正义的暂时不能维持。我们必须在对乡村公众进行法律意识教育过程中，结合乡村当地实际，探寻监督、平衡、协调国家权力之间相互关系的具体制度设计。
（四）人民监督员制度乡村化的问题。人民监督员制度，就是依据一切权利属于人民的原则，为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由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之外的人民选举人民代表参与对机关工作进行监督的制度。
其目的是确保国家机关依法办事。2009年10月，我国在浙江、内蒙古、辽宁、湖北、四川等10个省、自治区检察院试行了人民监督员试点工作，以促进公正执法、强化外部监督、提高侦察水平和办案质量。
目前，全国已经有208起案件进入人民监督员监督程序，有16起案件根据人民监督员的意见改变了原拟订的处理意见④。从以上人民监督员制度推行所取得的初步成果来看，把人民监督员制度乡村化将更能把“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贯彻到最基层，更能体现宪法精神。
这同样也能大力调动乡村公众学习法律知识的积极性、主动性，促进对乡村公众的法律意识教育，开创全民学法、守法和依法办事的新局面。但鉴于目前我国乡村公众的文化水平低、法律意识淡薄的情况，这里的人民监督员制度与现在试行的应有所不同。
（五）权利观念问题。权利的实质就是法律规定并保护的利益。
权利是人民本身所具有的、关系到亿万人民的切身利益。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把保护人民的权利作为我们根本的出发点和归宿。
“丁作明被杀案”、固镇县“残杀村民清账代表案”是对人民权利的侵犯，实质上就是对人民的侵犯，就必然要导致人民的反对。权利和义务是统一的，但权利总是基本的，群众没有权利或者权利被任意侵犯，要他们自觉履行义务，是不可能的。
灵壁县大高村的所谓“抗税事件”、临泉县“白庙事件”是对人民权利的侵犯，漠视人民的权利，乱摊派、乱收费屡禁不止，往往和我们的权利观念不强有关。
四、对乡村公众法律意识教育的几点思考 1.改革普法教育制度。要利用新闻报刊、法制讲座、法律咨询等多种形式深入开展普法教育，增强全民的法律意识和现代法治信念，着重提高领导干部的法制观念和依法办事能力。
普法教育要与精神文明建设同步进行。认真抓好各种层次的依法治理活动，为乡村公众的法律意识教育提供坚实的基础。
把法制教育同精神文明建设紧密结合，同步推行。 2.培育法律意识教育的新环境。
公正的司法环境的形成，是法制环境的最集中表现。为乡村的公众进行法律意识教育培育公正的司法环境，一方面可以为法律意识教育奠定坚实的实施基础；另一方面可以树立乡村良好的司法形象，从而为乡村经济的发展提供各种司法保障。
这势必会对乡村公众的法律意识教育产生积极的影响和有力的推动。首先，在公正执法的前提下，提高审理乡村案件的速度。
前文的四个案子虽然得以公正的审理，但时间跨度都很长，严重损害了国家机关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其次，要塑司法机关的新形象。
由于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和西方腐朽生活方式的侵蚀，一些司法人员徇私枉法，大搞司法腐败。严重败坏了司法机关的良好形象。
因此，塑司法机关的新形象，尤其必要。首先要提高司法人员的整体素质，严格依法办事；其次要正确处理与当事人、辩护人的关系，不搞金钱交易；第三要彻底转变审判作风，认真落实错案追究制；最后，要整顿司法队伍。
3.提高乡村公众的素质。对乡村公众的法律意识教育真正落实，要全面提高乡村公众的整体素质，尤其是提高青壮年的整体素质。
在乡村，要继续全面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开展扫除文盲运动，积极扶持社会力量办学。对社会力量办学坚持“积极鼓励、大力扶持、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的方针，逐步形成以政府办学为主体、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共同发展的办学体制；继续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建立乡村社会卫生保障体系，提高人民身体素质；继续开展科普教育和“送法下乡”活动。
4.对乡村公众的法律意识教育应体现“以人为本”。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这就赋予了发展以新的含义。从法学角度来讲，坚持以人为本，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推进依法治国进程的核心内容。
“以人为本”对乡村公众进行的法律意识教育，就是为人的全面发展打造一个充分的发展空间，用公平、公正、公开的形式正义为走向实质的正义引路导航，并尊重人的自主选择。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全社会对法的自觉认同，使法在人们心中的信仰和信念依托更为坚定。
5.建立依法治村的监督机制。村组干部的权力上人民赋予的，一切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必须受到人民和法律的监督。
为了实行依法治村，就必须完善民主监督制度。一是要深化改革，完善对乡村干部的监督法制，建立健全权力依法行使的制约机制。
二要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繁荣原则。直接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事情要公开，自觉接受人民监督。
三要把党的监督、法律监督和群众监督结合起来，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四要突出监督的重点。
一方面加强对党和国家方针政策贯彻的监督，保证政令畅通；另一方面要加强对村组干部的监督，防止滥用权力，严惩执法犯法、贪赃枉法。6.法治与德治并举。
江泽民同志指出“应注意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这是党的十六大总结13年来的实践得出的基本经验之一。
对乡村公众的法律意识教育应坚持这一基本经验。因为从一定意义上说，法治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震慑法律禁止行为的不准犯、不敢犯作用，却无法解决不想犯、不愿犯、不能犯的问题。
固镇县“残杀村民清账代表案”中，村委会副主任张桂全和几个儿子明知杀人要偿命，可是还是杀了村代表。古代的官吏有“割鼻”、“袅首示众”等残酷的封建刑法，却仍然没有遏制住贪官“朝杀而幕犯”的势头。
而德治恰好能弥补这一不足，它要求在人们的思想中筑起道德堤坝，用以抵御各种非分利欲的诱惑，有效的防治犯罪。7.培养大量维护法律正义的守护者。
立法是表达权利，执法是落实权利，守法是实现权利，司法是救济权利。对乡村公众的法律意识教育既然是守法意识的教育，那么它也是权利之学，就必须教会公众如何获得权利，维护权利。
而要真正实现这一目的，需要很长的时间，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对乡村公众法律意识教育需要造就数以千计的乡村公众法律教育家，而我国却存在法律人才特别是大牌律师的缺乏。
同时，我们要进一步提高乡村干部队伍的素质：一是要提高队伍的政治觉悟和品德。教育引导干部忠于人民、法律和事实，清正廉洁，以身徇法；二是要提高干部的业务素质，能正确运用法律解决实际问题；三是要强化干部队伍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
我们只有培养出维护法律正义的大量守护者，才能进一步促成法律意识教育的成功。 在拥有9亿农民的国度里，探讨对乡村公众的法律意识教育，普遍提高全民的法律素质，建设法制的现代化有着重要的意义。
我们坚信，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经过不懈努力，一定会开创对乡村公众法律意识教育的新局面，这也必将为人民安居乐业、国家长治久安、社会文明进步提供有效的保障，必将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添光辉。注释：①《陈桂棣、春桃：调查中国农民》，中央电视台《面对面》第93期（2009年2月14日播出）。
②贾萍：《浅谈西部公众法律意识教育》，载《当代法学》2009年第10期第17页。③《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6页。
④《法制日报》（2009年2月10日，第11版）。参考文献：1. 吴大华《营造西部大开发良好的法治环境》，载《中国法学》2009年第1期第3页。
2.石泰峰、卓英子《新发展观与法律的新发展》，载《法学家》2009年第1期第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