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历史意义，可以从这样四个角度来理解:
第一，这是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新理念的又一次集中体现和重大宣示。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实现执政方式现代化，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实现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四中全会则进一步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从十八大到现在，这个逻辑的发展是很清晰的。
第二，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的经验总结和升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同步的。离开了法治，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就;离开了法治，市场就会混乱，经济就不可能起飞，更不可能平稳、高速地运行，国家也不可能有目前这样的稳定局面。这是改革开放的一条最基本、最核心的经验。今天，当改革开放进人新的阶段，当市场经济发展到了一个比较成熟的新时期，就不能不更加强调法治。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法治已经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四中全会实际上是系统全面地总结了三十年的经验，并且有了新的升华。
第三，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法治国家的目标，还是对近代以来先进中国人奋斗自强、救国救民的历史经验的总结。我们读康有为、梁启超的著作，读严复、蔡元培、胡适的著作，都会很深刻地感受到，近代中国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么多有识之士在黑暗中探索，苦苦探寻复兴民族的道路，他们所设想的新中国，都是一个法治昌明的国度。我们今天对法治国家的认识，当然比前人是大大进步了，但前人的探索、试验，哪怕失败了，也是我们今天继续前进的基础。
任何不带偏见的人，尤其是有着强烈的法律信仰、受过长期法学训练的法律人，都应该高度评价这次四中全会提出的依法治国理念，都应该团结在建设法治国家的旗帜下，为之付出不懈努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中国梦，中国梦的基石就是法治。中国要摆脱几千年来治乱循环的怪圈，要完成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要强国富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要我们的人民永享太平，就必须靠法治。
第四，四中全会的很多提法，包括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等等，也是对中华文明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国家治理时说，治理国家和社会，今天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过的很多事情也都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在谈到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时，习近平引用了《韩非子有度》的论述: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几千年前的中国人就认识到，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在理想的法治状态下，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
当然，不仅法家的思想宝贵，儒道墨也同样了不起。儒法之间有矛盾斗争，也有交融合流。只要坚持从当代中国的实际出发，只要有理性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就能从传统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华文明伟大传统的继承者。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再到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有一些传统是一脉相承的。王岐山同志在中纪委十八届四中全会上讲，孝梯忠信礼义廉耻是中华文明的基因，德治礼序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要尊重自己的历史传统，把握文化根脉，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汲取礼法相依、崇德重礼、正心修身的历史智慧，发挥礼序家规、乡规民约的教化作用，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依规依纪管党治党提供文化营养。重视自己的传统，是文化自信、文化自觉的重要源泉之一，也是实现法治建设目标的一个基础。
此外，还有两个问题非常值得关注。这两个问题既是这次四中全会提出的重要命题，也是未来一个时期法学界应该深人展开研究的重要课题。
一是关于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在这三位一体、有机统一的三个词组中，坚持党的领导毫无疑问是最核心的。四中全会的公报中说，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毛泽东说过，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那么，在法治国家建设的进程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理解党的领导，如何更好地实现党的领导?
王岐山同志在中纪委四中全会上提出，党规党纪要实现与国家法律的有机衔接。法学界有学者对此曾作过论述:要理解中国的法治，必须理解党在法治中的作用。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党章是我们党内根本大法，也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指南。宪法是我们国家的根本法，是我们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宪法，宪法的序言里有明确的规定，中国共产党要领导我们国家的各项事业。换句话说，宪法里面所规定的国家机构，乃至于国家政策等等，都要在党的领导下完成。所以要理解中国的法治，要理解中国的宪法，必须把宪法和党章放在一起来看。这是很有道理的。
应当特别强调的是，我们讲一切从实际出发，今大中国建设法治国家最大的实际，就是共产党的领导。能承担起法治中国建设任务的，仍然只有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我们不可能离开这样一个坚强的政治领导核心。当然，怎样更好地实现三位一体的有机结合，还是一个长期的课题。
二是关于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那么，法治信仰如何建立?
说到信仰，我们一定会想起法学教授伯尔曼的名言: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这句话出自《法律与宗教》。西方的法治传统与宗教有关，中国没有这样的传统，我们的社会结构、文化基因和西方不一样。因此法治信仰的建立，也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
中国这个社会，横向的信任日前还比较弱，但是纵向的信任，也就是老百姓对政府的信任，一直是很强的。讲法治，首先就是政府要保持诚信，要严格遵照市场的规律和法律法规来办事，要珍惜老百姓对政府的信任，相信党和政府说话是一定算数的，而且一定是照顾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习惯上，中国的政府官员被称为父母官，政府是老百姓的大家长，家长不能说假话，不能说话不算数，这是我们国家一个基本的政治伦理，也是几千年的传统。只要政府诚恳地信法、守法、护法，我们的企业就会有更好的市场环境，我们的人心就会稳定，就会团结，十几亿人民就都会跟着政府一起奋斗。
要建立全民的法律信仰，主要责任在政府。建设法治国家，关键是建设法治政府。各级政府应该把促进公平、正义作为最基本的价值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