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得时效制度研究 取得时效制度研究 取得时效制度研究 时效，是指一定的事实状态持续存在一定时间以后，即发生一定法律后果的法律制度，民法上按构成要件与法律后果的不同，将时效分为取得时效与消灭时效。取得时效（usucapio），又称时效取得，抽象而言，乃指无权利人以行使某权利之意思继续行使该权利，经过一定期间之后，遂取得该权利的制度。
取得时效最早见诸古罗马法，降至近代，这一制度率先为法国民法典所采纳，后来为大多数大陆法系国家所承袭。可以说取得时效在欧陆国家是一个耳熟能详的法律制度，但在我国却一直是立法上的一项空白。近年来，尤其是从1995年以后，关于如何制定物权法或民法物权编成为我国社会一个焦点以后，物权法中的各项制度得到了更深入地研究。相应地，法学界对取得时效制度的各方面问题进行了深入地探讨，并且对于取得时效制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立的必要性，我国学术界与实务界已经达成了共识， 一致认为我国应当建立自己的取得时效制度，并把它写进了两部物权法专家建议稿与民法典草案里面。 但是，学者们对如何设计取得时效这一制度，却存在很大的分歧，有些方面甚至是完全相反的主张，因而促使取得时效制度成为学者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一段时间以来争论不休。那么究竟应该如何设计这一制度，并使它符合中国的国情，则成为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本文试从取得时效制度历史起源考察入手，通过各国或地区取得时效制度的对比，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寻求一个理性的取得时效制度的规范体系，以期对我国的民法立法有所裨益。
一、取得时效制度的历史起源及在各国或地区的生成或演变
一切事物都有其产生发展的过程，作为调整人类行为规范的法律制度也不例外。取得时效制度自产生之日起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为了弄清楚它的真实面目，使得我们不得不对它进行历史的考察和比较法的分析。运用历史考察的方法可以使我们弄清楚这一制度演变的历史过程，这一点正如列宁在讲到如何研究国家问题时所指出的“为了解决社会科学问题，为了真正地获得正确处理的本质而不被一大堆细节或争执意见所迷惑，为了用科学的眼光观察这个问题，最可靠、最必需、最重要的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 而“通过对各国法律的比较不仅能够加深对本国法律的理解，还能从中获得关于如何改进和发展本国法律的重要启迪”。
（一）。取得时效制度的历史起源
“私法中的一些基本原则，一些重要的理念、观念和概念，都可以从罗马法中找到它的蛛丝马迹，从而发现其发生与发展的渊源”。
应该说，取得时效制度是伴随着古罗马社会经济发展而出现并逐步走向成熟的。
（二）。在近代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的生成
1.法国民法典
为了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法国民法学家突破经院法学家的观念束缚，将沉寂多年的取得时效制度写进了《法国民法典》。 基于对取得时效制度与消灭时效性质的认识，法国民法典承袭注释法学派所主张的所谓取得时效与消灭时效具有共同本质的观念，将取得时效与消灭时效视为时效制度的统一整体的两个组成部分，而共同规定于民法典独立的一章 其第2219条规定：“时效，系指在法律确定的条件下，经过一定的期间而取得财产所有权或自行免除义务的方法。”其中“取得财产所有权的方法”为取得时效，“免除义务的方法”为消灭时效。
2.德国民法典
与法国民法典不同，德国民法典继受罗马法，将取得时效规定于其“物权编”当中，作为所有权的一种取得方式。在其民法典中，取得时效分为动产取得时效、不动产登记取得时效与未登记不动产取得时效三大类。有关不动产登记取得时效，其第900条第一项第一目规定：“未取得土地的所有权而作为该土地的所有权人登记在土地登记簿时，如此项登记已经达到30年，而且此人取得对该土地的自主占有时，则此人取得土地的所有权。”延伸而言，即不动产的登记簿中登记为所有人的占有人，善意占有不动产经过一定期间，且该登记未被撤消时，将取得该不动产的所有权。
有关未登记不动产的取得时效，其民法典第927条规定，对他人的不动产经过30年和平、公开、连续的自主占有，占有人可以申请登记为所有权人，其成立要件首先要求占有人必须自主占有，即以自己所有的意思占有该不动产。其次要求此占有人必须公开、和平、持续占有。最后，占有人必须依公示催告程序除去他人的所有权，并申请登记为所有权人。
而对于动产的取得时效，德国民法典共安排了9个条文（937-945），该法第937条第一项规定：“自主占有动产经过10年者，取得其所有权。”在德国法上，动产取得时效有三个构成要件，首先，必须是善意占有，如取得人在取得占有时为非善意或在以后知悉所有权不属于所有者，不成立因时效而取得。其次，占有必须是自主占有，即占有人必须以所有的意思占有。最后，占有必须经过一定的期间，即法定的时效期间届满。
3.日本民法典
4.瑞士民法典
瑞士民法典继受德国民法典有关取得时效制度的规定，将取得时效规定于第四编“物权法”的“动产所有权”与“土地所有权”里面，明定取得时效为动产所有权与土地所有权一种取得方法。但有一点差异就是瑞士民法典在动产所有权里面使用的术语为“占有时效”。
5.我国台湾地区“民法”
我国台湾地区“民法”，有关取得时效制度主要参酌德国、瑞士民法规定，把取得时效规定于“物权编”中，其主要包括动产所有权的取得时效、不动产所有权取得时效以及所有权以外的财产权的取得时效三种类型，有关动产所有权的取得时效，其“民法”第768条规定：“以所有的意思，5年间和平、公然占有他人动产者，取得其所有权。”其不以善意为要件，只要和平、公然占有他人动产经过5年，即可取得该动产所有权。而有关不动产所有权的取得时效，则根据占有人是否具有善意又区分长期时效（20年）与短期时效（10年），但客体仅限于未登记的不动产，对他人已经登记的不动产不存在依时效取得物权的可能，而且不承认不动产登记取得时效。
（三）取得时效制度在英美法系国家的演变
英美法由于受寺院法的强大的阻力，对于时效的态度，起初是嫌恶，后是勉强赞成，英美法上，有关取得时效主要有两项制度，一项是反向占有“（adverse possession） 它源于英格兰传统的封建法，指动产或不动产的敌意（hostility）占有人，以取得所有权为目的公开、自主、连续的占有他人的动产或不动产达到法定的期间，即可取得所占财产的所有权。适用于有体动产和不动产。它是《时限法令1980年》（limitation Act 1980）的核心内容。其二是时效占有（prescription），它首先发端于英国普通法，指的是无权利人通过使用他人的土地或其他不动产，从而取得附属性的地役权或用益权的制度，主要适用于附属性的地役权或用益权。两者的共同之处都是给长久的事实穿上权利的外衣。两者标的的结合与大陆法系的取得时效制度的调整范围大体相同。
4.取得时效制度在我国
立法上之所以拒绝规定取得时效制度，一方面是受前苏联立法的影响，认为无偿取得他人物的所有权或其他物权，是不道德的，不劳而获，与社会主义国家所倡导的“物归原主”“拾金不昧”的道德观念相违背，不符合社会主义伦理，而且极可能导致鼓励那些行为不轨的人哄抢、私占公共财产的行为。另一方面，大部分学者认为，随着土地法的独立，不动产物权登记制度的普及、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广泛适用以及消灭时效的规定，使得取得时效失去了适用余地。 反对建立取得时效制度的观念也一度占据上风。
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与法学上逐步摆脱前苏联法学的影响，越来越多学者主张建立取得时效制度， 甚至原来反对建立取得时效制度的学者转而要求建立取得时效制度，反映在立法上，就相继有两部物权法专家建议稿以及《民法典草案》对这一制度加以规定，但对如何设计这一制度以适合中国国情却存在争议。
二、取得时效存在的法理依据
取得时效制度目的在于使无权利人以行使所有权或其他财产权的意思公然和平地继续占有或使用他人的财产，经过法律规定的期间，从而依法取得他人财产所有权或其他权利。在特定情形下排除真正权利人的权利，使“事实胜于权利”，从而再一定程度上极大地动摇了“所有权神圣”的原则。由于这一点，取得时效成为“在一切法律中，现代人最不愿采用并使它产生合法化的原则”， 并备受现代法学家批评；在日本，川岛武宜先生认为“纵使非正当权利关系的事实继续存在，也不能破坏法律原则，加以既成事实而给予不法占有人所有权或相他权利-与近代强烈权利观念相矛盾”。在我国，有的学者认为它违背社会伦理，会鼓励人们哄抢、强占、盗窃公私财物。 但在立法实践上，除了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与我国等少数国家立法上没有采纳取得时效制度外，这一制度在法典法系的国家或地区几乎得到了一致的承认，尽管在制度设计上有所差异。
如果说“存在就是合理的”，那么，取得时效制度存在的合理性究竟在何处？这就让我们不得不思索其存在的法理依据。
取得时效制度虽然并非一个后生成的制度，但它移植到中国，我们就不得不思索它与中国法律体系这个“受体”是否具有可融性，在这个意义上，它与创造一个新的法律制度所须考虑的因素并无二致。因而笔者以为，在我国，讨论取得时效制度的存在法理依据，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应考察取得时效制度的制度功能，目的在于揭示在我国设立取得时效制度是为了实现哪一些法律价值，适应何种社会需求，具有什么样的现实意义；另一方面应考察取得时效制度在现今法律体系中是否有存在的逻辑空间，即揭示在当代各项法律制度比较健全的情况下（如消灭时效、善意取得、物权公信原则），取得时效制度是否有存在的逻辑空间？
（一）。取得时效制度的制度功能
作为一个沿袭了两千多年的制度，取得时效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显现出不同的制度功能。出现之初，古罗马原始落后的生产力水平促使取得时效的设立主要是为了解决财产所有权人与需要人之间的矛盾，鼓励人们使用他人闲置之物（如土地、奴隶、牲畜等），以使物尽其用。《十二铜表法》颁布以后，为了克服形式主义要式买卖制度的缺陷，取得时效具有了补救所有权取得方式缺陷的功能。至共和末年，商品经济有了新的发展，交易及迁徙频繁，取证问题变得突出起来，于是取得时效制度又发展为一种证明所有权的不可或缺的手段。发展到帝政后期，战乱频繁，取得时效又演变成一个尊重持续的事实状态，保护现有社会经济秩序，以利于发展生产力的制度。发展到近现代，随着法律制度的逐步完善，取得时效原有的一些功能已经从其身上褪去。但是，现代各国民法仍普遍地承认取得时效在维护交易安全、稳定经济秩序、维护公共利益、促进物尽其用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详细而言，主要有以下几点：
1.保护交易安全，稳定社会经济秩序
郑玉波先生曾将法的安全分为静的安全与动的安全，前者着眼于利益的享有，所以也称为“享有的安全”或“所有的安全”，此种安全主要由物权法保障，后者主要着眼于利益的取得，所以也称为“交易安全”，合同法为主要维护交易安全的法律。 为什么说作为主要调整财产的占有关系，保障静态安全的物权法， 其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制度的取得时效的功能是保护交易安全呢？其理由在于无权利人以所有的意思公然、和平、继续地占有他人的所有物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后，人们常信其与真实的权利关系相符，从而在该物上建立各种法律关系，否定取得时效制度势必造成社会经济与法律秩序的混乱，违背法律旨在维持人类共同生活的和平秩序这一目的。 申言之，取得时效制度就是通过保护静的安全达到维护动的安全目的的，即通过对占有人所有权或其他权利的承认从而达到维护与占有人发生交易或其他关系的第三人的利益，以达到维护交易安全的目的。
另一方面，现代民法价值取向相比于近代民法价值取向发生了重大变化，由追求“安定性”到追求“妥当性”，由“形式主义”到“实质主义” .在现代，传统民法的三大原则受到修正，消极国家向积极国家转变，民法本位也逐步呈现出了社会化倾向。现代民法上的取得时效制度就隐含传统民法所欠缺妥当性的国家干涉主义的价值观。 在保护财产原始所有人利益与保护社会整体利益的考量上，取得时效制度选择了保护社会整体利益。也正是由于它选择了社会整体利益，稳定了社会经济秩序，所以，各国民法典无不加以采纳，即便在极力张扬“所有权神圣主义”的近代民法时代。
2.节约交易成本，减少资源浪费，促进物尽其用
按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的观点：明确界定的产权能保护人们投资和创业的积极性，从而促进经济增长，而模糊的产权制度是增加交易成本最基本的原因。取得时效制度通过赋予自主、和平、公然达一定期间的“占有人”以财产的所有权，从而消除原所有权与事实占有权相分离的状况，解决了模糊产权的问题。在很大意义上节约了当事人的交易成本，客观上也使整个社会资源得到充分的利用，并诱使闲置资源得以重新配置与利用。而这一功能也正好符合科斯所主张的“权利应该让于那些最能够最具有生产性使用并激励他们这样使用的动力的人。而且要发现和维护这种权利分配，就应该通过法律的清楚规定，通过使权利让渡的法律要求不太繁重，而让权利让渡成本比较低”。
另一方面，取得时效制度也能减少资源浪费，促进物尽其用。众所周知，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始终都存在着一个无限人类需求与有限环境资源供应的矛盾。因而作为“社会关系调节器”的法律制度，其设计者在设计法律制度时都不可避免需要围绕解决这一矛盾进行，而解决这一矛盾的有效办法就在于确立一个制度能够最大限度内促使人们充分利用资源，尽量地减少浪费。取得时效制度通过赋予占有人以某种权利，从反面促使权利人积极行使该权利，从而有效地避免了资源的浪费，达到了促进物尽其用的目的。也可能正是这一功能的具备，使其能够在漫长的人类社会始终存在而不消灭，即便在狂热地坚持维护“所有权绝对”原则的早期资产阶级法典那里也寻觅到了“藏身之处”。
3.有利于降低司法成本与诉讼成本，及时解决纠纷
司法成本指的是国家在审判活动中投入的成本，即用于审判工作的法院的预算，而诉讼成本则是当事人参加诉讼所负担的费用。 某项财产因为占有的时间过长，一旦发生纠纷，将就权利的真实性造成证据方面的困难，也存在伪造证据的可能。如果要求当事人举证和法官查证，则往往在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以后，也未必能够找到具有一定价值的证据，如果法律设立了取得时效，那么只要确定占有人的占有经过一定的时间，符合取得时效制度规定的要件，法院就可以据此确定权利的归属，不需要就权利的归属问题进行进一步地调查取证，从而有利于证据的收集与判断，降低国家司法成本和节约当事人由于进行诉讼活动而支出的诉讼成本（如当事人或其诉讼代理人因收集证据支出的一系列费用），并及时解决纠纷。
另外，在我国，取得时效还具有弥补立法缺陷的功能。因为根据我国现行《民法通则》的规定，我国采用单一的诉讼时效制度，这就导致了在现实生活中，如果发生非财产所有人公然、和平、占他他人的财产持续不断地达到法律规定的期间，财产的所有人只是丧失了胜诉权，即只丧失请求法院责令非财产所有人将占有的财产返还给他的权利，而并不丧失被他人占有的财产的所有权。与此同时，占有他人财产人只取得了抗辩权，而不能因此取得该财产的所有权，其结果是该项财产长期处于所有权与所有权具体权能上分离的状态，从而发生民法理论上称为“虚有权”的现象，而占有人尽管得不到所有权，但却长期行使着所有权的各项权能，造成了一项立法上的空白。 取得时效制度刚好可以弥补这一缺陷。
（二）。取得时效得以存在的逻辑空间
取得时效制度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或者说为了公共利益而牺牲个人权利的制度，它滥觞于简单商品经济萌芽阶段，在那时各项制度比较粗陋，在当代各项制度比较健全的情况下，是否有存在的逻辑空间呢？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必须把它同紧密联系的制度作一番比较。
1.取得时效与消灭时效
取得时效与消灭时效两者同为时效制度，都是以一定的事实状态为前提，以一定期间的经过为要件，以发生权利变更为法律效果，而且在稳定经济秩序，作为证据之代用，促使权利人行使权利等方面存在诸多方面的共同点。那么，众多的共同点是否导致一旦规定了消灭时效就不用规定取得时效呢？如果同时规定了两者是否会导致法律体系的混乱？笔者以为两者在以下方面的差异，足以促使两者能够共同存在于一个法律体系中，具体而言。
（1）取得时效与消灭时效在适用客体上存在差异
时效的适用客体，指的就是哪些权利适用于时效。两种时效之所以能够分立存在，在很大程度上，乃是其适用客体的差异，“如果两种时效客体能够合理妥善地分别予以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