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法系法典在结构上的最大特点就是有严格的逻辑和体系性。法典编纂的此种逻辑统一性，以及它在立法成本上的节约，使其相较就各种民事权利单独立法的模式更为优越。我国自清末变法图强以来，民事制度多取法欧陆，大陆法系式的概念体系业已形成，而近期的各项基本民事立法（如合同法等），莫不以体系化为其特征，将来也必将纳入民法典的框架之中。因此，对于目前学术界是制定物权法还是财产法的争论，更多地应该是从体系的角度进行考察。
19世纪下半叶的各国民法典编纂，受理性法学尤其是概念法学的影响，在对物权的基础上，对物和财产的关系进行界定，由此设计出物权编。例如，阿根廷1871年施行的民法典（拉美三大模范法典之一）的第三编即以“物权”为名，其起草Sarsfield博士在该编的一些注释中明确指出，物（具有价值的有体客体）为属概念，财产为种概念，并认为物和占有乃物权之要素，[5]这与法国法对物和财产的界定适成相反。作为概念法学发祥地的德国，更是出于法律教条主义的理由，以客体（Cegenstinde，即广义的物）一词取代了罗马法广义上物的概念以及法国法上财产的概念，而将物仅仅理解为能给人带来利益的有体客体，权利则被划入无体客体的范畴，亦即：客体是种，物和权利都是属。德国法学家认为，客体被划分为有体客体和无体客体，清晰地界定了物和权利在作为财产支配权之客体时彼此之间的关系。据此，德国法将财产支配权的客体分为物、狭义的无体物（精神产品）和财产性权利。[6]与此相对应，以物为客体的支配权称为物权，以精神产品为客体的支配权称为知识产权，设于财产性权利之上的支配权则为准物权，它们共同构成对物权（dingliches Recht）这一上位概念。德国法的体系为其后的民法典广泛采用。
从财产支配权体系的历史发展脉络中，我们不难发现，自法国法采用对物权概念以后，经概念法学对物和财产的进一步区分，该概念已成为处理物权、知识产权和准物权之关系的联结点。易言之，以此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对物权体系，按照分别作为其客体的物、精神产品和财产性权利的不同特性，颇为精致地梳理了物权、知识产权和准物权之间的关系。因此，如果我们历史地、体系地来看待物权法和财产法，就可达成如下两个认识：
第一，三种权利虽然都具有绝对权、支配权的性质，但因其各自客体的特性而有差别。物权的客体为物，它以有体客体为限。对于物，占有人可以迅速且准确地证实其支配的对象。因此，欲证明某人对特定的物拥有支配权，只要求权利人和该特定之物的确定。但是，在财产性权利作为支配权的客体时，却很难以占有作为正当理由和权利推定的依据，其法律证明往往不得不借助权利证书和登记的方式。[8]财产性权利的这种特性，使得以其为客体的支配权不能完全适用物权法的规定，因此，各国民法典在使其准用关于物权的一般规定外（此乃准物权用语之由来），也根据其特性为其制定了特别规则。
就精神产品而言，它既不同于财产性权利，也不同于物本身。首先，财产性权利在作为支配权的客体时，也具有稀缺性和效用性，但其价值乃制度拟制的结果，它不能脱离法律的拟制独立存在。相反，精神产品并非制度拟制的产物，它一旦被创造出来，即借物质载体成为一种客观存在。换言之，其存在并非因法律制度才得以确立，法律只不过是赋予创作人以一种对该产品的支配权而已。这一本质区别，决定了二者在成为支配权之客体的方式和条件上有着根本的不同。其次，相较于物，精神产品具有非物质性，其本身虽非物，但又通常需借助有形载体表现于外部，惟其价值未能真正由该载体体现。正是精神产品的这种特性，决定了它可在不同地方为不同的人大量复制，这成为其支配权人进行排他性占有和享有权利的最大障碍。所以，对精神产品的支配权与一般的物权相比，个性更为突出，其取得、行使和保护虽然也以物权法的一般规则为基础，但它们更需要行政法规强有力的保护。
这种三位一体的逻辑体系概念确定，位阶关系分明，区分了三种不同性质的财产支配权，从而划定了物权法、知识产权法和准物权法各自的适用范围：物权的支配对象为有体客体，是民法中最为基本的一种财产支配权；知识产权虽然具有支配权之排他性的本质，但其人身权性质及其他鲜明的个性，决定其不宜被纳入到物权法的范围中去；至于设于财产性权利之上的对物权（准物权），由于其个性与物权并无明显不同，因此可在为其设计必要的特别规定之外（如权利质权的一些特别规定），其他方面可准用关于物权的规定，从而使其为物权法吸收，以达到节约立法成本的目的。概言之，这种逻辑证明我国目前应制定的是以未来民法典之物权编为目标的物权法，而不是含混、笼统的财产法。当然，由于物权、知识产权和准物权是在对物权这一上位概念的统摄下，处于同一位阶的有三种并行的财产支配权，所以，目前作为民法典编纂之前奏的物权法和已有的知识产权法，都应作为未来民法典的有机组成部分被纳入其中。
第二，对物权事实上是财产支配权的代名词，它抽象了物权、知识产权和准物权的两个共同功能：一是将某特定客体归于权利人支配，无须借助他人以其意思作为支配该客体的准据；二是因为此种支配具有的排斥他人非法干涉的功能。这种共性暗示着两种可能性：首先，在未来的民法典中，不妨借鉴荷兰新民法典做法，就物权的一般规则设立财产法总则；其次，对物权这一上位概念统摄的逻辑体系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可以涵盖传统民法未予归纳的无形财产权。[9]并且，在以后新的财产类型导致新的财产支配权出现时，由于它们也必将反映对物权的两个共同功能，所以也就可以不断地被纳入该体系之中。
注释
[1][美]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贺卫方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163页以次。
[3]Marcadé， Explication du Code Civil， Tome 2， 7e éd ：pairs， 1873.p.337.转引自Jorge Joaquín Llambías， Tratado de Derecho Civil， Parte General， Tomo Ⅱ， Editoraial Perrot， Buenos Aries，1997， p.193. [4]尹田：《法国物权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3-1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