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泉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后，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原、被告双方对本案争议的焦点，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募捐款所有权的权属问题，二是《民法通则》条款的适用问题。
原告认为：原告与捐款人之间形成赠与关系，与被告之间形成代理关系。捐款人为原告治病捐款，被告为30个捐款单位出具了“为杨尔特募捐款”的收据，因而原告是募捐款的所有人，有权获得全部捐款，被告作为募捐款的收集人，是原告杨尔特的代理人，被告将给原告的募捐款挪作他用，侵犯了原告即被代理人的合法权益，属侵权行为，应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最高院意见）第129条“赠与人明确表示将赠与物赠给未成年人个人的，应当认定该赠与物为未成年人的个人财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第63条第二款规定“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予以判决。
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4条、第134条第一款第（四）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2）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宣判后，虽然原、被告双方均未提出上诉，判决业已执行，但它却给我们留下了值得思考的法律问题。
1.有关民法基本原则在审判实践中的适用问题
笔者以为礼泉县人民法院适用《民法通则》第4条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审结此案是正确的。本案中，教育局、教育工会与杨尔特之间的代理关系不成立，虽然被告发出了“向杨尔特同学送温暖、献爱心活动”的倡议书，但它是以教育局、教育工会的名义发出的，不符合代理的法律规定；杨尔特作为捐款的受益人，他与捐款人之间的赠与关系是否成立呢？最高院意见已明确规定公民之间赠与关系的成立，以赠与物的交付为准，赠与物未交付给受赠人，赠与关系不成立，因而，杨尔特对已得到的1万元享有所有权，对余款不享有所有权；如果对本案这样简单地予以认定，显然是不合适的。实际上，教育局、教育工会与杨尔特、捐赠人三者之间形成了社会募捐的法律关系，教育局，教育工会联合组成募捐人，杨尔特为受益人或受捐赠人，30个捐款单位为捐赠人，从法理上讲，教育局、教育工会更类似于捐赠人的代理人，捐赠人委托募捐者将捐助的款项交给受益人杨尔特用于特定的目的-治病之用，教育工会受捐赠人的委托，有权管理、监督这笔特定捐款，也有义务按捐赠人的意愿将捐赠所得的款项交给受益人杨尔特，以维护捐赠人、受益人双方的合法权益；杨尔特作为这笔捐款的合法受益人，有权接受这笔捐款，也有义务按照捐赠人的意愿使用这笔捐款。目前，我国对社会募捐的法律关系还没有相应的法律规定，礼泉县人民法院对本案只能适用民法基本原则予以判决。我们知道，民法的基本原则，是我们进行民事活动必须遵循的法律原则，是人民法院和仲裁机关裁决民事案件的准绳。民法基本原则虽然是原则性的规范，弹性大，但它是对法律具体规定不足时的一种补充。由于我国民法典还没有出台，仅有一部民法通则，因而在具体法律规范没有明确具体规定时，民法的基本原则在处理案件中就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2.完善我国民事立法，促使募捐法早日出台
有关募捐活动引发的纠纷，在我国已有发生，虽然诉诸法院的，目前仅此一起，但它提示我们不应忽视募捐活动中出现的法律问题。那么如何规范募捐活动，使其纳入法律轨道，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笔者以为，完善我国民事立法，尽早制定有关募捐方面的法律，通过法律明确募捐人、受益人、捐赠人三者的法律地位及相互之间的法律关系，对募捐人、受益人、捐赠人所享有的权利、应承担的义务作出相应的法律规定，对捐款的管理、募捐人主体资格的要求、募捐活动应遵循的原则等，都要有相应的规定。由于我国民事立法工作的相对滞后，因而对本案的审理，既是法学上的一次研讨，也是促使募捐法早日出台的一个契机，这已远远超过审理此案本身的意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