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的水资源利用体系，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行动系统。它包括水资源利用的制度安排（分配制度中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区分），人水关系，水资源的价值判断，水功能开发文化以及与水资源利用相关的外部联系，从历史经验看，这种外部联系，主要是作为一种增加财富的手段，进而与社会地位以及逐级上升的个人目标相关的心理学意义；对于个人与个人，群体与群体之间在使用和所有权方面所形成的权力竞争极其可能的社会或社区安全方面的后果的预期及防范措施；规范利用行为的制度文化等。
在一定的阶段，人们把这种手段外化为某种目的，因而发展为实现目的的行动及其所产生的连锁反映。水资源功能开发中的社会问题如水库移民、安全，工业与农业、居民用水之间的矛盾，水资源的社会生态学意义等，都从不同层面反映了这种外部联系的系统性及其效应。
不论是在历史的空间还是现实的视点上，水资源都是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存在前提和基础性的生产力，而且，由于受到技术的推动，这种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和利用，但是，这些却挽救不了“人类可利用的水资源正在日益减少”的事实。也正是这种严峻的事实，唤醒了人类通过改善水资源利用体系来解放其作为生产力的意识。
因此，对水资源进行社会学研究成了紧迫的现实问题。本文因应这种挑战，拟通过理论论证、历史考证、现实分析和研究模式比较，寻求一种可用于理解水资源利用体系的社会学认识和研究框架。
一、对水资源利用体系进行社会学分析的逻辑起点水资源利用体系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行动系统，是人类有组织地利用自然物质来满足自身需要的社会性生产劳动。这是对水资源利用体系进行社会学研究的逻辑起点。
社会行动一直是社会学家关注的重点概念或领域。最有代表性的要数马克思、韦伯和帕森斯。
相比之下，韦伯对社会行动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更加系统的范式和概念，但基本上局限于社会行动的内部结构；而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下，提供了一种辩证的、科学化的思考框架，透析出了社会行动与自然界，同时也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结合点和分离点；帕森斯则在结构功能论的基础上，提供了一种具体的社会行动的结构或形式—社会组织的运作过程以及与其背景之间的关系。马克思的辩证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观，在社会学中的伟大贡献在于：将人类的自然属性视为思考人类社会的逻辑起点，而将作为利益共同体之符号的阶级，作为其分析社会组织过程和方式的基本单位。
这样一种社会分析的范式，构成了社会学历史上经久不衰的亮点。它不仅确立了人类社会分析的逻辑起点，而且因此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从社会内部或文化的分析，引向了人类行为的外部分析。
在社会哲学中摒弃了唯心主义的框架而建构了唯物主义的框架。为社会学的科学化努力创造了逻辑上的可能性和合理性。
虽然在其后的社会学思想中，不乏唯物主义的分析，但除了马克思，几乎没有社会学家将社会分析的起点放在人与自然的命定关系中。在这种认识框架中，马克思关于社会行动的理解,充分地体现在其关于社会劳动的界说当中。
人类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社会行动就是劳动，劳动创造了人，也创造了社会，劳动既是人与自然的结合点，也是人与自然的分离点。用马克思的社会原理来理解，水是人类生存的基本需求，围绕满足这一基本需求的人类生产活动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
因此，人类为了改变自然水资源存在的生产活动或劳动，创造了丰富的人类文化，同时也创造了人类理性的重要方面。水资源利用体系，是人类改造和利用自然的一种生产活动或劳动，它所体现的是人类社会特有的一种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社会过程。
这便是对水资源问题进行社会分析的逻辑起点。按照这种社会分析范式，水资源利用体系在实质上是人类行为的一种特殊的组织过程，这一过程，必然受到客观存在——水资源自然存在的制约，另一方面，由于与人类生存需要息息相关，水资源自然存在也必然受到来自人类改造自然的主观能动性强有力的挑战。
因此，水资源利用体系可以被视为：人类为满足自身生存的需要而组织起来与自然水资源之间的、辩证的互动过程。韦伯在下列层次的意义上解释社会行动：“只有在行动的主观意义能够说明其他人的行为并因而指向其原因的意义上，行动才是‘社会的’。
”这一定义意味着，个人行动要想成为社会行动。必须具有至少两个条件：一是行动者的主观态度指向其他人的行为，二是受群体影响（不管这种影响是以何种形式出现如：制度或心理压力）的行为。
而由于群体内个体之间的行为相互向，形成了特定的社会关系。换一个角度讲，特定的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