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学家H.S.沙利文认为，焦虑，是一个人的生理需要未能以社会许可的方式得到满足的结果。适当的焦虑，往往能够激发人的潜力，帮助人应付即将发生的危机。然而，长期处于过度焦虑状态中，就会发展成为焦虑症甚至抑郁症。据中国健康教育中心的调查：中国职业人群的焦虑和抑郁状况严重，精神疾患在中国疾病总负担的排名已超过了心脑血管系统、呼吸系统及恶性肿瘤等位居榜首，成为我国严重的公共卫生和社会问题。
近日，一项由国内权威机构在全国各大中小城市对80后职场人士进行的职业压力调查结果显示，九成以上的职场人都承受着一定程度的职业压力，六成以上感到职场压力过大，其中IT、医药、金融、销售等行业的职场人承受的压力最为突出。焦虑不仅仅局限于职场，在由人民论坛调研基地开展的“当前中国人为何焦虑”的调查中，超六成受访者自认焦虑程度较深;超八成公众认为焦虑情绪会“传染”，近九成受访者认同“全民焦虑”已成为当下中国的社会病。
症结一：刷不完的动态
停不下的脚步
中国人的焦虑状况较为严重，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因焦虑而引致的自杀惨剧时有发生。很多人认为，互联网的开放性扩展了人们接收讯息的途径。网络媒体以强大的生命力与传播力，加剧了焦虑情绪在广大民众之中的传播和感染程度。随着网络资源平台的日益强大，远距离的人也可以彼此关注对方的生活，而这样的生活并不一定是真实的――我们花在线上互相窥探的时间越来越多，用在线下联络沟通的机会越来越少;在线上浏览各门户网站、自媒体等获取信息的时间越来越多，走到室外，用感官认知真相的机会越来越渺茫。
“如果我们不革命，早晚会被人革命。”2013年开始，在“互联网焦虑症”蔓延至各大企业时，这句话常被企业家提及。逆势而为的雷军创建小米时找到生存方法论――专注、口碑、极致和快，使小米成为中国最大的手机制造商。周鸿t因为恐惧、焦虑，最终成为市值100亿美元的大公司;张朝阳因焦虑而抑郁，依赖于一次次单点突破，打造出娱乐江湖雏形;马化腾的焦虑，让他拥有了超过6亿用户的微信。然而，悬梁刺股、奋力龙门一跃并获得成功的，毕竟是少数。
在互联网逐渐成熟的进程中，焦虑或可成为促进企业蜕变和衰落的一种手段，但在大企业面对互联网焦虑症自乱阵脚时，个体，往往是首当其冲要“被革掉”的那一拨牺牲者。越来越长的人才培养周期和越来越短的知识更新周期之间的矛盾，以及互联网所放大的整个信息世界，都“逼迫”人们以前所未有的接收效率和认知水平追逐知识并升级技能。在经济迅速发展、社会分化加剧的过程中，无法适应的群体往往容易产生失落感，而当不甘心落后的人的接受速度和接受能力不能相匹配时，焦虑，又何以能止。
症结二：仰视不完的“牛人”
控制不住的抑郁
“吊丝”（流行用语为“潘俊保┱飧龃首源2012年在网络上爆红以来，就再没离开过人们的视线。目前，普遍意义上的“吊丝”已不单指在社会底层默默无闻的男性，词语原义中隐藏的社会阶层边界开始变得模糊，女性、有志青年、职场精英也都开始自称“吊丝”，以避免显得太不合群。这种毫不避讳的自嘲看起来就是一场集体焦虑的表达“盛宴”，也成为职场人自我宣泄和释放压力的方式，使自己至少可以在言语上成为“思想的巨人，行动的矮子”，用自我催眠营造出一种“因为没有资源，我们可以不用那么努力”的假象。
20岁华裔学生王璐畅跃过旧金山金门大桥栏杆坠亡。这些全都是被过度仰视和极度自卑而带来的巨大焦虑和压力摧毁的极端后果。
如下几个因素容易引发职场抑郁症：
1.作息时间。如果作息时间非常不规律，如经常轮班、熬夜、时差变化等，非常容易影响职场人的生理时钟，造成内在失调。
2.跳槽频繁。调动工作地点及工作内容变换频繁，需要不断适应新环境及新同事，这会造成很大的生活和沟通压力。
3.职场环境。缺乏知心伙伴的工作环境容易诱发职场抑郁，因为个人的压力及责任较少有人可以共同承担，一旦有事，只能独自承受，这就使压力难以排解、不断积攒。
4.工作压力。通常来说，从事具有时间压迫性以及人际竞争性很强的工作更易产生工作压力。
症结三：追逐不够的物质
填补不满的安全感
很多职场人患有“中产阶级焦虑症”――追求高品质的生活，期望其他人尊敬自己。随着90后“入职元年”的到来，这种焦虑症不再局限于某一社会阶层和年龄段。这些年轻人的“倒金字塔”模型让传统意义上马斯洛需求的最后一层――“实现自我”，成为企业最应该首先满足年轻员工的需求。随着持续扩大的物质需求让中国成为全球一切商品的最大市场，加之对奢侈品产生的强烈兴趣，年轻人的未来规划和期望也似乎越来越向欧美国家靠拢。我国社会和经济正迅速发生变化：农村正以惊人的速度完成城市化，就业市场日新月异，媒体和娱乐业格局正在经历彻底变革。这些环境造就了很多暴富的机会，但也给年轻人实现期望中的中产阶级目标制造了巨大障碍。
以往判断社会分层的因素主要有收入、职业和声望等，但随着房价的飙升，住房已经取代了原有要素，成为衡量一个人是否贫困的重要指标，尤其在中国，如果在“住房资源”上处于弱势，很有可能意味着在社会的其他方面均处于弱势，最终走向“恶性循环”的贫困之路;城市白领是高学历、高收入、高职位，中层、中产和中坚分子，在这样的群体中，竞争自然激烈甚至残酷，面对职位的供给不足和每年大量高校毕业生的后起竞争，除了继续拼命工作之外，似乎没有其他更好的途径;与发达国家相比，今日中国最缺的不是物质丰富，也不是精神追求，而是社会保障，中国养老保险覆盖率尚未达到国际标准，拥有失业保险的人数则更少;很多新生代白领的社会融入程度其实并不理想，很多人并不认同自己是所在城市的一员，“漂泊感”和“在他乡”的情绪具有一定普遍性。
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一代人，或许总要比前辈和后辈付出更多代价。中国的转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整个大环境的好转依赖于社会结构和体制的调整，这无疑是一条漫长的路。但在指责社会和历史的同时，也要看到当事者个人的主观选择、生活态度同样起着关键作用。对自身追求的无限扩张，很容易带来徒劳、无休止的攀登;对物质生活的盲目攀比，很容易让人浮躁而缺乏安全感。职业群体的焦虑，或许正是全中国的焦虑。基于职场焦虑症，我们是否该给自己描绘一张“快乐养生”图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