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国企纪检监察部门的独立性，让国企的纪检干部腰板变硬了，但依附心理并非一朝可破。
长期以来，国有企业的权力结构和用人机制，使得其同体监督比党政机关漏洞更多、问题更重。
“国企内部由纪检、监事会、审计、工会进行监管，但这些部门缺乏独立性，权限很少。”多年从事廉政制度建设与腐败预防研究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任建明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不少国企现有的监事会、审计部门形同虚设，纪检监察机构成为“养老院”、“干休所”。
广东省对此顽症的改革已先行一步。2014年8月，广东省国资委纪委开启独立考核省属国企纪委书记的改革。广东省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吕业升说：“监督者的指挥棒不能掌握在被监督者手中。”
腰板变硬
4月底，广东省国资委举行了省属国企纪委书记述职述廉考评会。此次对省属企业纪委书记的考评结果将直接决定纪委书记的年度薪金，并作为职务升降、岗位交流、实施奖惩的重要依据。
考核优秀的广东省广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纪委书记刘卫东拿到了堪比董事长的年薪。会后，一屋子的纪委书记感叹改天换地的变化，不少国企纪委终于开始办案了。交流起办案经历，与会者颇为兴奋。“今后工作业绩好不好，不再是企业自己说了算，而主要是由省国资委纪委和省国资委人事部门说了算。”刘卫东说。
看似风光的国企纪委书记，此前在国企内部长期处于从属化与边缘化的地位。其薪酬待遇、考核评价等工作的主导权在企业，在企业内部开展监督角色很尴尬。“国企纪委要看一把手脸色。如果一把手不想监督，纪委就很难掌握业务经营方面的信息，监督无从着手。”广东省国资委纪委书记张小刚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张小刚介绍，有的企业集体决策事项事先不让纪委介入，却临时在班子成员会上要求表态，造成纪委监督进退两难;有些企业对业务经营的一般性项目和投资交给班子成员集体决策，而对一些重点性、敏感性事项，却采取个别通气、私下渗透的办法，规避纪委监督、干预。如此，就形成“同级无法监督、下级不能监督;事前监督找死、事后监督等死”的尴尬局面。
长期以来，在国企内部已形成一些“潜规则”，国企的纪检干部要想保职保位，最好就不发声，不监督。“国企纪委大多数时候就是摆设，企业有人被带走了，开除党籍走一下程序。”广东省国资委纪委副书记、省监察厅派驻省国资委监察专员办公室主任彭锦河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在本企业信访举报量和办案比较少的情况下，纪委书记过去通过主业以外的工作弥补自身价值，分管工会、维稳、扶贫、法务、安全和风控等事务，纪检监察工作基本处于缺位状态。“有些企业纪委一年到头没办过案，甚至连问责措施、诫勉谈话都没有，也不见采取预防措施、教育手段。能干的人不愿意去纪检监察机构，队伍很弱。”
很多国资纪委监察系统甚至都没有固定的联系点和工作场所。“我刚到国资委纪委的时候，相关负责同志找我签字实施‘双规’，我问‘双规’在什么地方，说还在找，地方都没有怎么能‘双规’人呢？”张小刚说。
2014年8月以后，广东省国资系统纪委书记的腰板开始变硬了。在广东省纪委的指导下，在广东省国资委党委的支持下，《广东省省属企业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党委主体责任、纪委监督责任工作的意见》（下称《意见》）出台。
《意见》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提升省属国企纪检监察部门的独立性，要求纪委书记聚焦主业，不分管其他业务，考核评价机制与企业脱钩。广东省纪委书记黄先耀认为，企业纪检监察干部薪酬待遇和职务晋升与被监督对象的测评相关联，是国企纪检监督存在的、涉及体制机制的主要问题之一。
不适之处
改革并非一帆风顺。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走访发现，首先是个别国企董事长对监督很反感，愿当法外之民。
有的国企董事长重视发展指标、轻视惩治腐败;有的认为反腐败影响经济、影响企业发展，把两者对立起来;还有一些企业主要领导主动接受监督的意识淡漠，认为纪委加强对同级班子主要领导和成员的监管不可接受，甚至向国资委提出要撤换积极转型的纪委书记。
在增配专职纪检干部上，有些企业只见增设编制，人员迟迟没有到位;在机构设置上，个别企业没有单设监察室，甚至出现用一个“口袋部门”打包检察、风控、法务等职位的情况。监管机构缺乏独立性的局面未得到根本性扭转。
有的纪委书记也没有完全适应职能的调整。一些纪委书记出于工作惯性思维，不愿得罪人，对于应该承担的监管责任不愿承担。“不愿摆脱对同级党委的依附心理，不愿监督，不想监督，怕得罪人，怕政策会影响自己今后前程的心态仍然比较突出。”彭锦河一针见血地指出。
此外，一些纪委书记留恋兼职职位，不肯退出。尤其是对于兼任董事、工会主席等职务，绝大部分企业未调整到位，导致企业纪检监察机构无法集中精力聚焦主业。“既想排名往前靠，又想继续分管其他业务，扩大自己的权力范围。”张小刚说。 一些调整到位的纪委书记，素质和能力离中央纪委对纪检监察干部提出的办案履职要求，也还有较大差距。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国企纪检系统办案专才非常缺乏。有些省属国企从未自办案件，国企纪检监察队中，有过独立、全程办案经验的人才屈指可数，纪检干部不会办案的情况普遍。案件线索管理、移交和报告机制不规范，对办案程序性要求和时限要求知之甚少。有些企业纪委对上级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处理超时限，核查质量低，成案率低，甚至置之不理，要么“查无实据”，要么根本不见上报核查结果。有些纪委书记在办案过程中连最起码的保密意识都没有。
“不会办案，一下子无所事事。碌碌无为，很失落，出现茫然症状。”张小刚介绍，大约有三分之一纪委书记熟悉情况，能很快转换到位，有三分之一正在逐步转换过程中，还有三分之一怎么转也转不过来。
人事之难
按照此前的设想，广东省国资委希望将省属国企的纪委书记薪酬、考核、任命都由省国资委统筹安排。目前来看，薪酬和考核得到比较好的落实。但是因为省属国企的纪委书记是省管干部，仍归组织部门负责任命。国资委和组织部门难免出现意见不一的情况。
“国企之所以成为腐败重灾区，一是其过分集中的权力结构，二是其层层任命的选人用人体制。国企主要领导人的任命方式和市场化企业完全不同，仍由主管部门按等级授职，任命得准，企业就发展得好，反之就会弊病丛生。”中央纪检监察学院教授李永忠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以央企为例，2004年开始，国务院国资委提出试点和规范董事会建设。但直至目前，大部分央企的董事会仍然没有人事任免权，经营管理者仍由组织或国资部门任命，国企高管作为国家干部而非企业管理者经营企业。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发现，到了省市一级的国有企业，高管更加热衷“级别”。有些国企董事长的级别和地方国资委主任级别一样，二者都是省管干部，国资委的地位变得越来越尴尬。企业看好的管理人员，如果组织部门不同意，就难以使用。
传统的“官本位”体制机制，使许多地方政府忽视国企高管的人力资本价值，导致国企高管大多追求官位而非企业效益，不少国企的领导职位成为一些官员提拔和流动的平台。比如在21家广东省属国有企业中，不乏企业负责人来自工商、发改委及其他党政部门。
“和腐败问题比起来，用人才是大问题。”专注央企董事会建设的北京求是联合管理咨询公司董事长安林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市场经济的发展将培育出日益成熟的职业经理人市场，应该让国有企业高管接受市场竞争的约束，从而积极改善企业经营管理并遏制腐败冲动。
“真正正本清源，就是经营班子成员市场化，有利于防止腐败。”安林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