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作为《经济学人》主编的白哲特赢得了人们的无限尊崇，但作为维多利亚时代英国文人的白哲特，依然在等待足够多的同情的理解
前不久，《经济学人》发布了一则广告，重申其编辑独立性，沃尔特・白哲特（Walter Bagehot）因此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钩沉起人们对他作为《经济学人》前主编、作为维多利亚时代英国文人的记忆。
1857年，白哲特认识了《经济学人》创办者和所有人詹姆斯・威尔逊，从此开始作为撰稿人、编辑和主编与《经济学人》的不解之缘。
白哲特基于“所有的主题都可以用清晰简洁的英语表述出来”的原则，使得《经济学人》既有鲜明的立场，也有清晰的分析，以及解决问题的建议。另一方面，白哲特将《经济学人》的视野从英格兰扩展到了正在经历内战的美国，让杂志的内容从商业和经济报道拓展到了政治乃至科学技术领域。
当然，白哲特并非仅仅是《经济学人》伟大的主编、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他同时也时常作为文人被提及。大致地讲，白哲特的文人地位主要源自他的三本文集：《英国宪制》《物理与政治》《伦巴第街》。
在白哲特生活于其间的19世纪60年代，宪制讨论在英国如火如荼：人们一方面渴望展现那些使英国得以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制度所具有的特质，另一方面担心这些制度是否能够面对正在迫近的帕默斯顿时代结束之后的挑战：适应国内社会发展的要求、让国家继续保持国际竞争力、为其他国家提供可行的范本。所以，白哲特是带着一种居安思危的意识在写作《英国宪制》，旨在描述英国议会制政府的实际运作图景的同时，证明英国自由主义何以与民主进程相磨合，尤其是其间所面临的难题。
从这个意义上讲，《英国宪制》“建立起了一种谈论宪制的主导方式，这种方式把宪制当作一个实践问题而非一个原则问题”，虽然隐含于其间的白哲特对政治制度之心理学、社会学动因的迷恋，显见于他的《物理与政治》。
受到“历史科学……一种关于倾向所具有的规律的科学，这些规律由思想产生、由身体传递，作用于并影响着一代代人的意志”这一观点的启发，白哲特决定借助把“‘自然选择’和‘遗传’原理应用到政治社会的思考”，揭示英国社会何以从“身份的时代”过渡到“选择的时代”，于是便有了《物理与政治》。
白哲特在此间的一个重要观点是自然选择和遗传原理，其不但是一种科学的观念，更是人类无法抗拒的自然规律或法则，即人类社会同样受制于自然选择和遗传原理，基于从野蛮到文明的进化过程趋于完善。白哲特的另一重要观点是“商谈政体”，是“结合了守法与变化两方面因素”“与特定历史环境相适应”的优良政体，它在继承习俗社会的优点的同时，留下了个人创新的空间。
《物理与政治》加上《英国宪制》，以及之后出版的旨在说明货币市场实际运作的《伦巴第街》，促成白哲特跻身享誉世界的经济学家、政治社会学家、公法学家。但必须知道，这些著述在成就白哲特的同时，为他贴上了民主的反对者、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等具有负面意涵的标签。
白哲特坚信，既然大多数“无知者”并不具备参与政治的愿望与能力，英国宪制一旦被代替以普选的民主，其结果很可能便是“金钱的统治”，而这并非普选权改革鼓吹者所希望看到的。白哲特同理指出，同样的制度施行于不同的行动者往往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商谈政体在英国取得了成功，但在法国却注定要失败。
从这个意义上讲，白哲特对改变英国宪制的选举权改革的反对，直接联系着他对英国宪制的各种制约条件的考察，即“政治制度的变革并不是在一张白纸上作画，而受到诸多现实条件制约”。所以，尽管作为《经济学人》主编的白哲特赢得了人们的无限尊崇，但作为维多利亚时代英国文人的白哲特，依然在等待足够多的同情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