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时代是一个生活方式、交往方式和生产方式都发生变革的全新时代，公共管理生态也必然随之发生重大变化，表现为社会的组织结构、权力结构，公共管理对象以及公务事务的性质都发生了和正在发生变化。这些变化必然会对政府不同层级、不同部门、不同地域以及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最终给公共管理伦理带来挑战。适应互联网时代公共管理领域的诸多变革，需要构建与信息化的工作环境与伦理关系相适应的道德价值和伦理原则。
一 网络化背景下公共管理生态的变化
网络时代复杂多样的经济活动，网络空间中民主政治的发展，以及随着网络的普及应用出现新的社会需求，都带来了政府行政管理环境的改变，最明显和直接的结果是公共组织结构和权力结构的变化。网络技术在政府管理领域的普及与应用，使原有的以权力为中心，以控制为单位的政府组织结构产生分化，与集权管理体制相适应的垂直化的金字塔式的组织模式将向与分权管理体制相适应的扁平化的网络状的组织模式转变。金字塔式组织结构源于经典理论中的管理幅度理论。
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改变了以层级方式传播信息的方式，以网状形式进行信息传递方式使管理者信息传播幅度大大扩展，使管理幅度理论不再有效，以管理幅度理论为基础的金字塔型的组织结构也就不再是最高效的组织结构。随着人类社会进入后工业社会，要求政府的管理也由以政府为中心转变为以公众为中心。政府不能满足于从管理方便的角度提供公共服务，而是需要从以人为本的原则出发，根据公众多元化的需求提供多样化、个性化的服务。
金字塔式的组织管理模式，无法快速、有效地与公众互动，不能了解公众个性化、多样化的需求，其不适应性越来越突显。与此同时，互联网对突破原有的管理幅度，采取点对点的方式，为提供多元化、个性化的服务创造了技术条件。如此，网络时代必将对现有的金字塔式的层级制组织结构进行重造，一个明显的趋势是减少管理层级，组织机构扁平化。
扁平化组织减少了管理层级，各个部门的管理幅度也随之扩大，保障了组织内部信息的通畅，提高了组织成员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和工作效率。扁平化的组织结构，增加了管理跨度，上级领导能够直接与下属进行联系并实现有效沟通，从而达到信息资源全体成员共享的最佳状态。由于减少了中间管理层，必然带来管理成本的降低，有利于减少政府开支，减少财政赤字。对于公众而言，由于行政管理组织结构的扁平化，公众在办理相关手续时流程也大大减少，提高了效率。
二 互联网时代公共管理伦理面临的挑战
公共管理伦理是指公共管理伦理维度、公共管理行为的基本道德规范，以及通过公共管理行为与公共事务所集中体现出来的社会公共精神。公共管理伦理包括政府组织伦理(行政伦理)和非政府组织伦理。无论是政府组织还是非政府组织，互联网为技术特征的后现代社会在组织结构、权力结构方面的变化，必然对公共管理主体及公共管理对象、公共管理手段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产生影响，从而对固有的公共管理伦理关系与伦理原则带来挑战。
首先，互联网改变了组织结构与权力结构，必然使传统的政府与公民的伦理关系受到挑战。传统公共管理伦理体系中，政府作为社会管理的唯一主体，处于主导的占居优势地位的一边，公民作为管理的客体，处于被动的一边，在这种关系中，政府被认为是由社会精英的公务员组成的组织，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公民则被动地接受领导与指引，公民参与国家治理的途径和方法受到限制，因而其参与国家治理的积极性、自主性和创造性也得不到有效的发挥。在这种背景下，社会管理的伦理被称为行政伦理或政府伦理。互联网时代，由于网络的广泛运用，传统的科层制组织结构下的等级观念被削弱，网络交往中体现出的人际关系水平化、社交的随机性与横向性的特点，使固有的社会结构及秩序渐渐被打破。公民的权利意识与表达愿望因互联网的发展而得到强化，从而推动了政府与公民关系的变化。
一方面，互联网为公民参与社会事务，表达自身意愿创造了技术条件，手段的便利性又激发了公众的参与热情，使公民权的实现获得了现实性。另一方面，互联网的广泛应用越来越对政府的权威构成挑战。
互联网时代，权威的形成，特别是借助公共舆论而形成基于价值观认同的的软权力的形成越来越依靠说服人心的软力量，而非依靠国家机器为后盾和利益诱导为方式的硬实力。围绕着意见领袖建立起来的虚拟社会网络正在重构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进而也将重塑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并将逐渐对实体社会产生影响。
三 互联网时代公共管理伦理的发展趋势
公共管理伦理是有着时空特性和民族文化背景的一种特定的管理现象，是特定的道德模式在公共管理实践中的体现。诚实、正直、仁慈和公正这些作为人们共同遵守的规范和崇尚的品德在过去很长时期内与公共管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互联网时代，它们依然是有效的。不过适应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人际交往需求以及处理公共事务管理实践中的各种伦理关系需求产生的传统伦理价值在互联网时代是否充分，回答则无疑是否定的。主动适应公共管理伦理关系的变化趋势，推动公共管理伦理模式的更新成为必然要求。公共管理伦理模式更新，不只是指基于政府权力强制或政策引导的道德宣传，也不是建构道德规范那种直观的、浅表的行为准则，而是包括公共管理价值取向、体制机制、评价方式、伦理文化以及公共管理者的信仰、目标等方面的综合更新与再造。
呈现出满足社会公众个性化需求的特点。较工业社会而言，行政人员在处理行政事务时越来越需要面对普遍规则与个性需求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行政人员在行政实践中需要在既定的普遍性规则与现实的个性化需求之间达成平衡，这就对行政人员的伦理自主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较工业社会而言，网络社会行政人员的工作环境与工作对象更为复杂，他们需要在一个充满矛盾和冲突的价值和利益之间做出判断与选择。另一方面，网络时代行政人员需要解决的问题往往具有突发性。突发事件的处理，需要赋予一线工作人员更大的自主权。行政人员需要在应对各种个性化的情境中，既有效保持自己行政责任的伦理限度，又能合理满足各个利益群体和个体公民的现实需要，这就要求行政人员必须大力强化自身的伦理自主性，提升自身的道德判断与道德选择能力。
在传统的行政伦理中，由上级组织做出决策，服从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是行政人员最为重要的伦理规范，但在网络为基础的后现代社会，基层组织在了解公众个性化需求和提供公共服务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正如盖彼德斯所说，低层员工和服务对象(顾客)最接近行政机关实际提供的服务，他们掌握大量信息，对于行政机关服务最有发言权，因而应赋予政府中被排除在决策层以外的员工以更大的参与权，让他们更多地介入到机构的活动中来。
如此，公共管理伦理中也必然要求在服从上级命令与加大公共管理者的伦理自主性中达成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