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的 中国 乡村充满了错综复杂的矛盾现象。一方面，近二十多年来 农村 收入有相当程度的提高;另一方面，农村和城市差距越拉越大。一方面，农村出现了不少新兴富户;另一方面，贫穷的困难户比比皆是。一方面，部分地区许多村庄显示出可观的 经济 发展 ;另一方面，许多村庄经济反而倒退，同时人际关系、社区共同体又明显衰败。一方面，产业化了的农业 企业 其劳动生产率显著提高;另一方面，家庭农场的劳动生产率相对停滞。一方面，部分地区乡村 工业 高度发展;另一方面，乡村工业增长率又明显降低，环境污染也越来越严重。一方面，中央政府的威信(在全世界注目的国民经济发展成绩上)显著上升;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威信普遍下降。诸如此类的矛盾现象使大家感到困惑，无论从现存什么 理论 观点来观察，都会感到与实际若即若离。高等院校里在读的农村子弟，正因为熟知其中的多重多层复杂矛盾，更加深深感到困惑和忧虑。本文试图从 历史 角度就当前的乡村 问题 做出一些 分析 ，重点在经济，兼及 社会 与国家政权。其中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今日该怎样理解数个世纪以来的农业过密化问题。
从当前的根本事实出发
这样的收入水平乃是“离土离乡”农民工外流到城市打工的最基本动因。出外打工的收入虽然不高，但是要比在家庭农场或乡镇企业工作高出好几倍(当然，花费也相对高)。反过来说，低收入的种植劳动(和低工资的乡镇企业)也是离土离乡农民工工资相对低的基本原因， 因为农村充满了更多愿意为这种相对低的报酬而出外打工的劳动力。在供过于求的大环境下，今日的“离土离乡”农民工的工资被压到推、拉交叉的最低点。
历史 回顾和 经济 分析
劳均土地当然不能完全解释今日的小规模经营，因为它有它的制度性因素。在全国农业非集体化的过程中，本来具有其他的制度性可能。一个可能是从计划经济下的强制性的集体制度转向市场经济下的自愿性的合作经营，籍此建立规模经营。另一个可能是从集体所有制转向完全的私有制，任由人们自由买卖土地，由此形成一部分的规模经营(以及伴之而来的农业雇工和贫富不均)。但是，中央政府做出的抉择是两者之间的责任制，在不允许耕地买卖的原则下，平均分配耕地的使用权，因此形成了今日的人均2.4播种亩、户均9亩、劳均7亩的局面。此外，国家强制性地实行城乡二元化的户籍制度，也是这个制度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
上述是比较明显的制度性因素，但是此外还有另一个不甚明显的组织性因素。今日的小农农户，仍然(正如恰亚诺夫多年前指出的那样)(《农民经济组织》，中央编译社，1996年版)既是一个生产单位也是一个消费单位。同时，它的劳动力是既定的。因此，它会做出一个资本主义生产单位所不会做出的抉择，会愿意为(低于市场工资报酬的)自家消费之用而种植口粮/承包地，它会(像过去那样)为了增加家庭的收入而结合主业和副业，结合主要劳动力和辅助性劳动力的使用。过去种植业是主业，在农村打短工或在家纺纱织布(或缫丝)是副业。今日半工半耕的农户则以城市打工为主(要收入来源)，家庭种植为副。今日中国的半无产化了的农户之同时从事(半就业型)种植业和城市(镇)打工既是出于这种农户经济单位的组织性逻辑，也是出于国家政策性抉择的原因。
过去的“男耕女织”是个非常牢固的经济体;今日已经形成了一个可能同样牢固的半工半耕的经济体。我们也许可以把这个状态称为僵化了的过密型农业经营。同时，因为它是个被国家政权制度化了的东西，也许更应该称作“制度化了的过密型农业”。
整个半工半耕制度的逻辑是：人多地少的过密型农业因收入不足而迫使人们外出打工，而外出打临时工的风险又反过来迫使人们依赖家里的小规模口粮地作为保险。这样，就使过密型小规模、低报酬的农业制度和恶性的临时工制度紧紧地卷在一起。正是这个制度替代了原来的集体生产。
国家政权与三农 问题
今日的过密型农业制度部分是出于国家政策的设计，但其后果则多是未曾预期的。在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之后，国家为了避免 农村 的再度阶级分化，也为了要突破小规模经营的局限，以及稳定城市的粮棉供应，巩固国家从农村的提取等等考虑，实行了农业集体化。在集体组织的基础上，确实做到了许多令世界瞩目的成绩：在短短十几年内基本克服了过去的天灾人祸;普及了医疗卫生，把农村死亡率降低到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预期寿命也同样;同时，把种植业产出从已经是相当高的水平提高到原来的三倍以上;并且在每个村庄建立了党支部组织，培养出一整代(大多数是)优秀的基层干部;也建立了稳定自信的村庄社区。但是，由于一些策略上的失误，主要是没有正视人口问题，又从农村提取过多、以及过分集中于粮食生产，其后面临的乃是虽然稳定但是基本停滞的农村劳动生产率和收入。
进入改革时期，国家作出决策指令农村干部全面 发展 乡村 工业 ，利用从过密的，也是过分强制性组织的农业中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做到了惊人的乡村工业发展，以每年20%以上的增长率在十几年内达到了几乎相当于国营工业的总产出，也因此缓和了农业上非常严重的人口压力。其后，在信息技术促成的全球贸易和资本流动剧增的大潮流下，国家做出大规模引进外资和大规模进入国际市场的决策，用来推动国内的 经济 发展，得出的是举世瞩目的持续二十多年的将近10%的年国民经济增长率。同时，为了避免农村的土地兼并以及更严重的 社会 分化，做出了维持按人/劳均分配土地(使用权)的决定。因此，在城市经济的蓬勃发展(以及其对农民工的需求)和农村均分土地制度的会合下，形成了今日的半工半耕过密型种植制度。
政府和这个制度之间的关系充满矛盾。一方面，官方不允许土地自由买卖是出于社会公正和照顾弱势群体的动机。另一方面，官方大力引进外资，允许新型资本主义 企业 大规模雇用民工，而在其同时不允许民工组织工会，又维持了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使民工长期处于准公民、被欺压的地位。此外，对于农业的政策，主要寄希望于大规模的产业化农业，把现存的男工女耕、壮工老耕等农业体系视作为既定事实，排除了其它经营模式的可能。另外，(尤其是在近年的减负之前)从农村提取过多，更毋庸说远远没有像美国或日本(以及其他发达国家)那样扶持农产品价格以及直接补贴农场。
今日的过密型半工半耕制度所产生的一些结果不仅僵化了农业，其实可以说是破坏了、甚至是摧毁了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几十年的建设。农业本身陷于低报酬、停滞的小规模经营，而劳动力的外流在一定程度上转变了原来的家庭代际关系，疏离了原来的农户家庭，也松解了原来的社区秩序。低报酬的农业使它普遍地被看作是没有人愿意干的工作。父母亲为了追求较高报酬而外出打工，更促使青少年子女普遍地蔑视种地、蔑视农村。城市成为大家的理想和希望的寄托，农村成为大家急不可待要离开的地方。父母亲普遍梦寐以求子女考上大学、跳出农村。此外，伴随农村非组织化以及部分地方官员滥用权力，基层政权组织威信普遍下降，农村社会治安也是一落千丈。在一切金钱化的大趋势下，原先集体制下(虽然不是很高质量但是稳定和具有起码水平)的公共服务出现了普遍的危机， 教育 和医药都成为贫穷农民越来越难承担的重负。同时，恶性的打工制度引起相当普遍的对农民工的不人道的欺压。
因此，社会上的知识分子(以及国家领导人们自己)相当普遍地喊出了“三农问题”，呼吁重新“建设乡村”，以及(在1905年10月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之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本身就是一个带有讽刺性的事实：上一世纪 二、三十年代的晏阳初、梁漱溟等人当年所想做的而都没有能够做到的，起码在教育、卫生、温饱等等问题上，后来多由从乡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做到了，但是，在今日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居然会重新出现了乡村建设的响亮呼声! 出路 问题
新古典 经济 学(包括制度经济学)学派认为今日 中国 的乡村只需要进一步明确私有产权、开放市场、允许土地买卖、吸收全球资本， 自然 而然会像西方乡村那样 现代 化、高度城市化，农场做到规模效益、 农村 得到资本主义 发展 ，就像美国那样。
我们不用质疑，今日中国的乡村，显然有资本主义式的发展，部分地区确实有资本主义式的产业化了的农业 企业 单位，雇佣劳动、积累资本，在国内外市场中竞争牟利。市场主义的核心概念之一是 ： 如果某产区能廉价生产甲产品，但若生产乙产品则代价比较昂贵，而在另一产区则相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两者交换，互相得利，胜过分别自我生产两种产品。如此的市场交换能够促进 社会 分工、规模效益、资本积累以及它们所导致的经济发展。这是在今日中国部分农村所能看到的事实。我们不用否认这些道理。
针对“三农问题”，国家领导人新近打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设想，包括要“千方百计”提高农民收入的意图。这是出于社会公正以及扶持弱势群体的良好动机的规划。农村中存在的诸多问题，都已提到日程上来，包括减免税费和改善公共服务(尤其是 教育 和医药卫生)、建立为农业服务的 金融 体制(以及改善农民工待遇)等等。这些显然是很必要的，并且是有可能引发更根本性的基层政权运作改革的措施(如果地方政府真能从提取性的机关改为国家拨款的服务性机关)。
但是，从 “十一五规划的建议”中便可以看到，决策者仍然是把口粮地种植制度作为给定事实，主要寄希望于更高度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所设想的农业出路主要是大规模的产业化农业，并没有着重考虑现存小农家庭农业的改善，以及在可能范围内扶植规模较适度的(不一定是专业化的)家庭农场。和许多其他的观察者一样，我自己十多年来也同样主要寄希望于农村工业化与城镇发展。但是，当前的事实是，在大量劳动力转移之后，农业仍然过密，并且连带产生了更广泛的三农危机。鉴于此，我们必须进一步思考，面对小农经济仍将长时期存在的现实，再次检验农业本身，从其中寻找出路，不能只寄希望于它的自然消灭以及美国式农场的来临。
历史 性契机
今日已经放到日程上的一系列的改革应会为激发新时期家庭农场的发展建立必要条件。在那样的改革下，现在农业中1.5亿的“隐性失业”，既可以视作 问题 ，也可以视作等待发掘的潜力。如果国家能够适当扶植、逐步建立“适度规模”的家庭农场，协助其投入资本、提高产品价值、促进其经营的多样化以及单位土地的劳动容量(譬如，从粮食转到部分蔬菜或果树，或加上一定规模的养殖)，应该能够在农村人数基本稳定或递减的现实下改善今日的恶性制度。关键是在城市化- 工业 化以及产业化农业之外同时致力于小农家庭农场的改善。
当前关键性的第一步也许是在概念上的转移，从今日的基本忽视小农经济而寄一切希望于城市化和大规模产业化农业，转向设想相当长时期的小农经济的延续及其逐步改善，明确承认今日的半工半耕过密型农业制度亟需改革，亟需转向具有适度规模、能够持续发展的小农家庭农场。部分这样的家庭农场当然将会向小专业户和合作组织过渡。从长远的历史的视野来看，抓住今日的历史性契机来逐步改善制度化了的极小规模、低劳动生产率、低报酬农业可能是解决三农问题的相当关键的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