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利用相关面板数据构建联立方程模型，从地区和行业层面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与先进制造业效率提升之间的产业互动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1）总体上看，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与先进制造业效率提升之间存在显著但非对称的双向互动关系，先进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拉动作用小于生产性服务业对先进制造业的推动作用；（2）分地区来看，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与先进制造业效率提升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呈现出从东部向中部再到西部的阶梯型衰减趋势；（3）分行业来看，目前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之间的双向互动主要发生在金融业，而其它生产性服务业细分行业与先进制造业之间尚只有单向关联效应。
关键词：生产性服务业；先进制造业；产业互动；联立方程模型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17（02）―0062―10
一、引言
在2015年发布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中，我国首次明确提出“实现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这一表述意味着，政府不再孤立地对制造业或服务业进行政策性支持，而是从两者的内生产业互动关系上着手，这将很可能对中国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经济增长提质增效产生事半功倍的奇效。但问题是，中国（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之间存在真实的产业互动吗？如果存在，两者具体的互动关系又是怎样的？如果不存在，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也就无从谈起，而且大量的政策性资金涌入反而会成为助推中国经济“脱实向虚”的帮凶。
在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间关系的研究中，“需求遵从论”和“供给主导论”是主流观点。但随着近些年来发达国家服务业规模的快速扩张，研究者们发现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之间开始呈现出相互促进、彼此依赖和共同发展的互动关系。然而，我国目前的制造业结构仍不合理，导致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之间内在的产业关联被割裂，未能形成良好的互动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认为，中国制造业发展主要为代工生产和加工贸易模式，不利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中国经济出现了“逆服务化”趋势。江静利用1997年、2002年、2005年和2007年中国投入产出表数据的研究也指出，虽然服务业促进了制造业竞争力的提升，但制造业却并没有给服务业发展提供市场支持，中国制造业与服务业的互动关系或许并不存在。张月友进一步区分了中国服务业与工业的产业总关联和国内关联，发现国内关联下的中国工业对服务业的发展实际上起到了阻碍作用。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研究都是从制造业整体层面进行分析，并未对制造业中先进制造业与传统制造业加以区分，由此可能会造成对中国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产业互动关系的低估。
为此，本文利用中国30个省份的相关面板数据（西藏除外），并区分先进制造业与整体制造业，通过构建联立方程模型对中国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再考察。文章结论总体上支持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之间存在双向产业互动的理论假说。其新颖之处至少有以下三点：一是在研究视角上，将先进制造业从制造业中分离出来，单独考察其与生产性服务业之间的互动关系。二是在方法处理上，所有制造业部门的数据均来源于中国工业行业统计数据库，不同于现有的相关研究基本上以宏观统计年鉴中的工业近似地代表制造业。三是在研究结论上，中国金融业与先进制造业之间存在明显的双向产业互动的实证结论表明，金融业能够有效促进实体经济发展，从而否认了“中国金融业发展过度，导致经济‘脱实向虚”’的错误观点。这些发现为我国深入推进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的产业政策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
二、经验统计与假说提出
本文首先利用中国2002年、2007年以及2012年的（42部门）投入产出表，分别计算了服务资本品率和服务投入率，对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的内生互动关系进行比较分析，进而提出待实证检验的理论假说。
服务资本品率等于各服务行业用于制造业生产活动的中间使用部分（即所谓服务资本品）除以该服务行业的总产出，能够有效地反映出各服务行业的生产资料特征。更具体地说，服务部门中一部分产出会被用作中间要素重新投入到生产活动中，这部分产出就被称为服务资本品，服务资本品与各服务行业总产出的比率实际上反映了各细分服务行业对制造业部门的贡献程度。表1是根据中国2002年、2007年和2012年的投入产出表计算的各服务细分行业的服务资本品率。从表1，服务资本品率接近或高于50%的行业大多分布于生产性质较强的服务行业。比如，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服兆时酒仿驶本在80%以上，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服务资本品率也都在60%或70%以上。这说明，作为高级生产要素的生产性服务在中国制造业生产活动中贡献巨大，鲜明地体现出了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积极推动作用。
服务投入率是制造业中间投入中除物质投入之外的服务投入占总中间投入的比重，这一指标反映了服务业对制造业各部门的嵌入水平，嵌入水平越高，说明制造业各部门对服务业部门的支撑拉动作用越强。实际上，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普遍具有资金、技术要素密集型特征，能够通过发挥知识、技术、人力资本等高级生产要素“润滑剂”的作用，加速制造业部门商品生产的“飞轮”。表2是中国制造业各细分行业部门的服务投入率。从表2看，在所有制造业细分行业中，服务投入率超过整体制造业平均水平（12.80%）的有非金属矿物制品业（15.10%），其他制造业（14.22%），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14.18%），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14.03%），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13.72%），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13.45%），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13.23%），金属制品业（13.18%），化学工业（13.06%），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13.04%），涵盖了制造业部门的大部分行业。而且，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化学工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这些都是资本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行业，先进化程度比较高。由此可见，先进制造业对服务业有着比较大的需求，而像纺织业这类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对服务业的需求则相对偏弱。因此，先进制造业效率提升将会拉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大幅提高。但结合表1可以看出，先进制造业的这种拉动作用要普遍低于生产性服务业对其的推动作用。 根据上述投入产出分析，一方面，生产性服务业作为高级生产要素，投入到制造业部门后能够发挥“粘合剂”作用，有利于降低制造业企业生产成本，进而促进先进制造业企业生产效率提升。另一方面，先进制造业效率提升也有利于通过需求引致生产性服务业规模扩大，进而带动生产性服务业加速发展。也就是说，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与先进制造业效率提升之间呈现出内生的互动关系。但这种双向产业互动似乎是非Τ频模即先进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拉动作用要小于生产性服务业对先进制造业的推动作用。实际上，从生产组织角度来看，生产性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之间的这种互动根源于专业化分工。由于专业化分工，制造业部门中大量为生产活动进行服务的各种辅助性部门逐渐从制造业部门脱离，形成独立的生产性服务业部门。这样，生产性服务业从无到有，规模逐渐扩大，在专业化和规模化效应的作用下，其对于制造业效率提升的促进作用与日俱增。与此同时，生产性服务业部门虽然从制造业部门中脱离和独立了出来，但其与制造业部门的产业关联并未发生断裂，反而变得更加迂回化。迂回式生产使制造业（特别是先进制造业）效率提升能够通过产业关联对生产性服务业产生规模更大、范围更广的市场需求，有利于带动生产性服务业加速发展。
综上，本文提出如下理论假说：生产性服务业为先进制造业提供高级生产要素，其发展有利于促进先进制造业效率提升，反过来，先进制造业效率提升也通过产业关联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提供市场支撑，两者具有非对称的内生双向互动关系。
三、变量、模型与数据说明
（一）变量选取
本文的核心变量有两个，分别为生产陛服务业发展水平（Inser）和先进制造业生产效率（Inmanuf）。首先，根据数据的可得性，使用国民经济统计中的交通运输仓储邮电业、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金融业和房地产业这5个行业近似地代表生产性服务业。因此，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可表示为上述5个行业的人均实际产值之和。其次，借鉴曹东坡等的做法，并结合相关省份在公开发布的文件中公布的先进制造业目录，将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的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它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列为先进制造业。为度量先进制造业生产效率，本文使用全员劳动生产率来表示，即以先进制造业中相关行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工业总产值除以从业人员数。此外，为了控制其他一些因素的干扰，根据现有文献惯例，使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地区开放程度作为模型的控制变量，分别以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Inpgdp）和地区出口总值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Inopen）来表示。
（二）模型设定
由于本文的待验证假说包含了可能存在的双向因果关系，如果在设定计量模型时忽略这一问题，将会导致严重的内生变量偏误，无法获得一致性估计。鉴于此，我们将通过构建联立方程模型（SEM）来解决其中的内生性问题。具体的联立方程模型构建如下：
（三）数据来源说明
本文的分析样本涵盖了2003-2011年中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省际面板数据（西藏除外）。全部数据主要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以及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和国泰安数据库中的中国工业行业统计数据库。为了使数据具有可比性，我们对其中涉及价格因素的变量使用相应价格指数进行平减处理。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为更加细致地考察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与先进制造业效率提升之间的互动关系，本文使用GMM、Ex-tended-2SLS和3SLS方法估计联立方程模型，从省际整体层面、东中西地区层面、细分行业层面等多个视角进行分析。其中，GMM和扩展的2SLS属于单方程估计法，而3SLS属于系统估计法。就联立方程模型而言，这两类估计方法各有利弊：在使用单方程估计法时，由于忽略了各方程之间（特别是扰动项）的可能联系，导致最终估计结果的有效性发生一定程度的损失；而在使用系统估计法时，其中某一方程的估计偏误将会传导至其它方程，造成系统性偏误。为便于比较分析，本文将以上方法的估计结果均列表呈现，如表3至表5所示。
表3是生产性服务业（整体）发展水平与先进制造业效率的联立方程模型估计结果。其中，模型（1）和模型（2）是普通最小二乘法（OLS）的估计结果，未使用工具变量。从中可以看到，核心解释变量和的弹性系数分别为-0.022和-0.142，且均不显著。这一结果显然是不合理的，其原因正是由于估计模型时未考虑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与先进制造业效率提升之间可能存在的双向因果关系，造成了严重的内生性估计偏误。模型（3）和模型（4）是广义矩估计（GMM）的回归结果，其中使用了因变量的一阶滞后项和二阶滞后项作为内生变量的工具变量。经过这一处理之后，模型的整体估计效果有了质的提高。首先，从拟合优度（R2）来看，模型（3）和（4）分别为0.854和0.931，相比于模型（1）和（2）的0.623和O.793，提高了13个百分点左右。从模型（3）中的核心解释变量和模型（4）中的核心解释变量的弹性系数来看，二者分别为0.099和0.463，且在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也就是说，先进制造业效率每提升1个百分点，将会拉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提高0.099个百分点。同样地，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将会推动先进制造业效率提升0.463个百分点。不难看出，中国先进制造业效率提升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之间具有显著的双向互动关系，而且，这种双向互动是非对称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对先进制造业效率提升的推动作用远远大于先进制造业效率提升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拉动作用。这一结果也是比较符合中国经济事实的。因为过去长期以来，中国制造业主要从事劳动密集型的加工组装活动，以国际代工方式嵌入到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处于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的低端环节。不可否认，这种基于比较优势的发展路径在“中国奇迹”的创造过程中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它也不可避免导致了“中国制造”的创新缺乏。中国目前的先进制造业发展严重不足，对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有限，加上近年来跨国公司纷纷在中国本土设立研发中心，利用其技术、资金等优势，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对国内生产性服务市场的供给垄断，从而也就限制了先进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拉动作用。 本文相继应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和三阶段最小二乘法（3SLS）对联立方程模型分别进行了单方程估计和系统估计，估计结果如模型（5）（6）和模型（7）（8）所示。通过比较可以发现，无论从模型整体拟合优度还是从主要解释变量回归系数值来看，采用2SLS单方程估计法和3SLS系统估计法的回归结果与GMM估计法的回归结果基本一致。这说明中国先进制造业效率提升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之间的双向产业互动关系十分稳健。
接着，本文也在联立方程模型中加入了表示东中西部地区的虚拟变量与核心解释变量的交互项②，考察先进制造业效率提升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之间产业互动关系的地域差异。其估计结果如模型（9）和模型（10）所示。根据模型（9）和模型（10），发现核心变量及其与表示地理因素的虚拟变量交互项的弹性系数基本上都表现出较高的统计显著性（置信水平为1%或5%）。具体来看，在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先进制造业效率提升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弹性系数分别为0.133、0.026和0.01l，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对先进制造业效率提升的弹性系数分别为0.747、0.386和0.085。也就是说，东中西部的先进制造业效率每提升1个百分点，将拉动相应地区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分别提高0.133、0.026、0.011个百分点；反过来，东中西部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将推动相应地区的先进制造业效率分别提升0.747、0.386、0.085个百分点。从中至少可以得到如下两点结论。其一，即使控制了东中西地域因素，中国先进制造业效率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之间的双向产业互动关系仍然十分显著。这表明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之间的这种产业互动并非是发生在中国某一地域范围内的独特现象，而是发生在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的普遍现象。其二，不论是先进制造业效率提升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拉动作用还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对先进制造业效率提升的推动作用，均呈现出从东部向中部再到西部的阶梯型衰减趋势。换言之，愈靠近西部的省份，先进制造业效率提升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愈加微弱。更具体地说，在先进制造业效率提升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拉动作用上，东部地区高出全国平均水平35.7%，中部和西部地区则分别低于全国平均水平73.5%和88.8%；在生产性服务业对先进制造业的推动作用上，东部地区高出全国平均水平65.3%，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4.6%和81.2%。造成这种地域层面上的阶梯衰减型产业互动关系的原因是多样的，既有经济性因素，也有制度性因素。笔者认为，东部地区由于地处沿海，基础设施完备，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同时制度与市场环境也更加软化，从而，生产性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容易得到充分发展，有利于两者间的互动协同。相比较而言，中部和西部地区适合生产性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土壤相对缺乏，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两者之间互动机制的发育。
此外，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也值得关注。根据模型（9）和模型（10），Inpg却的系数估计值分别为0.469和0.508，均在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这表明经济发展水平提高能够明显地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和先进制造业效率提升。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产业互动的这种高度相关性，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之间的产业互动关系由东向西的阶梯型衰减趋势。Inopen的系数估计值分别为-0.081和0.188，且在l%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这表明地区出口贸易增长能够提升先进制造业效率，但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似乎不利。一个可能的解释是，长期以来高端生产性服务的同外供给对国内本土供给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挤出效应”，从而导致国内本土的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发育不足。实际上，“中国制造”产品中的技术含量并不高，大部分制造业仍然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主要利用本土廉价的劳动力要素，进而实现比较优势转向出口优势，即使少量先进制造业的高端生产性服务需求，一般也通过服务外包的形式向发达国家采购或定制，进一步压抑了本土生产性服务市场。在这一过程中，我国并未能将出口红利的外溢效应有效地扩散至本土的生产性服务企业。以上实证结果，支持了本文提出的产业互动假说。
为进一步考察产业互动假说的稳健性，本文也基于中国整体制造业的数据样本，应用上述相同方法估计了中国整体制造业效率提升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之间的产业互动关系。联立方程模型的所有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从表4，发现本文主要关注的变量估计结果统计性质与上述分析基本一致。通过比较，就制造业效率提升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拉动作用而言，整体制造业与先进制造业不相上下。但反过来，就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对制造业效率提升而言，整体制造业要弱于先进制造业。这表明，在考虑产业间存在内生性的前提下，整体制造业效率提升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之间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双向产业互动，但互动程度要比先进制造业弱得多。
表5是生产性服务业细分行业与先进制造业之间的联立方程模型估计结果。其中，模型（1）（2）、模型（3）（4）、模型（5）（6）、模型（7）（8）和模型（9）（10）分别估计了交通运输仓储邮电业、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金融业以及房地产业这5个生产性服务业细分行业与先进制造业的产业互动关系。根据表5的估计结果，可以得出：首先，先进制造业效率提升对除交通运输仓储邮电业和房地产业之外的生产性服务业均具有明显的拉动作用。具体而言，先进制造业效率每提升1个百分点，将分别能够拉动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金融业0.083、0.132、O.545个百分点。其次，除交通运输仓储邮电业和住宿餐饮业之外的各细分生产性服务业对先进制造业效率提升均产生了明显的推动作用。具体而言，批发零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的发展水平每提升1个百分点，将分别推动先进制造业效率提升0.348、0.291、0.358个百分点。综上可以发现，生产性服务业细分行业中的批发零售业和金融业与先进制造业之间催生了较为显著的双向产业互动关系，但先进制造业对批发零售业的拉动作用只有微弱的0.083（弹性系数）。可以认为，目前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之间的双向产业互动主要发生在金融业中，而其它生产性服务业细分行业与先进制造业之间仅具有单向的产业关联效应。这可能与中国先进制造业发展起步较晚有关。事实上，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就迅速着手布局先进制造业发展，如美国《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德国《工I4.0计划》等，而我国2015年才发布《中国制造2025》，先进制造业发展才刚刚起步，还无法充分地吸收和利用生产性服务业中的各种高级生产要素，因而目前中国的先进制造业无法与所有生产性服务业细分行业催生出成熟的双向互动关系也在情理之中。但是，金融服务业与一般生产性服务业不同，其本身就是知识资本、人力资本和技术资本密集度较高的行业，这与先进制造业效率提升的前提条件不谋而合，而且金融服务在企业进行市场战略调整、定位以及兼并重组等各方面均具有决定性作用，从而，金融业与先进制造业之间相对容易催生深层次的双向互动关系。上述实证结果，进一步验证了本文的产业互动假说。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首先根据中国2002年、2007年和2012年的（42部门）投入产出表，计算服务业各细分行业的服务资本品率和制造业各细分行业的服务投入率，对生产性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之间的产业互动关系进行初步探析，并提出产业互动的理论假说，进而使用相关面板数据构建联立方程模型对这一理论假说进行了计量检验。主要研究结论是：第一，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与先进制造业效率提升之间存在非常显著的双向产业互动关系，但这种双向互动是非对称的，即先进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拉动作用要小于生产性服务业对先进制造业的推动作用。第二，从东中西分地区来看，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与先进制造业效率提升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呈现出从东部向中部再到西部的阶梯型衰减趋势。第三，从生产性服务业细分行业来看，目前只有金融业与先进制造业之间催生了较为成熟的双向产业互动关系，其它生产性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之间的双向产业互动并不强烈，而是更多地表现为单向的产业关联。
这些发现对于我国如何进一步推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两者的互动协同发展具有重要的⑹疽庖濉Ｊ紫龋在全球化竞争进一步加剧的背景下，我国制造业尤其是先进制造业要实现向产业链高端攀升，占据全球价值链的“链主”地位，从产业互动视角来看，必须要大力发展现代生产性服务业。一方面，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确实能够促进先进制造业节约成本、软化生产过程，从而推动我国先进制造业效率的加速提升。另一方面，近几年来，中国服务业发展确实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已经逐渐成为我国第一大产业。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仍十分滞后。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制约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发展的政策效果，不利于我国在国际分工深化下的产业价值链升级。其次，发展现代生产性服务业也离不开先进制造业的需求支撑。因为与传统制造业相比，先进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中间需求更大。通过这种中间需求，先进制造业效率提升能够直接作用于对生产性服务业的拉动。然而，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起步较晚，目前还远不能发挥出对生产性服务业的拉动作用。再次，金融业与先进制造业之间的双向产业互动，表明金融业的发展是有利于推进先进制造业效率提升的，能够促进实体经济繁荣。因此，目前一些学者关于“中国金融业发展过度，导致了中国经济‘脱实向虚’”的论调是站不住脚的。实际上，中国目前金融业的发展，无论从对国民经济各行业的覆盖面还是从市场渗透率来说，都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
要真正形成生产性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之间产业互动的良性循环，必须立足于巩固两者之间的内生关联，既要加强生产性服务业对先进制造业的积极推动，又要维护先进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市场支持。在具体政策取向上，一是要重点进行生产性服务业体制改革。目前我国的交通运输、电信信息、金融等生产性服务业部门，仍存在着严重的进入壁垒。这些壁垒或由自然垄断导致，或由行政垄断导致，但都制约了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在部门间的自由流动，扭曲了我国服务业发展过程中的资源配置，从而使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竞争力受到了很大程度的抑制，造成国外跨国公司生产性服务业对国内本土生产性服务业的替代性挤出。因此，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应将生产性服务业体制改革作为一项重点任务来推进。二是要加快推进创新驱动战略，使互联网信息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实现深度融合，发展模块化、定制化生产，扩大先进制造业对高级生产性服务的中间需求和市场规模。发展创新型经济，一方面，能够缓解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企业用工成本上升、资源环境承载力趋紧等一系列压力；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中国经济凭借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互动协同，摆脱“微笑曲线”低洼地带，实现转型升级。三是要努力推进区域协作发展，缩小东中西部地区差距。其中，最为关键的是要发挥东部发达省份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产业互动发展对于中西部相对欠发达省份的带动和示范效应。根据产业生命周期理论，一些在东部接近淘汰的产业，可以根据当地资源禀赋条件适当地向中西部转移，进而驱动中西部地区产业发展水平的提升。同时，中西部欠发达省份也应积极借鉴东部发达省份的产业发展经验，利用自身比较优势推进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互动协同，促进当地经济加速腾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