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庭律师是干什么的？
英剧《脱罪大师》一上来就用大律师波顿和一个小学生的对话回答了这个问题――
“如果有人看到你偷了同学的笔，而你说你没偷，我的职责就是证明目击者看错了。”
“要是我真的偷了笔呢？”
“那你就有罪。”
“但如果我说我没偷，是看到我偷的那个人眼神不好，而你的嘴皮子又很厉害，他们也不能确定我偷了呢？”
“这样啊，那就叫合理怀疑。”
“那我就能把笔留下了？”
“……那就是侥幸脱罪。”
美剧《逍遥法外》的开宗明义更加直白：“我是Keating教授，这里是《刑法学基础》课，或者更确切地说――如何逍遥法外。”
逃出道德困境
我曾听一位大律师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巴黎最高法院的群雕里，排第一的既不是大律师工会主席，也不是大法官，而是马尔泽布。当年路易十六接受法国国民公会审判的时候，雅各宾派的革命党不许律师为他寻求司法公正，威胁他说如果敢为国王辩护，就要和他一样被杀头。马尔泽布在“保全自己性命”和“按照宪法为国王辩护”之间选择了后者，最终也被砍了头。但法国人后来很后悔，认为杀马尔泽布无异于践踏法制，建了雕像予以警示――律师的职业道德，就是在现行法制之下，为当事人争取最大的利益。
但是当一个律师明知当事人有罪，还要颠倒黑白为他作无罪辩护时，马尔泽布的故事就无法为他提供道义上的支持了。
从理智上讲，我们都看过《杀死一只知更鸟》，当然明白嫌疑犯也有人权，更何况在被判有罪之前，所有人都是清白之身。但如果你和我一样看《脱罪大师》的时候开了弹幕，就知道“明白是一回事，实感又是另一回事”――群众对刑辩律师的理解，基于“为这样的人渣辩护，你也别无选择”。而一旦发现律师绞尽脑汁寻找法律漏洞，替明摆着的杀人犯脱罪，我们的反应就会立即变成愤怒、辱骂。要是这个律师同时还抱着一战成名、日进斗金的私心，民愤更会升级。
这种时候，美国律师一定很羡慕英国律师，因为他们可以规避这样的道德风险――脱罪大师就曾对他的当事人明说：“我是你的辩护律师，（法律规定）如果你以任何形式私下向我承认有罪，但公开坚称无罪，我马上出去，只支持你做有罪辩护。”
而换作美国律师，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总是在重复一句话：“你必须告诉我实情，否则我无法为你辩护。”所以银幕上的美国律师总是被逼分为两派，一派为自己寻找道德支持，比如《律师本色》的男主：“作为刑辩律师，大部分时间我都在为毒贩辩护，帮有罪的人，要不了多久就非常疲倦……为什么还要做这工作？因为时不时我就会遇到一个无辜的人被指控，这就是我的职责。”而另一派选择不顾一切地逃出“枉”和“纵”的道德困境，比如《律政狂鲨》的男主就这么告诉自己：“正义是上帝的事，你只管打赢官司就好。”
修辞学的胜利
真相不只有一个――这是所有刑辩律政剧存在的基础。20年前的刑辩剧，流行讲故事，讲平静海面下的巨大冰山，讲人性，讲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嫌疑犯人权。但是现在，观众对逆转来逆转去的故事已经审美疲劳。比起人性，他们更喜欢看可被操控的人性。
这一群人，就是洛杉矶TNTG律师事务所的大鲨鱼们。专打社会名流棘手大案的他们深知，在法庭上，最重要的不是法官，而是如何取信于来自天南地北的12个普通人。他们族裔阶级不同、性别信仰不同，连喜欢的球队都不同，他们控方的话听一点，辩方的话再听一点，谁都不知道最后从他们嘴里说出来的那个词会是“有罪”还是“无罪”。
但大鲨鱼们对此却了如指掌。他们花钱打通关系，以便选择更有利于当事人的陪审团――当雇主是杀妻嫌疑犯时，律师会选择理智型的男性，因为他们“更重视证据而非感情”;而当雇主是需要同情的女犯时，则会选择“更有同情心的拉丁裔女性”。
在正式上庭之前，律师们会组织好几次“模拟庭审”：请来观众扮演12个陪审员，听取律师的辩护，观察被告的反应。观众每个人手里都握着一只拨盘，用数据无声地表达他们的好恶。而最终，律师会根据测试的反应来调整自己的辩护方式。甚至到了真正的法庭上，他们也会偷听陪审团的窃窃私语，随机应变。
在银幕上，刑辩律师们多被塑造成狂鲨猛兽，处在食物链上端的他们总是一身笔挺的阿玛尼西装，看起来自大又骄傲，每个人都长着一条三寸不烂之舌――这种外形塑造，恐怕不是偶然。
“陪审团会根据一个人的外表而不是谈吐来判断一个人，听起来很肤浅是吧，但这是真的。”无论《金牌律师》还是最近很红的大卫・芬奇电影《消失的爱人》，都在向我们灌输这样一个事实――“长得帅=无罪”。
同样是杀妻案，《金牌律师》要求被告做这么几件事：第一，抢时间自首，获得保释权，以免先被抓进去关上两天，等正式上庭那天已经蓬头垢面满脸憔悴。第二，换一套便宜点的西装，免得看起来太有钱惹人反感。第三，正视法官，说“我无辜”的时候语气要诚恳。第四，提起自己女儿的时候不要说“我的女儿”，要直接称呼她的名字，显得亲近。
而《消失的爱人》同样对嫌疑人进行模拟应答，扮诚恳，博同情。一旦当事人露出自鸣得意或者紧张的状态，律师就朝他身上扔小熊糖。
为了取胜，律师们变得宛如明星经纪人。他们不仅要确保当事人衣服穿对、情绪对、话说对，连证人的仪容都要照顾到。“然后就看陪审团相信谁了。”听起来是不是很像出轨艺人开记者会？高领端庄衣服穿好，眼泪落得不迟不早。
第三类法庭
“警方已将罪恶昭彰的嫌疑人火速逮捕……”电视上，美女新闻主播滔滔不绝。电视下，律师们满脸兴奋：“说吧，继续说吧，甜心，我们就要告你诽谤了。” 在TNTG律师事务所，主脑Ron Trott是出了名的媒体控制高手。他有一句名言：“刑事案件的报道范围越大，打赢官司的几率就越小。”但是他也深知，控方只有在证据寥寥、信心不足的时候，才会利用媒体扩大舆论影响。
媒体，就是控辩双方共有的一把枪。
在美国，媒体的新闻自由和法庭的公正审判，都有各自的法源作为依据。当二者出现矛盾时，也有一些对应的方法，比如“禁声令”：一旦法官对某个案件发布了“禁声令”，媒体就不能再对该案进行报道，当事人、律师、法庭工作人员，也不得向媒体透露案件审理情况――就是为了确保“全世界都认为你是凶手，即使你不是又怎么样”这种情况不会发生。
但在实际操作中，或者说至少在好莱坞的影视剧本里，要钻这条法令的空子实在太容易了――律师大可以把案情“不经意地”透露给酒保，酒保再转述给枕边人，枕边人碰巧又是个公关，熟识不少小报记者……一传十十传百，等到追究的时候，谁还会记得那个乔装步入酒吧的律师？
“不是法官，而是CNN的下一条60秒新闻播报，决定你有罪无罪。”Ron说。
而在英剧《脱罪大师》里，波顿律师反其道而行，借助“全世界都认为你是凶手”，打赢了一场看起来不可能赢的官司――女尸被挖双目，死状惨不忍睹，嫌疑犯不仅身染血迹出现在犯罪现场，还付费浏览过“极端色情网站”，“其中一些变态图片与死者相似度极高”。
辩护律师提出的质疑是：“当事人有可能被盗了信用卡号，本人没有浏览过那些网站。我已申请延期调查，但法官未予批准。”――看起来不堪一击，但很有效。即使尚未证实盗号真假，法官的脸色已经变得很难看：“抱歉，我们刚刚出现了程序问题，你们跟我到房间里来。”
房间里，面对有目共睹的真相，法官仍然不得不宣布：“嫌疑人被无凭无据地断言为极端色情片消费者，错误地扣上帽子，还泄露到了媒体上，使他被贴上了虐待狂、变态的标签。考虑到舆论影响，已经无法保证他获得公正的审判。我宣布解散陪审团，释放被告。”
只需要一个小漏洞
狠是英国人狠。美剧至少还得花心思编一些案件重演的罗生门“剧情”，而英国人赤裸裸地告诉你，脱罪哪需要什么证据？何劳寻找其他嫌疑人？你需要的，只是一个小小的程序漏洞。
一方面，英国以拥有一套出色的司法体系闻名――陪审团制度，庭审抗辩，排除非法证据，超越合理怀疑，还把律师分为事务律师和出庭律师，重大案件都至少有一名事务律师和一名出庭律师共同辩护，既保证刑事辩护质量，又保持出庭律师的相对独立――出庭律师不能直接接触委托人，也不能挑选辩护对象。
但另一方面，数不清的英国律政剧，又不断在对这个公认良好的司法体系进行嘲讽。2008年的《司法正义》，律师最终因为维护程序正义而失去实质正义。2013年的《脱罪大师》更进一步，吐完这一槽之后又补了两刀――第一刀，辩方律师设局引控方律师入套，破坏证据合法性;第二刀，熟稔刑法的律师本人充当上帝角色干掉了法庭未能定罪的嫌疑犯，然后利用法律漏洞金蝉脱壳。
“DNA样本可能受污染。”这个辩护理由听起来是不是很耳熟？没错，当年轰动美国的辛普森杀妻案，很大程度上就因为这个理由翻了案。所以《金牌律师》才会说：“找对了律师，你就拥有了世界上最好的司法体系。”所以《皇家律师》的编剧才会把律师这个充满争议的行业誉为“最丰富的戏剧之地”。
身为观众，我们一边享受银幕上律政狂鲨们翻手云、覆手雨的快感，一边又因为从小受到的正常道德教育，总是不自觉地希望站到代表实质正义的那一个梯队去。当观众被放在犹如12个陪审员的位置观看《金牌律师》时，最紧张的一刻，并不是激烈的法庭辩论，而是每到一集结尾一定会出现的“真实案件重演”――在那“第一恐惧”一般的时刻，我们多怕看到辛辛苦苦翻过来的案，最终却是助纣为虐。
